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些天，我时常怀念焦菊隐先生。我想到他一生的业绩，也想到他工作的态度。前几个月我遇见他的两个女儿——世宏、世安。她们生得那样像菊隐先生，更使我想起她们的父亲。

我和菊隐先生不能算是深交，但也不能说认识得很浅。我读他写的诗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他大约已经燕京大学毕业了。好像他的诗登在《晨报》副刊上，我感觉他的名字很别致，我想“菊”大概是代表了“菊部”，就是戏曲的统称。我猜想他大约在很早的时候，便对戏曲很有兴趣，因此才起了这样一个笔名。果然，以后他为戏剧事业是尽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国的话剧事业中，我和他合作了多年。

在林彪、“四人帮”猖狂的时期，我和他同住一间“牛棚”。十几个人同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潮湿，不见阳光，身下垫着稻草和自己家里送来的一些被褥。我终日不听见他说话。即便到晚上九时以后，大家都叹了一口气：“这一天算是过去了！”尽量欢谈一会儿，他也不参加。有时他自己补衣服，针脚之好，连妇女都比不上。夏秋之际，就赶紧自己缝棉被。地铺本来很小，他总整整齐齐地铺好，又规规矩矩地收起来。他洗涤衣服在我们关“牛棚”的人中是最干净的。我曾问他：“你怎么洗得那样干净？”他回答说：“用力地洗，多洗几遍，就行了。”这句话我感到含意很深，确实他无论做什么都很严肃认真，尤其是他所从事的戏剧事业。

菊隐先生真可谓博览群书。他读书既博，而且研究事物很深。他藏书极多，一屋子一屋子都整整齐齐地装满了他心爱的书，中外都有，有些书是好版本。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有时为了一些比较隐僻的问题去请教他，他总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而且可以立刻从书中找出他所根据的原文给你看，那些话在某页某行，使你不但折服他知识的渊博，也惊叹他记忆的精确。一般来说，他真是问不倒，驳不倒，是一个活的百科全书。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他确实被制服了。各种难以胜任的劳动加在他身上。回到“牛棚”后，他流一身汗，喘吁吁地坐在地铺上，一句话也不说。

有人曾说他这个人相当“冷”，我回顾一下，他并不是这样。经常有些陌生的人来向他请教戏剧方面的问题，他总是非常热心而且细致地解答，从不厌倦。他的女儿才三四岁的时候，我见过他自己一面读书，一面哄她睡觉、吃饭，那样的父爱是很少见的。后来我们一同在“牛棚”，一个冬日，他的小儿子——世宁，独自来看他。他望着儿子，帮他理衣服，擦脸，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玩具，又掏出几张邮票给他。到了时间，小儿子叫了一声“爸爸”，就走了。他于是又沉默地坐着。他那时心脏病很厉害，他曾给我看他的腿，一按一个坑，久不恢复。但他还得干很重的劳动，并且不断写检查，听说有数十万字。(https://www.daowen.com)

菊隐先生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导演。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他导演了许多好戏，融合了西洋和民族传统的戏剧艺术的精华。因此，他导演的戏都十分耐人寻味，有其独特的风格。无论中外，凡看过他的戏的人，都被他卓越的手法和严肃精神所吸引。他有他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是自成一个学派的。在解放前，他办了中华戏曲学校，造就了许多京剧人才。他的学生有不少是今天著名的京剧演员。他有一段时间确实朝夕寝馈于京剧艺术，后来他又留学巴黎，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他的学问不仅在于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我曾有一天清晨见他从首都剧场出来。我问他为何这样早来，他说他忙了一夜的灯光。人们告诉我，焦先生常常亲自爬到舞台高处去安排灯光，一定要达到他所要求的诗的境界。又如布景，他总是改了又改，有时甚至改几十遍，对舞台美术专家们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的这些学问应该有许多专家为他著述，保存下来，使后人能够继承它、发展它。

因此我觉得《焦菊隐戏剧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在戏剧界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还应该陆续收集他每一个著名的演出的导演场记，如同《龙须沟》《茶馆》《蔡文姬》等等，一本一本地整理好印出。这是活的导演艺术，其中不止表现出他的学识，也表现出他对生活和社会的知识。

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二十多年中，培养了许多好演员，也培养了一些好导演。我觉得他从前所下的工夫，不论在西洋戏剧或民族戏曲的研究上，都是为解放后他的话剧导演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一生的修养和造诣，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百花园中，开出了最艳丽夺目的奇葩。他的艺术需要后人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对这一点我们一点也不能低估。

他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去，含恨死去，没有能全部完成他的抱负。尤其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还被召去到山地进行“拉练”，使他的病一天天加重。这样一个卓越有才能的戏剧艺术家这样死去，使我们这些幸而活着的人们一想起来，便万分痛心。他这十几年的光阴被“四人帮”夺去，而这十几年是他本可以用来创造多少精神财富的光阴呵！

曹　禺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