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群体凝聚力的提升

在生命演化到人类之前，把兽群、畜群维系在一起的是动物的生存本能。在物种中有一种内在的群体性，即“群居本能”，这种凝聚力在人类出现以后就自动消失了。自发传统即人类学家所谓的“习俗之饼”替代了动物的群居本能来控制这种群体的无政府状态。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成为某种行为规范，一旦破坏了这种行为习惯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受到周围人的批评。人们生活在一个由自己所织就的习俗之中，这个习俗将一个个的成员组织到一起，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人类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规则的遵守者。从国家层面而言，群体成员之间的关联度越强，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当社会呈现原子化的状态时，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就相应减弱，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就被大大削弱。随着工业文明在人类社会的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提升了个人的自足能力和经济能力，从而使个体对他人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这也导致个人对社会活动乃至国家治理的参与热情的消减。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重视家国情怀的培养，将个人的价值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堤坝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安全形势面临严峻考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提升国家凝聚力，筑牢中华文化的长城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从国家层面来发挥文化符号的身份标识性功能。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经过时间洗涤之后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华，存储着一个民族丰富而集中的历史记忆。成员所共享的文化回忆构建了群体所共有的文化凝聚性结构。作为文化意义的物质载体，文化中的凝聚性结构起到了连接的作用，它可以将过去与现在关联在一起，同时通过构建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与行为空间将人与其身边的人连接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共享空间可以作为群体成员进行身份认同的认知背景。国家层面的文化符号可以将人们所共享的认知背景最大化，从而有利于身份认同和凝聚力的提高。孔子、黄帝等作为国家层面的文化符号，已经成为文化意义的物质载体。通过祭祀活动可以增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提升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自豪感和荣誉感。文化符号是文化凝聚性结构建设的重要部分，文化中的凝聚性结构越多，也就越容易将群体成员聚合起来。通过不断的重复来激活蕴含在群体成员内部的文化基因，从而增强文化的活力和群体的凝聚力。

其次，文化符号的制度化和仪式化。从符号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同时产生了文化符号所负载意义的重复。重复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生存技能，它让人们在其熟悉的领域取得成就感，并且避免在同一事务上浪费时间，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探索新领域。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人们对日常行为的处理主要是自动信息处理，即个体听任情绪反应并按照惯例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内部和外部的诸多信息往往视而不见。对抗这种无视生活中固有秩序的有效行为就是文化观念的重复，即某种文化观念以固定的形式周期性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需要使文化观念通过某些仪式活动获得重复的机会，也就是将文化符号所依赖的仪式化活动制度化。节日活动作为文化符号的制度化形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节日活动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时间节点、特定仪式、象征意义等方面。我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是体现民族价值观、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与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的载体。传统节日通过不断的重复展演来凸显某种共同的文化意义，它的存在可以将群体的身份认同体系保持活跃的状态而使其不至于陷入停滞。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沧桑而从未中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群体身份认同系统的正常运行。传统节日作为华夏文明中重要的文化符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再次，将国家层面的仪式活动与民间层面的仪式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文化活动的雅俗共赏。国家身份的认同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认同，是群体成员在更大的范围内所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在国家归属感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将雅文化和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雅文化与俗文化往往有一种向对方靠拢的本能倾向。执政者和知识阶层往往向社会底层强加自己的文化（雅文化），包括将自己的文化通俗化以扩大对全社会的影响，执政者或者知识阶层出于猎奇或调节的目的而从俗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也给雅文化以新鲜的血液。以农民丰收节为例，2018年国家将农历的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农耕文明中的重要节日，是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农耕文化的重要体现，各个地方都在进行庆祝活动，在国家层面上则是通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农耕文化与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被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

最后，通过现代传媒的便利条件不断刺激群体成员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现代媒体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可以更好地互联。现代媒体让一些仪式化的活动的准参与者的数量扩大，即起到了扩大仪式化活动背景的作用，当这种背景越大，可以参与其中的人物也就越多，从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