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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大河西岸，叩访完从大麦地到韭菜沟绵延300多公里的岩画长廊后，我望着黄河对岸替读者发问：大河东岸，是否也有岩画？如果有，是岩画在追随着流水的方向，还是流水一直追寻着岩画的藏身之处？
从香山岩画区走出，我沿着黄河南岸、东岸而行，逐渐进入鄂尔多斯台地，在灵武市境内的二道沟里再次和岩画邂逅。
在灵武市区的枣园北边，有一幢掩隐在枣树背后的平房，门前挂着一块“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西夏陶瓷烧制技艺）”的牌子，这里就是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工作室。屋内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岩画拓片，上面是一头威猛的老虎像。这头“猛虎”可以说是刘宏安发现黄河东岸二道沟岩画的“向导”。
一次，喜欢漫画创作的刘宏安在朋友家中看到了那幅拓片，一打听才知道它源自贺兰山中。站在那幅猛虎图前，刘宏安陷入沉思：黄河西岸的贺兰山内有着中国最密集的岩画点，他生活与工作的黄河东岸灵武市境内有没有岩画呢？如果有，又在哪里呢？刘宏安购买了那幅贺兰山猛虎拓片回来挂在墙上，这幅拓片成为他在黄河东岸寻找、踏访岩画的动力。
岩画的创作者一定会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岩画的创作又离不开坚硬的岩面，因此，山水相距不远的地方，就是岩画的家与床。灵武市处在毛乌素沙地西南部，如果这里存在岩画，一定会在既靠近黄河又有岩石的地方，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就是二道沟。
文物工作者的身份给刘宏安的岩画之旅提供了方便，他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在二道沟。2005年9月，刘宏安和宁夏岩画研究院的专家一起进行了一场大普查，彻底摸清了二道沟岩画的“家底”：300组共971幅岩画（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的岩画数量达千幅之多，后由于保护不力，盗撬严重）。
二道沟岩画的创作者是什么人呢？我将探究的目光指向距离二道沟北边几公里的水洞沟，那里似乎藏着答案。
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为“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的法国生物学家德日进，没想到遥远的黄河边那个叫水洞沟的地方，会成为自己学术起步的福地。
获古生物学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年，德日进就接到巴黎国立博物馆的一份邀请，让他随桑志华率领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前往中国西部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遥远的东方大国充满传奇意味的各种故事和令人着迷的古生物考察，像两条金线吊起了一块散发着迷人香味的蛋糕，让德日进无法抵挡这种诱惑。这位年轻的博士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邮轮。
轮船抵达天津港，透过港口薄薄的雾气，德日进远远看见站在码头上等候着的桑志华——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方人在众多的中国人中总是显得醒目——手执着用法语写着德日进名字的牌子。这让德日进看到了一种源自同行的热情以及在中国进行考古的希望。当天的欢迎晚宴上，桑志华向德日进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两年前，有一位叫肯特的比利时传教士，在宁夏境内黄河东岸明长城边的横山堡附近，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器。返回天津后，肯特向桑志华展示了那件头骨和石器。这引起了桑志华的警觉与沉思：披毛犀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生活在3万年前的大型动物，发现披毛犀头骨的地方，是不是还有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的其他东西呢？桑志华决定将横山堡作为“法国古生物考察团”的考察地之一，德日进就是他邀请的团员之一。
出发的日子到了，德日进发现了“法国古生物考察团”的一个奇特现象：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向导手执一面由红、白、蓝组成的三色旗，上面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和“桑”等字。这让德日进十分纳闷：桑志华并没有在中国考取过进士呀！
桑志华告诉德日进：“这是一个中国式生存技巧，我将自己的博士身份转化成中国人能理解并尊重的进士；‘中国农林咨议’是1917年我访问北洋政府农林部时随便讨取的一个虚衔。”西方式的智慧、狡黠帮助桑志华自封了进士与咨议两个不伦不类的头衔，成了他一路西行的护身符，沿途的地方政府通常以京城来的外国官员待遇接待他们。
来到肯特发现披毛犀头骨和石器的地方，德日进看到长城像一条突出的山脊，蜿蜒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交错的地带，两边不时出现隆起的山包，有几处废弃的山洞挂在半山腰上。德日进的目光顺着山包慢慢往下移，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地理现象：历经长期的风雨侵蚀，厚厚的黄土层像是被刀削一般，形成了一条深深的沟；一股细泉流过，泉水两边长满芦草，像是两排站立的哨兵。这有水、有沟、有洞的地方，被当地人称为“水洞沟”。(https://www.daowen.com)
路边，有一家小客店，土屋门前挂着个小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的“张三小店”四个字，在风雨的侵蚀下已有些模糊。入住小店后，德日进这才知道，店主叫张梓，在家里排行老三，于是便将自己经营的这家小店取名“张三小店”。周围的乡亲和路过住宿的人，渐渐都称呼张梓为“张三”。晚饭后，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张三的陪同下走出小店，沿着沟旁的羊肠小道往长城边走去。
星光漫天，四野寂静，长城脚下的夏夜呈现出一片荒凉，突然，半空中出现淡蓝色的火苗。张三对他们说：“你们看，那里又起鬼火了！”具有丰富考古知识的桑志华立即判断出那是磷火，意味着那里可能有动物的尸骨，他立即请求张三带他和德日进前往那里。越往前走，火焰越弱，走到一处山崖前，火焰却不见了。张三嘴里嘟囔道：“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别惹得鬼火上身就麻烦了。”
回到小店后，桑志华付给张三5块银圆，让他扛着店里的大梯子，重新带路前往刚才出现蓝色火苗的山崖边。
那天晚上，张三看见桑志华和德日进挖掘出了一个动物头骨，中国人忌讳的头骨让这两个外国人兴奋不已。张三的内心不禁涌出一丝嘲笑：“只有小狗看见骨头才这么高兴呢！”
第二天，桑志华和德日进委托张三雇请当地农民，开始在周围的山坡、谷地进行挖掘。40多天过去了，在当地人的不解、嘲弄和诅咒中，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水洞沟一带挖出了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他们将这些当地人眼里啥也不是的小石块仔细地包装好后装入木箱，用雇来的骡马运到不远处的黄河边，装到提前预订好的羊皮筏子上，先运往包头，然后转乘火车运至位于天津法租界的一座二层小楼。当时的中国，正陷入20世纪最混乱的时期；当时的宁夏，匪患严重、交通阻塞，地方政府根本不会关注这些雇人在黄土中寻找石头的外国人。黄河，看着它怀抱里的珍贵文物，就这样被明目张胆地运走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水洞沟发现的一块由黑色石英岩打制成的石核和两件石片，被考古界称为“中国内地第一批发现的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因而水洞沟成为拉开中国史前考古大幕的地方。
水洞沟挖掘结束后，德日进和桑志华一行就离开了宁夏。60多年后，确切说是1986年，宁夏博物馆联合宁夏地质局，由宁夏考古所的钟侃主持，宁夏学者第一次对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明确肯定水洞沟石器与欧洲旧石器文化（莫斯卡、奥瑞纳等文化）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明确指出，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3万多年至1万年左右，这一时期的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小雕像，而尤以妇女小雕像最为著名，考古学家常称它们为‘维纳斯’，这是迄今所知人类最早的真正的艺术品。和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同期的“水洞沟人”，是不是也留下了类似“维纳斯”的艺术品呢？如果有，是不是几公里外的二道沟岩画呢？大河对岸百公里外的大麦地岩画中的那幅《怀孕的维纳斯》，是不是冬季结冰时迁徙过河的水洞沟人完成的呢？
刘东生院士考察水洞沟时说道：“在这里，中西文化交流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另外还有一种是现代的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和水洞沟相距几公里的二道沟岩画，和水洞沟隔河相望、直线距离不足百公里的贺兰山岩画，是否也是这种交流的表现呢？
刘东生进一步指出：“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我采访参与水洞沟考古的宁夏考古所王惠民研究员时，他也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水洞沟文化是迄今为止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东的驿站。
如果把黄河西岸的大麦地、鸽子山和贺兰山三个岩画点串联起来，是否会浮现出一座狩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的桥梁，走在上面的古人的身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怎样艰难的探索与跨越？
结束二道沟采访的那个黄昏，我摊开笔记本，将自己在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阴山再到贺兰山考察过的岩画点串联起来，很清晰地看到古人在纵横大地与迁徙来往中，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创造了一个辽阔的文明图景，为古人类文化交流史留下了厚重而斑斓的一笔，也为我们解读古人类的文化密码埋下了一把钥匙。
岩画似糖，千百年来一直暗暗生发着、扩散着艺术的甜味，引得时光之蝶扇动翅膀，伸出的舌尖不停舔舐着这些艺术之花，也见证着不同时期岩画凿刻者的艰辛与努力。自有史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匈奴、柔然、突厥、吐蕃、粟特、鲜卑、党项和蒙古等游牧族群，通过创作岩画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如黄河奔流不息的艺术画册，一部黄河和贺兰山相遇时的环境演变之书。那些创作者的族群名称各不相同，但古人在审美与艺术表达上却表现得非常一致。他们让生活在大河两岸的鸟类、鱼虫、老虎、骆驼、羊、马等动物“定居”在岩石上，把它们的笑容与背影留在时间长河的两岸，以此书写从湖泊、沼泽到草场、戈壁甚至沙漠的演化过程。在生态书写上，他们表现得多么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