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高原病研究的历史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高原病的国家。有人认为《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载的“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就是对高原病的描述。汉成帝时，大将军杜钦建议不要派使者去往今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等地，因为路途中必须经过大、小头痛之山，会出现剧烈头痛、头晕、呕吐等高原病症状。公元399年，释法显去往天竺取经，在翻越青藏高原山口时，同行的人出现了口吐白沫而死亡的情况。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福康安进藏时，当地居民告知唐古拉山一带“阴寒凝结，即成瘴疠”，次年班师时，军队“染瘴气死者二三千人”，这里的“瘴”即高原病，说明当时中国人已对高原病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传统医学文献中虽然找不到“高原病”这个名词，但已认识到高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健康的影响［13-14］。

有记载的“高原（山）病”一词最早是由秘鲁传教士Acosta于1590年攀登安第斯山，观察到他与随员所发生的症状后提出。1890年，Viault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考察时发现，当地居民普遍存在红细胞增多的现象，并在1891年研究了登山者的红细胞水平，发现登山者进入莫罗科哈山区时红细胞增多，这大概是人类最早发现高原缺氧环境能引起红细胞增多的客观记录。1928年，秘鲁医生Monge报告了自己在秘鲁安第斯山考察中的发现，少数长期生活在海拔4000 m以上的高原居民失去对高原的适应能力，出现了神经、精神、血液、心血管和呼吸等多系统受损的临床症候群，最显著的生理特征是低氧血症和高原性红细胞增多，以及伴随异常的肺动脉高压和高碳酸血症，Monge曾把这种症候群命名为“安第斯山病”，即后来所称的蒙赫氏病（Monge′s disease）。(https://www.daowen.com)

1942年，Hurtado较详细地报告了对8名慢性高山病患者的临床观察，此8人均系在海拔4000～4500 m高原生活的男性印第安人，共有症状是头痛、头昏、耳鸣、四肢酸痛、咳嗽、用力后气喘、心悸、中等量咯血、鼻出血、消化不良等，所有的患者出现发绀、表浅血管扩张、中度或明显的杵状指、红细胞增多，其中4人回到平原后红细胞增多和临床症状随之消失，据此，Hurtado确认，本组患者红细胞增多的发病机理与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完全不同，此种红细胞增多症主要是由于高原环境中氧分压低而动脉低氧所引起的反应，这是对慢性高原病发病机制最早的研究［15］。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原医学研究工作者开始探索高原病，学者从慢性高原病病例的报道到命名、分型、诊断标准、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发病机制、防治、中医治疗等多方面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还对高原人群劳动能力的降低进行了评估，提出了高海拔地区人群劳动保护办法以及高原劳动强度的分级标准等，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利用青藏高原的地理优势和群体优势，采取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高原人群、土生动物的生理适应机制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制订了以我国为主要意见的记分系统，并定名为“青海慢性高山病记分系统”，使慢性高原病的流行病学、临床学和病理生理学研究有据可循。

目前，慢性高原病研究逐步从器官、组织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从基因、细胞和生物体蛋白质的表达揭示机体低氧适应机制，如贾守宁等［16］借助蛋白质组学技术，发现红景天可使慢性高原病模型大鼠红细胞膜蛋白表达发生较为明显的改变，其机制可能与氧化应激、氧化还原、过氧化物酶体途径等生物过程相关。尽管长期以来对慢性高原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研究仍处在一个较为基础的阶段，许多重要理论问题还有待阐明，如慢性高原病有效防治仍未取得有效进展。我国传统医学为慢性高原病的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高原居民在与慢性高原病作斗争过程中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应用传统医学防治的临床经验，但由于发病机制复杂，期待未来可以从遗传和分子水平层面揭示慢性高原病的发病机制，并为寻找有效防治措施提供关键靶点，从而更好地防治慢性高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