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背景与展望

前言　背景与展望

1938年8月，英国科学促进学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旗下成立了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分会（Division for the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cience），分会旨在对科学进程给予社会学意义上的指导。以此为契机，一场规划科学的运动扩散开来，并在一批热衷于公众事务的科学家中成为主流，而另一小群科学家——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则艰难地对抗着这场运动。

该分会曾在1945年12月举办过一场讨论规划的会议，我受邀在此次会议上发表揭幕演说。在演讲中我重申了对规划潮流的批评，强调科学探寻应保持传统的独立性。令我吃惊的是，尽管我预期会听到一些与己相左的回应，但其他发言人及与会者均表示赞成科学家应自由追求科学——仅以科学本身为目的而自由追求。此后，那场规划科学的浪潮在英国日渐衰落，但其中浮现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并未就此消失——俄国十月革命对各国民众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上述理论问题便是这普遍影响的一部分。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国内的科学研究分裂为两个派系：一派科学家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共产主义学院（Communist Academy）的领导下行事，该学院成立于1926年，成员仅限于党员；另一派系的科学家们则自由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与西方科学界保持密切联系。然而，193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对这两个派系都产生了影响——苏联政府批判共产主义学院狂热的辩证投机（the wild dialectical speculations），无情地奚落他们的理论；与此同时，坚持传统思路的另一派科学家们也被迫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绝对权威（the supremac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同年创刊的《苏维埃德文物理期刊》（German-language Physics Journal of the Soviets）创刊辞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份迫于上述影响而发表的声明，它是在党的要求下被插入书中的。也是在这一年，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在被诱导之下，宣布支持“列宁格勒遗传学选择研究规划会议”宣称的科学应为满足经济需要而服务的观点，并公开谴责西方科学界在遗传学领域进行的理论探索。

1935年复活节，我在莫斯科拜访了布哈林（N.I.Bukharin）。三年后布哈林在苏联共产党内即告失势甚而被处决，但此时他仍是苏联共产党内为首的理论家。他向我解释道，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以有基础科学（pure science）和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之分，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抹杀了科学家对其社会功能的自觉意识，进而在他们心中造成基础科学的幻觉。布哈林认为，将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区别开来的做法在苏联并不适用，因为在这里科学研究是一片辽阔无疆的自由领域，科学家们皆可在其中随兴驰骋。不过，正因为苏联社会内部十分和谐，科学家们自然而然地就被引领到为最近一个五年计划服务的研究战线上去。对苏联科学家来说，关于研究的总体规划只是一种对科学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内在和谐性的自觉的确证（conscious confirmation）而已。

1935年的我并未意识到，布哈林故弄玄虚向我贩卖的这种辩证法的灾难性后果会那么迅速地来临，因此还能对他的说法一笑置之。其时，李森科（T.D.Lysenko）已经开始发动对瓦维诺夫的迫害——1939年，瓦维诺夫被实验室解职，随后被捕入狱，并于1943年左右死于狱中。瓦维诺夫事件在生物学家中引发了严重恐慌，苏联生物学研究的所有分支从1939年开始陷入瘫痪，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很久。与生物学领域相比，物理学研究受到的打击略为轻微一些。写作本书之时，苏联的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上已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效用（ideological subservience）的笼罩下解放出来，而经济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研究依然受制。

刚才，我说过苏联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后引发的这场规划科学运动在英国并未造成严重的威胁，可是却也带来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困扰，甚至连著名科学家霍格本（Lancelot Hogben）也写道：

一直以来，大陆人对地球的认识始终没有变化，他们认为地球是静止的，直到人们发现一旦靠近赤道，摆钟便会慢下来。惠更斯（Huyghens）的发明问世之后，地球的自转运动便成为殖民国家向其殖民地出口摆钟的必要的社会基础。

许多诸如此类的荒唐理论出现在惠更斯1938年的著作《市民科学》（Science for the Citizen）中，该书发行非常广泛。对于其他大致循着类似思路完成的作品，我已在《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1]一书中进行了一些评述。

相反的观点是很难有机会发言的。那些对苏联生物学家的遭遇有所知晓的人们总不愿意向人透露他们掌握的信息。1943年，我和贝克尔（J.R.Baker）开始撰文揭露这种迫害的内幕，却被冠以反党言论的罪名并遭到排挤。与此同时，苏联组织科学研究的方式仍被看作科学管理模式之范例，为世界各国所纷纷效仿，甚至连有许多英国著名科学家参加的公开会议也支持这种模式，促成效仿之潮流。

遭遇这些事实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捍卫的立场有其弱点。1939年，瓦维诺夫发出了他对李森科的最后抗辩，意在博得西方科学权威的支持，阅读瓦氏此文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实质上正求助于某种权威，并试图以此来对抗另一种权威，即以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权威来对抗苏联的权威。其时，《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杂志的编者会已经召开，与会者对李森科理论的接受是以他们自身持有的科学哲学为基础的，而我们西方人有什么样的科学哲学与之分庭抗礼呢？这些观点又为何能在我们当中被普遍接受？这种接受合理吗？有何依据？

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向我提出的挑战，再版于本书的文章即为回应这些挑战而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我对自然的看法及对科学的捍护也包括社会的整体思想生活。在以后的演讲中，我还会将之扩及全宇宙的范畴。不过，我对自己所持有的科学信念进行辩护的依据归根到底还是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我只能回答：“因为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我谈及科学、信仰与社会的原因所在。

按照通常做法，我先得孤立地来分析认知的过程。人们在解析任何一个用数字标志的观察系列时，都将涉及无穷多的数学公式，包括任何一个未来将进行之观察也都能被无数的数学公式所解析。但也仅此而已，单凭任何一种与仪器读数相关的数字功能都无法单独建构一套科学的理论。尚未实现的仪器阅读结果总是无法预测的，不过，这亦只是象征一种更深刻的不足，即一个理论的显性内含（explicit content）往往无法说明它可能对未来之发现所提供的指导。我们承认某个自然规律为真，便须相信它定将在某个不确定的范围内显现，尽管这范围可能至今还未被人认知，甚至无法在今日之情势下为人想像。也就是说，这条被信任为真的自然规律是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界之真实特征。

此时我们便遭遇了一个新的实在（reality）定义：那些有望显现在将来不确定的时空中的事物，是为实在。因此，某项言传陈述之所以能与实在形成关联，乃因其与意会系数（tacit coefficient）相联系。上述的实在定义以及实在之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的定义是我所有文章的基础。

倘若言传规则必得依靠意会系数方能运作，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精确”的理想。可是，认知中有什么力量能替代它呢？那就是我们在感知活动中施展的那部分力量。科学家能感知持久存在之形状，认定它们为自然实在之表征，这种能力与我们通常的感知能力不同。他们能迅速地将看见的形态整全，常人无法做到。科学认知蕴于对实在表面形态的辨识之中。这里，我称这种能力为直觉，在下面的演讲中，我又将之描述为科学理论的意会系数，或者看作实在之表征，依靠直觉（intuition），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方才产生关联。因此，直觉往往预示着它所联系的某种经验的不确定显现（indeterminate manifestations）。

关于自然的每一种解释——无论是科学的、非科学的，还是反科学的——都是以对事物总体特征的某些直觉观念为依据的。那种关于经验的魔化（magic）解释总将某些在我们看来与现象产生具有重要而直接的联系的原因视而不见（比如一块石头砸到某个人的脑门上），人们认为这些原因是巧合甚至与该事毫不相干，而另一些似乎与事情扯不上联系的小意外却被当成有效原因（比如一只稀有之鸟从头顶飞过）。那些不相信这个普遍系统（general system）的人们可能举出许多事实来反驳它，但系统可以完全排斥这些事实。可见，任何普遍的事物观（general view of things）都是高度稳定的，唯有扩及到整个人类经验之上，它们才能有效地反对或理性地支持某个观点。任何科学研究或科学教育的前提，都在于科学家对事物总体特征所持的信仰。

这些前提对发现过程有着重大而不可或缺的影响。它们指点科学家，暗示后者哪一类选题显得合理而有趣，而哪一类概念与联系又必须尽可能地去坚持，即使有些表面证据与它们相悖（contradict）；反过来说，这些前提也提醒我们抵制某些概念与联系，即便我们已经掌握了对它们有利的证据。

科学的前提不断地被修正，例如在哥白尼之后，物理学研究的前提就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我在书目说明里介绍了这一段历史。每一项既已确立的科学主张都将被纳入现行的科学前提之系统中去，当科学家们观察到某项结果，这些前提会帮他们决定到底是把这结果作为实在加以接受还是将它置之脑后。我在书目说明中列举了一长串这类案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在晚一些的演讲中我也会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上述资料驳倒了一个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当一项抵触的观察结果被发现时，我们就得放弃这个旧有的科学主张。书目说明里列举的材料还驳斥了这样一种论调：科学过程只能影响对事实的解释，却无法改变已被接受的事实。

科学发展蕴于辨识实在外在形态的行动中——这观点正可解释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知道，感知者无法言传地控制感知选择（perception selects）、塑形（shapes）和同化线索（assimilates clues）的全过程。科学辨识之力与感知活动之力相当类似，都是通过选择、塑形以及不需要焦点注意力投向线索本身的同化环节而运行。因此，哪些互相抵触的证据能令科学命题失效？哪些进入科学家视野的事物可被承认为真？从中我们又能推知怎样的道理？这些问题的结论究竟为何，最终都需要由科学家的个人判断来决定。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新近兴起的互动心理学已经将研究推进到知觉塑形（shaping of percepts）阶段了。知觉塑形过程包含于我们在被示材料中进行选择和补充的行动之中，其结果将是对被示材料的某种诠释，这种诠释既可能具有强迫性，也可能带有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塑形的标准定性（qualitative）却是不确定的，并且常常彼此抵触。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科学上的经验塑形过程。一切重大发现均美不可言，但美的质素却相互迥异：海王星的发现是对既有观点灿烂有力的确认，而放射现象的发现却引发了一场令人眩惑的对已知观点的革命，它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美丽着。在《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2]一书中，我谈到了数学物理领域中的一些发现，它们便是由纯粹的理论之美引导而出的。狄拉克（P.A.M.Dirac）在他新近发表的论文《物理学家的自然图景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the Physicist's Picutre of Nature，Scientific America，CCⅧ，May 1963）中便断言：使公式中富含美感比令它们契合经验更为重要。如何对这些各说各话的主张做出最终裁决，我马上将对这个问题更多地着墨。

在我的系列演讲发表之后，这个国家遭遇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La Phenomenologie de la Perception）[3]。该书并未涉及科学哲学，它只是沿着胡塞尔（Hussel）的思路对感知所得的知识进行分析，并得出了与我此处谈论之观点类似的理念。里奇（A.D.Ritchie）是我在曼彻斯特多年的老同事，他在《哲学论文》（Essays in Philosphy，London，1948）和《科学史与研究方法》（History and Methods of the Sciences）两本书中独立发展出来的一些关于科学的本质观点，亦与我的看法基本相仿。在后来出现的一些与我结论交迭的作家中，我想引用其中几位——毕维立芝（W.I.Beveridge）、布洛诺夫斯基（J.D.Bronowski）、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汉森（N.R.Hanson）、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霍尔顿（Gerald Holton）、皮瑞曼（Ch.Perelman）和威登保（A.I.Wittenberg）。

毕维立芝写作了《科学发现的艺术》（The Art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950）一书，他勾勒出一些无比珍贵的生活素描，阐明科学如同艺术的道理。在《科学与人类价值》（Science and Human Values）一书中，布洛诺夫斯基也推展出科学发现是一种创造活动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创造与艺术创作如出一辙。斯蒂芬·图尔敏在《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系统地证明了科学理论的架构（framework）包含一些无法直接在试验中验证真假的总体假设（general supposition），这些前提与体现它们的一些特定陈述是重叠的。汉森则在《发现的模式》（Patterns of Discovery）[4]里将观察到的科学事实描述为“负载理论”。在题为《格式塔感知为科学知识之根本》（Gestalt Perception as Fundamental to Scientific Knowledge）〔1〕的论文中，康拉德·劳伦兹具有启示性地推展出格式塔感知与科学知识间的类同点，但未能探寻到科学的究竟基础，而我在这几篇演讲和《个人知识》一书中的探索，就将以此为出发点。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5]中指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将深远地影响科学家们的眼界，他把这类发现誉为“范式”（paradigm）。霍尔顿所著的《自然科学所根据的假设》（Uber die Hypothesen welche der Natruwissenschaft zugrunde liegen，Eranos Fahrbucher，ⅩⅩⅪ，1962）一文则论证了科学观点中的“主题”维度（thematic dimension），而我正是用这个词来描绘科学观点在体现科学的普遍前提中所扮演的角色。威登保在《从思考到了解》（Vom Denken in Begri f fen，Basel and Stuttgart，1957）中则昭示：数学领域里，理性在发现一项根本知识的同时，应承认其内容的无法完全言传性，这个见解也是人类理性存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新修辞——论辩之哲理》（La Nouwelle Rhetorique，Traite del'Argumentation，Paris，1958）中，皮瑞曼从一切推论的可疑性出发，向修辞辩论的说服力发出追问，这说服力恰是皮瑞曼自己所坚持的。和我一样，威登保和皮瑞曼都探及个人的判断与决定在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承认个人判断与决定的摄悟（comprehensive）力量，人类对这种力量的依赖是整个认识论的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们心有戚戚。

谈过言传知识的意会系数（tacit coefficient）之后，我们得转而探讨科学发现的意会过程了。对科学直觉（scientific intuition）发生的全过程，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

人们常常在重新处理一些久为人知的试验数据时完成一些惊人的发现——除了金斯（Jeans）所列举的哥白尼、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牛顿（Newton）、拉瓦锡（Lavoisier）及道尔顿（Dalton），我还要补充达尔文（Darwin）的发现、德布罗意（De Broglie）的波动说、海森伯（Heisenberg）和薛定谔（Schrodinger）的量子力学，还有狄拉克的电子与正电子理论等等。要从人类已知的事实中演绎出这些推论，必须依赖一种超常的直觉力量，而这些例子无疑已确证了这力量的确存在。

尽管，格式塔心理学家已在这个方面开展了许多优秀的工作——彭加勒（Poincare）和哈达马（Hadamard）对发现的过程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波利亚（Polya）则对数学的启示性做出先驱的探讨——可我们还是无法得出可以洞悉发现产生过程的清晰概念。柏拉图（Plato）在《米诺》（Meno）里已经指出了这项工作的主要困难所在。他认为，试图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因为事情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知道你在追寻什么，那么问题就根本不存在；要么就是你不知道你在追寻什么，那你就不在追寻任何东西，更别指望能找到什么了。倘若科学指的是对自然界有趣形态的了解，那么这了解如何达到？我们凭什么断定那些未被我们了解的事物是能够被我们了解的？我的回答是，必有一种预知（foreknowledge），它以合理的概率引导我们的猜想，指挥我们成功选题，滤出那些有望解决问题的灵感。我可以这样来描述该过程：一项潜在的发现吸引着有望揭示它的心灵——它点燃科学家心中的创造欲望，给他们一些暗示，指引科学家们从一个线索走向另一个线索，从一个猜想迈入另一个猜想；操作试验的手、疲劳的双眼和紧张思考的大脑，都在某种普遍迷咒（common spell）之下操劳，正是这迷咒引领我们奋力探寻实在。现在，我对超常感知能力（extra-sensory perception）在上述探求实在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所怀疑，但我对这种可能性的思考，也充分说明了我赋予这个问题的深度。

诚然，确有一些规则能为科学发现提供有价值的引导，但它们只能说是一些艺术的规则而已。因为，说到底，规则的应用靠的毕竟不是规则本身，最终还得依靠人类行动。当然，这样的行动有可能是相当明朗的，此时它所遵循的规则就非常明确；但既然是依照一项明确的规定来产生某个对象，那这就只是一个制造的过程，而非艺术品创造的过程。同样的道理，用一项指定操作获取新知识的行动，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测量，而不能称之为发现。科学探寻的规则在它们自身的适用过程中留下了广阔的开放空间——任由科学家们的主观判断驰骋其中——这才是科学家的主要职责所在。他们得寻找好的选题、做出种种接近探寻对象的猜测并辨认出那些能最终解决问题的发现。在此过程中，科学家的每个决定均依赖于某条规则的支持，可是，他仍旧得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每个试验案例里选一条合适的规则来运用，这就好比高尔夫球手为他的下一击挑选一支趁手的球杆。

正如我刚才所述，远望过去，科学家似乎仅仅是一台由直觉敏感性（intuitive sensibility）所驾驭的探寻真理的机器。但这种浅白的看法恰恰忽略了一个奇妙的事实：从头至尾，科学探寻的每一步最终都是由科学家自己的判断来决定的，他始终得在自己热烈的直觉与他本身对这种直觉的批判性克制（critical restraint）中做出抉择。这种究竟抉择所涉甚广：从重要的科学论战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论争的每个方面都受到检验以后，论争中的基本问题仍然在相当大范围内被存疑。对这些经过互相对立的论战仍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家们必须本着科学良心（scientific conscience）来做出自己的判断。我本人在《个人知识》一书中，试图阐明的一点就是科学家承担这项最终义务时并非出于主观。(https://www.daowen.com)

正因为艺术无法精确界定，所以它只能经由体现其精旨的实践范例来传承。你得首先崇信一位大师的作品，继而才能观察他并从他那里真正学到东西；如果你想学习一门艺术或者师从某人，那你就必须将这门艺术视为神圣，将这人视为权威。唯有相信科学的实质与技巧本质上就是健全的，我们才能把握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探寻的技能。这是认知之道，也是基督教神父们所谓的“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道理。

从实践的范例（example）中学习一门艺术意味着接受这种艺术的传统并进而成为它的代表。科学职业的新手得接受训练，以图与其师辈立于同一基石之上，直至以此为基确立他自身的独立性。起初他们模仿导师，在这种模仿的过程之中，他们也逐步学会坚持自己的独创性——虽然这些个人创见很可能与当前流行的部分科学教条相违背。科学界固有这样一些内在规律：在科学权威们将科学的传统教授给新一代的过程中，必然引致某些与传统相悖的东西，而新一代在重新诠释习得的科学传统时也会逐步同化这些东西。

虽然可能引发非议，但科学界在管理科学研究的资源和公开出版的科学刊物时也强制实施严格的纪律。所有科学稿件都只有在被科学的自然观检验为足够合理时，才能被科学刊物所接受。唯有如此，方能将那些怪人、骗子和庸人的文章拒之门外，以免它们淹没科学刊物、腐化科学机构。与此同时，有些原创性的思想或作品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已经确立的科学原则有所出入，科学权威们往往对这种原创性给予最高的赞赏。科学的内在张力（internal tension）和危险性都是必然存在的。

科学权威蕴于科学公断（scientific opinion）之中：唯有科学家们持续形成公论，科学才能以一个宽广博大的权威知识体系的形式而存在；也只有当科学家中形成的公论能消融纪律与原创性之间永恒存在的危机之时，这体系才能存在和成长。继起的一代要成功，势必得独立自主地重新诠释科学的传统，他们承担着促动科学信仰和科学方法自我更新的神圣使命。我们既然已经谈到科学和科学上持续发生的进展，就如同是宣称了对基本科学原则的信任，并且坚信科学家们在应用和修正这些原则时始终是忠诚正直的。

每个科学家都可能遭遇“科学芳邻”的批判，而这些批评者在他们自己的序列里也被科学邻居批判。从数学到医学，互相鉴赏（appreciation）之链就这样贯串科学体系，使体系之中处处维持相同的基本信念和科学价值标准。在科学探寻的广大领域里，每个科学家都在维持科学传统的行动中各司其职。科学家可能对其他学科一无所知，但他和他的科学同事们都是在同一个科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科学家中间也有不同的层系，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至高无上。科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cience）实现了卢梭（Rousseau）的理想——在这个社会里，每个成员都是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之下平等的伙伴。不过，这项认定中的普遍意志呈现了新的意义：与其他意志不同，这个普遍意志的目标是不能变更的，它为全社会所分享，每个成员都得分担它所带来的共同任务。如果这项任务终结，社会将即刻解体，人们就不得不寻思除此之外该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推广到文艺学、艺术和政治学领域的发现行动中去。一切发现都只有一个模式——在一个本质上沿科学生活的思路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依靠个体的努力而碎步前进。并且，这社会得确保活跃于其中的每个成员保持独立性，使他们共同致力于互相支持又互相牵制的价值追求。如下的信念支撑着社会中的创造性生命：坚信平静地隐藏着的真理可能被持续不断地揭露出来。在《科学、信仰和社会》（Science，Faith and Society）中，我将其诠释为对某种精神实在的信仰，这信仰真实存在，它能无限地导引出令人称奇的成果。今天，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对“突现（emergent）意义和真理”的实在的信念。

社会精神追求的资源和对这些需求的保护有赖于该社会的经济和法律秩序。其结果是，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与思想的成长在社会中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程度在不同的思想门类里各不相同，至于它对科学的影响，可以说，科学的进程基本上不会因内在的利益而有所偏离，唯有当自主权被侵害时，科学进程才可能陷入危机或止步不前。

对思想与社会的共生关系（symbiosis）形成如此认识使我们趋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同时也令我们与马克思观点的分歧更加显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否认思想的内在创造力。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们对自主权的任何要求都是无理取闹；对科学探索的献身无论迈向何方，都是对那个负责公众福利的权力的背叛。

这个权力不承认任何高于它的真理、公平和道德的存在，它自诩为历史运数（historic destiny）的化身，同时也是历史对人类之许诺的分配者。唯物主义哲学或者说浪漫主义哲学（romantic philosophy）与此殊途同归，它们也否认任何关于真理、公平和道德标准的普遍主张（universal claims），以防公民在任何情况下诉诸这些标准，巩固政府的绝对权力。事实上，这两个过程还被联合起来为暴力优于心灵的观点做辩护。

但在这里，我们还得谈到另外一个过程，它使暴力成为暴力本身所蹂躏的价值的体现。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无视人性标准的政府当权者那么轻蔑地将人性理想抛诸脑后，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恰恰被对这些理想的巨大热情所推动。他们排斥那些公然声援这理想的言论，认为这些理想从哲学上说是荒谬、伪善和似是而非的，但背地里他们又悄悄地把这些理想注入自己建立的新专制体制里。由是，这些理想反而成为残酷对抗它们的暴力中所固有的东西。后来，我把这种现象谓为道德颠倒（moral inversion），它使权利的不道德反而成为证明其道德纯净的标志。正是拜这种内在结构所赐，它才能在宣称自身不道德性的同时，诚挚地拒绝任何谴责其不道德的指控。

如此组构起来的政体总宣称自己不仅是道德的化身，还体现了公平、艺术和科学的理想。简言之，它认为自己体现了真理的一切内涵。但这只是自欺欺人。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场反叛运动改变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这场运动就是起源于对真理的炙烈渴望。在此我想援引尼古拉·吉姆斯（Nicolas Gimes）的著述，这位匈牙利作家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革命前还是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革命一经爆发，即转向相反立场。下文公开发表于革命前三周：

逐渐地，我们开始相信——至少是以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显著意识来相信——真理有两种：党的真理和人民的真理，它们是不一样的。党的真理与政治上的利益是同义词，它甚至比客观真理更为重要。这是种糟糕的思想——如果说真理的标准就是政治上的利益，那么连一个生命也可能是真理，一场编造出来的政治审判也可能是真理。我们由此发展出一种视野（outlook），既影响了想出伪造审判主意的人，也影响了这场审判的牺牲者。这视野甚至毒害了整个公众生活，它能穿透我们思想里最遥远的角落，模糊我们的视线，瓦解我们的分析能力。最后，它将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失去感觉能力和摄悟真理的能力。事实如此，无从否认。

1958年，根据莫斯科的命令，此文作者被处死于布达佩斯。

1956年以后，接踵而来的报导使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对真理的需求正是席卷苏联全境的改革呼声的推动力，它已使启蒙运动中发源而来的知性（intellectual）传统得到复苏。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Marxist revisionism）正是一种重建与巩固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尝试，意图借此与那种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的自我毁灭相对抗。西方作家将这个解放运动归功于工业化的更高层次，可见他们仍是将人类希望掷入黑暗的哲学腐化掌控下的囚徒。尼古拉和他的同事们则致力于把人类对真理的信仰从这种腐化中解救出来。

我已经辩明——对真理给予普遍的尊重，社会便能自由。在与斯大林主义的论战中，我们证明了自由与真理处于同一立场，这也证实了我的观点。沿着这个思路，我期待论争中能突现出一个新的现代自由理论。

牛津

196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