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悬崖生活
在绝壁上凿炮眼难度很大，悬吊在半空难以发力，因此用手工凿的炮眼不深，炸药也不多，更主要的目的是炸出能够踩脚的地方。经过实践，村民们总结出打炮眼的技巧：先用钢钎在岩石上打一个洞，加一点炸药，把石头震碎，再取出震碎的石头，放进去一二十公斤炸药，这样就能炸开更大的面积。
一声又一声闷响之后，村民们在绝壁上炸出了能够施工的立足之地，有了这珍贵的立足之地，才可能向两侧扩展。公路就在炮声中顽强地在悬崖壁上一段一段延伸。
修路是在绝壁上进行，施工条件恶劣，尽管大家都遵守安全规则，可是在极度危险的地段用简陋工具施工，危险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到来。
村民王先银在工地上撬石头时，不小心摔进5米深的鱼儿溪河坝里，送到医院检查，肋骨断了一根。所幸王先银所在工段的河坝不算深，如果是在前面更深的河坝，后果不堪设想。
毛相林放下工具，先送王先银到竹贤乡医院。等到王先银住进医院后，他再下山，准备向王先银的家人说明情况。
下山后，毛相林抓紧时间抽空回家一趟。毛永义已经得知王先银摔伤的消息，对着刚刚回家的毛相林发火：“几个支书都修不了路，你要逞能。路才修这么点点就有人受伤，你硬是要把人整死才罢手？”
毛相林知道父亲是为自己好，修路死了人是真不好向村民交代。他性格倔强，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道：“路修不通，下庄就没得发展。好不容易起了头，不能说停就停。”
毛永义“哼”了一声，道：“你现在是骑在虎背上，不修也得修。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毛相林道：“遇到这么点困难就退缩，不是我的性格。我们下定决心要把路修通，大家在一起发了誓的。”
毛永义深知儿子那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性格，沉默了一会儿，道：“私钱洞和鸡冠梁那边更险，千万小心，别死人。你等会儿去给王先银家里好好说，别人骂两句，不要还嘴，要听到。”
毛相林来到王先银家里，找到王先银母亲，很内疚地讲了王先银摔伤之事。
村民在绝壁上开辟天路
睡在山洞里的修路人
王先银母亲大度地道：“毛书记，先金刚才回家，已经给我说了。这事不怪你们，是先银自己不小心，你不要担心。他这个娃儿平时做事就是毛毛躁躁，唉，现在得了教训，以后会好点。毛书记，山太陡了，你们以后修路一定要小心，有事无事拜拜菩萨。”
王先金是王先银的哥哥，也在修路工地上。当毛相林送王先银到医院的时候，王先金回了一趟家，提前给母亲说了工地上发生的事。
听了王先银母亲一番话，毛相林很是感动，有这么好的村民，路一定得修好。
从王家出来，毛相林回到工地上，召集杨元国、杨元鼎、杨亨华、袁孝恩等村社干部开了安全生产会，制订了更详细的施工安全生产措施。随后，所有工段都再次召开安全会，讲了安全生产细则。
在崖上施工，只要小心一些，摔伤等事故还可以控制。但是，在悬崖上开路必须放炮，放炮必然震松岩石，山石飞落没有任何预兆。当时的施工环境以及施工设施设备，根本没有能力防飞石。无奈之下，毛相林只能嘱咐大家千万要小心，多观察上方岩石的情况。
尽管大家都很注意安全，可是在绝壁上施工，稍有不慎，受伤难免。村民刘道珍在悬崖上打炮眼，一方石块落下来，砸在他的身上。身下是万千深渊，刘道珍强忍剧痛，死死抱住岩石上的飞钻，这才幸免于难。(https://www.daowen.com)
村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真正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作风，为了追求幸福，战天斗地，毫不退缩。
施工条件恶劣，生活条件同样异常艰辛。
施工地点距离其他生产队的人家很远，参加施工的下庄村村民没有办法借宿。每天回家又会浪费大量时间，耗费精力。开工以后，参加修路的村民吃住都在工地上，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回家后还得为工地带回红苕、苞谷、大米等口粮。
悬崖上的工地并不是大家常见的设施齐全的工地，没有标准住房，只能在绝壁上的洞穴缝隙或者新开出来的悬崖等地落脚睡觉，男女都是如此。不少危险地段，村民们所睡之地距离悬崖也就是一个翻身的距离。在最窄的地方，村民们睡觉时还要在腰杆上拴根绳子，另一头拴在岩缝里的老树根上，免得夜里翻身掉下悬崖。
若是运气好，找到比较平展的地方，就可以搭一个由木棒、塑料布或茅草组成的临时窝棚，这种临时窝棚对于村民们来说已相当于宾馆了。山顶风大，夜晚更是风疾声响，临时窝棚上的塑料布或茅草经常被吹得无影无踪。
若是运气不好，岩壁找不到平整地，他们就要钻进狭小的岩洞岩缝，和野山羊、猴子等共处。
在村民最初来到山崖施工时，猴群感觉受到侵犯，非常愤怒，时常向村民扔石头。它们几十号聚在一起吼叫，在山崖上跳来跳去，向村民们示威。最初炮声响起时，猴子受到惊吓，常躲在洞里发抖。时间久了，猴子适应了炮声，纷纷蹲在岩对面，看村民放炮，有时还摇晃树枝，呐喊助威。与山羊相比，当村民钻入它们的山洞时，猴子更具反抗精神，会朝人们摇树枝扔石头，还趁人们劳动时拿走衣服裤子，挂在树上示威。
修路不仅是男人的事情，下庄的女人们同样为修路付出了很多。
毛遂自荐代替丈夫当了社长的陈正香果然没有拉稀摆带，开工以后，背着粮食和工具，带着17个大男人来到了鱼儿溪。在三社的工段上，谁打炮、谁出土石头，谁砌坎子，陈正香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本人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不仅本社男人服气，其他社的男人也竖起了大拇指。在村里组织的工段互相考评中，她多次获得好名次。
张国香的丈夫长期生病，没有劳动力，女儿正在读书。当村两委开始筑路动员以后，她主动以“两天劳动力抵一天”的方式来到工地上。张国香已经52岁，和陶中翠等女同志负责不同工段的煮饭任务。她没有把自己当成老年人，努力完成分给自己的任务。一天工作结束，小伙子们都累得腰酸背痛，张国香就给他们讲故事，或者唱几段山歌。小伙子们躺在草窝里，听张国香唱歌，一天的劳累就烟消云散了。下雨天，工地无法施工，张国香就帮大家洗衣服、补口子。当公路修过私钱洞后，张国香每天要步行5公里到鱼儿溪背水，还得穿过1公里多刚打出来的岩路，有的路段很险，要拉着藤蔓才能经过。每天煮饭要用水200多斤，她背一个能装50斤的桶，提一个10斤的桶，要来回三趟才能满足一天所需。这个工作十分辛苦，张国香任劳任怨，一点没有叫苦。她年龄稍长，又有亲和力，在崖上给村民们建了另一个“家”，能把大家团结起来。每天吃饭时，村民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谈天论地，身体的疲乏和精神的紧张都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往返背水的女同志
下庄人在工地上煮饭吃
陶中翠的丈夫去世了，屋里屋外都靠她一个人。由于家里经济紧张，没法交钱抵工，她便主动上山修路。妈妈上山修路后，12岁的儿子顶起了家门，在读书的同时还要带妹妹、煮饭、喂猪。陶中翠在休息之时，站在崖上朝下庄张望，想起没有爹又“没有”妈的儿女，心疼极了，无数次抹眼泪。眼泪归眼泪，心疼归心疼，但她没有被困难吓倒，一直坚持在工地上。
杨元柄的丈夫吃了官司，家里只有她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娃娃。稍稍大一些的大儿子只有十来岁，为了求生活，被儿子的幺爸带出去学厨师。修路只能由杨元柄去，剩下一个姐姐带着两个弟弟，而姐姐也不过11岁。来到工地以后，毛相林考虑到杨元柄是女同志，安排她在工地做饭。工地开工早，杨元柄得在早上4点钟就起来做饭。等到村民们开工以后，她就去背炸药，背一袋炸药能记2.5个工分，上午背2袋，记5个工分。背完炸药以后，杨元柄和张国香一样，还要赶紧到鱼儿溪背水，背水是为了煮饭，同时也为了村民们能清洗。在工地上忙一天，一身尘土被汗水裹在身上，不洗会非常难受，还容易生病。他们清洗身体的水，全是杨元柄等女人背回来的。到了工地，杨元柄不把自己当女人，拼命干活。每次回家取粮食，看见女儿带两个弟弟，心疼得想哭。可是也没有办法，每个家庭都要为修路做贡献，杨元柄家也不能搞特殊。
王先翠也参加修路。他们那一班6个人，唯有她一名女性。她负责煮饭，背水。每天背两次水，天麻麻亮就出发，从鱼儿溪背上去。用塑料壶背，每次背30～40斤水。第二次回来已是太阳落山。水背回去，用来煮饭。男人们修路，满身是灰尘泥土，用水来洗脸洗脚。背水回来时，太阳还没落坡，赶紧煮饭。把参加修路的村民从家里带来的土豆、苞谷、面条等粮食煮成一锅，收工后，大家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上山的时候，她30多岁，女儿5岁了，等到修路出来，女儿已经能做家务事了。在这几年里，作为母亲几乎没有管女儿。女儿看见从山上回来的母亲总是怯生生的，想亲热又不敢。
在工地上的妇女最初是单独住在一起的。有一天晚上，毒蛇溜进了两位妇女的铺盖窝。受到惊吓的妇女抓起蛇扔到山下，却再也无法入睡。两人在岩洞里相依而坐，泪水串串滴落。此事后，为了保证安全，毛相林给各个班组提出要求，不论男女，都要睡在一起，这样相互之间才有照应。从这以后，杨元柄、陶中翠、张国香等到工地上的女子都穿着衣服与男性村民一起挤在窝棚里。
除了到工地上参加劳动的女人外，留在家里的女人们也为修路做出了很大贡献，军功章里也有她们的一半。男人们大多数都上山修路，不是一天两天，一去就是数年。虽然抬头就能看见悬挂在绝壁上的工地，却是实实在在不能相聚，是一种能够相互守望的“两地分居”。女人们默默地种田带孩子，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承担者，付出了比没有修路前更多的辛劳，家庭收入却还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
为了修通天路，下庄女人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撑起了“没有”男人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