居住区位对移民融合的影响
移民的融合是一个多维过程，本文聚焦两个关键维度：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指移民的收入与背景类似的本地人相当，采用户主的月收入作为测量指标。社会融合描述了移民在主流社会逐渐适应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以及参与各类社会关系的过程，采用是否与本地居民建立友谊关系（群际友谊）作为衡量指标。社会融合较好的移民，应能在本群体以外建立社会关系；反之，则只与同籍贯人士结交往来。在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其大多数朋友的主要籍贯，答案分别为同县、同市、同省、外省、上海及不同籍贯等。
表5-2对比了中心城区移民和郊区移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及融合情况。结果表明，两个群体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心城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近半数（49.2%）受访中心城移民拥有大学以上学历，高出郊区移民（28.5%）近一倍。中心城区移民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也较高，如行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而产业工人的人数较少。在户籍特征上，半数以上的中心城区受访移民来自城市，而三分之二的郊区移民来自农村地区。虽然这两个群体中均只有少数人获得上海市户口，但中心城区拥有更高比例的“新上海人”。就移民的经济和社会融合状况而言，中心城区显著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移民的平均月收入约为郊区移民的1.8倍。同时，中心城区移民较之郊区移民，与当地人发展友谊关系的比例更高（前者为37.7%，后者为16.7%）。即便如此，两个群体中均有相当数量（分别为59.0%和81.3%）的被调查者表示其多数友人为同乡。
表5-2 中心城区与郊区移民的移民比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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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验证居住区位对移民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独立影响。由于收入数据往往是不对称的偏态分布，按照惯例对户主月收入取自然对数作为经济融合模型的因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社会融合模型中，建立二分变量表征受访者的社会关系是否融入了当地（是=上海本地人及多样化=1，否=其他移民=0）作为因变量，采用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居住地被编码为简单的二分变量，表征受访者居住在郊区或中心城区（郊区=1，中心城区=0），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此外，采纳已有移民融合研究中广泛探讨的其他变量，来控制可能影响移民融合的其他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标准是受访者是否拥有高等教育学历（是=1，否=0），因为这是移民在城市正式定居的主要条件之一。职业根据《中国职业标准分类》进行编码，分为三类：蓝领，白领，其他。较长的居留时间（年数）可以扩大移民的接触面，大大增加其融入城市的机会。户口所在地和户口类别用于表征影响移民融合的制度因素。此外，模型中还包含其他社会人口变量，如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来控制个体特征的影响。
表5-3显示居住区位对移民经济融合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居留时间等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均会对移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男性移民收入高出女性移民20%。大学及以上学历反映了移民的人力资本，会对收入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全模型中并不显著。白领受访者的收入高出蓝领、退休和无业受访者近30%。居留时间对移民的收入影响显著，在上海每多居住一年可以提高13%的收入。然而，移民的户籍情况（户口所在地和户口类别）不会对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表5-3 移民经济融合影响因素的OLS回归模型(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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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ρ＜0.05；**ρ＜0.01；***ρ＜0.001。
在全模型中，当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居住区位对移民的收入影响仍然显著为负。这表明即使具有同样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年龄、学历、职业等，居住在郊区的移民的平均收入比中心城区移民低18%。这一变量留在向前逐步回归模型中，进一步证实居住区位是移民经济收入（经济融合状况）的决定因素之一。
表5-4是移民社会融合的逻辑回归结果。年龄和大学以上学历，能显著提高移民与本地人建立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特别是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将建立群际友谊的可能性提高3.5倍。此外，在上海多居住一年，与上海本地及其他地方的人建立友谊的可能性便会增加一倍。有趣的是，相对于来自农村的移民，来自城市的移民与本地人及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建立友谊的可能性高得多。虽然这种影响在全模型中并不显著，但这一变量保留在向前逐步回归模型中，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即便具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属性，来自城市的移民更容易融入目的地城市的社会生活。
表5-4 移民社会融合的逻辑回归模型
（续表）
说明：*ρ＜0.05；**ρ＜0.01；***ρ＜0.001。
在全模型中，在控制其他个人属性影响的情况下，再次发现居住区位会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在上海郊区居住，使其建立群际友谊的可能性减少一半。居住区位变量也保留在向前逐步回归模型中，表明它是移民能否在自己群体以外建立社会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