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与丝路兴盛
公元五百年至八百年是从中国通往地中海的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贸易路线连接着繁荣的中国唐朝与新兴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这一国家在阿拉伯半岛迅速崛起，以惊人的速度征服了中东及北非。在丝路上流动的不只是货物与人群，思想也在沿途传播。佛教从印度传往中国，并进一步传入新成立的朝鲜半岛国家。
公元七百年左右的世界上，人口与商品都在大量流动。当时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如同今天一样，始于中国。这就是丝绸之路。这并非只是一条逆路，而是一个延绵四千英里，将太平洋与地中海连接起来的贸易网络。这条路上运输的货物都是奇珍异宝——黄金、宝石、香料、丝绸。伴随着货物传送的还有故事、思想、信仰，以及本文故事的关键——技术。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在政治上减少严刑峻法，整饬吏治，善待各族人民；在思想上儒法并用，强调“以德治国”，使唐初出现了和平安定、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
公元619年（武德二年），秦王李世民率兵进军陇右，河西地区归属唐朝。此后为了恢复河西到西域的商业通道，唐太宗和唐高宗先后派兵打败了吐谷浑和西突厥，河西的国际贸易又日益繁荣起来。河西设凉州总管府，辖凉、甘、瓜、肃四州。唐代甘肃丝绸之路贯穿全境，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途径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同时也是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公元633年（贞观七年），唐朝开始进军西域。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在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军攻占龟兹国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设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史称“安西四镇”。公元657年（显庆二年），唐朝消灭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西域诸国纷纷归附。公元658年（显庆三年）九姓突厥10万人来犯河西，被薛仁贵击溃。武则天时期，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镇守天山南北，以巩固边防，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同时随着“均田令”和“租庸调法”的推行，广开屯田，大兴灌溉，派重兵把守河西、西域，防守戍卫。唐高宗也曾仿效隋炀帝的做法，对西域商人进行优礼接待，在丝路沿线遍设驿站，供给客商食宿和牲畜草料。早在贞观初年玄奘西行途经河西时，就盛称甘肃“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当时凉州是河西最大的都会，并且与西域以及葱岭以西诸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人们的往来络绎不绝。武则天时的崔融称当时“兴胡之旅，岁月相继”。敦煌文书《王梵志诗》中有云：“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唐朝在沙州还设有胡汉交易的“市”和管理市场的“市令”。由于唐前期特别是开元时期边防稳固，河西各地秩序井然，为丝路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因而中外商旅等往来络绎不绝。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就有许多西域胡商的形象，如第45窟观音普门品中有《商人遇盗图》。画中深目高鼻、虬髯卷发，头戴白毡帽，脚蹬乌皮靴的商人，正是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胡商。据《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唐代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手工业品畅销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其必经之地。唐朝时，由长安至敦煌是东段，敦煌以西直至西域、中亚、欧洲则为西段。东段路线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路线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北路从长安开始，沿着泾河西北行，经过咸阳、泾川等地到达平凉，再通过六盘山东麓到固原，再西行通过今甘肃景泰过黄河后抵达武威。再沿河西走廊的山丹、张掖、酒泉、嘉峪关、瓜州等地直达敦煌。中路从长安出发沿着渭河到达宝鸡东，越大震关，经过秦安、通渭、陇西、渭源、临洮，北达兰州，从河口渡黄河，经过永登，越乌鞘岭，经武威、张掖后直达敦煌。南路则从长安出发后沿着中路途径到达临洮后，再达临夏，在炳灵寺附近渡过黄河，再经青海民和、乐都、西宁等地，翻越祁连山，过扁都口后到达张掖，与北路汇合后直达敦煌。丝绸之路的西段路线也可分为三条。北路北出敦煌的玉门关，途经哈密，再行西北，从天山北麓西进，绕向西亚。中路北出敦煌的玉门关后，沿着天山南麓西行，经过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地到达喀什，翻越帕米尔高原后继续西行，最终到达中亚和西亚地区。南路南出敦煌的阳关，沿着昆仑山北路西进，沿途经过若羌、且末、民丰、和田到叶城，翻越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同样到达西亚和中亚地区。因仰慕中国先进文化和精湛的手工业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外国商贾接踵而至。大唐帝国盛极一时，四夷闻威降服。这时往来频繁的丝绸贸易，不只是零散的商业往来，而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商贸活动。长安城内的东市和西市，堆积着胡商番客从四面八方带来的奇珍异宝。(https://www.daowen.com)
唐代中外交通图
这一时期，拂菻、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等国使者和商人，带来香料、玻璃等物品和马匹、狮子、犀牛、大象等动物，换回中国的丝绸、瓷器、竹器、茶叶等物品。公元650—655年（唐高宗永徽年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操伊朗语、信祆教（拜火教）的波斯同唐朝的交往仍未中断，唐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自公元639—771年（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至唐代宗大历六年）的132年中（含萨珊朝时期），波斯来唐通好多达34次，平均4年一次，可见其频繁程度。所携方物主要是真珠、无孔真珠、琥珀、玛瑙床、香药、大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犀牛、大象、豹、狮子、活褥蛇等。唐朝多以各色丝绢、锦袍、钿带等回赠。萨珊朝灭亡后的来使，波斯人仍从事于东西方贸易大部分的航运工作。不仅都城长安商贾云集，经贸频繁，即便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丝路重镇，也是商旅如鲫，百货交汇；跨高山、过草原、涉沙漠的古道上，更是骏马飞驰，驼队接踵。唐朝诗人张籍《凉州词》中所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正是对丝路贸易盛况的生动描绘。
【注释】
[1]《资治通鉴》第21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