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回过头来，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影响科学陈述的个人判断都具有一个要素。方才，我们从外部审视一个科学家，将其简单描述为一台处在直觉灵敏性（intuitive sensitivity）操纵之下的追寻真理的机器。但这个说法忽视了一个奇妙的情节：到底接受何事物为真，做出究竟判断的不是别人，正是科学家自己。科学家绞尽脑汁，依照个人判断的标准满足自己的要求——这就如同一场牌局，玩家每一回合都根据规则，以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自由出牌。或者，换个比方来说，科学家的工作好比侦探、警察、法官以及陪审团角色的总合。他抓住某些可疑的线索，提起诉讼并审查控辩双方的证据，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决定适用或者排除这些证据，最后宣判。虽然在这全程中，他的心灵完全不曾保持中立，他对诉讼的结果始终心怀浓厚的兴趣——不过，确实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否则他将发现不了任何问题，当然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坚强的意志力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之必须，”波利亚说，“这意志要能支持科学家走过经年累月的辛劳和辛酸的失望。”“一旦预想成真，我们便斗志昂扬；而若满怀信心探索而来的道路突然被堵，我们势必沮丧消沉、意志动摇。”有一种逃避失败的强烈诱惑，它阻止我们对阻挡前路的事实加以注意。起初，科学家们对真理产生了某些直觉性的感知，接着，他冥思苦想，力图证明这些感知为真——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行动难免过火。《圣经》启示道：“纠正智者，他将因此爱你。”照此说来，如果之前的试验结果所支持的理论在最新一轮试验中看似将被颠覆，科学家应该开心才是，因为如果他确实错了，便能及时得到警告，免于制造一个谬误。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相反，他只会感到沮丧和迷惑，想尽各种法子力图在原有的理论之下解释这些构成障碍的观察结果。

当然，这种忽略障碍的做法也可能是对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暂且视那些抵触证据为例外，留待将来再行考虑。直觉往往比天天发生的事情更具洞察力，由它在科学家心中点燃的激情可能是相当正确的。这么说来，似乎就应该听从直觉的指引而坚持己见，必要时甚至得搁置一些表面的抵触事实。

我曾说过，人们无法依据任何已知（established）规则去解决这类问题，最终做出何种决定纯粹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他得凭自己的个人判断去抉择；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判断还有一个道德层面——高层次的利益总是与低层次的利益相冲突。可见，科学家的判断还是良心的事情，此时，个人判断中已嵌入了对理想的信念和忠诚问题。

当然，在科学界，即使只进行最简单的操作，对科学理想——细致与诚挚的自我批评的理想——的忠诚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忠诚亦是初踏科学门槛的学生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可遗憾的是，在学习此种科学良心时，许多人只学会了卖弄学问和疑神疑鬼——这卖弄和怀疑可能瓦解一切科学研究的进展。执行任何一条科学规则都不能满足科学良心，因为每条科学规则都只服从于它自身的诠释。举例而言，如果我们去验证某件当前提及的事物，就不涉及我们此处讨论的特殊良心，而只牵涉到平常的责任心而已。可如果要我们判断他者的数据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此时我们就得同时避免太过谨慎和太过大意的危险，那科学的良心就至关重要了。在一切科学决策过程——某项科学研究之探寻、研究成果之公布、接受公众质疑并为之辩护——中，难度将更大，它们都涉及科学家的良心，对科学家来说，其中的每个过程都在检验他们对科学理想的诚意与奉献精神。

科学家们将对自己的一切作为负起完全的责任，尤其要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全责。一旦某个论述被别人证实——无论以何种方式、何种途径证实——甚至可能沿着一条提出理论之初完全想像不到的思路对之加以证实——理论的原创者就会宣称自己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一旦他的工作被别人证明为误，他便会有失败感。这时候，他既不能辩称自己已经执行了科学规则，也不能说自己当初是被其他研究者或合作者提供的事实所误导的，同时更不能说提出理论之时并无法做出确实将该理论驳倒的试验。这些说法都只能用来解释失误为什么会发生，却无法为失误本身做辩护——因为科学家不须遵循任何言传规则，他有权依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接受或拒斥任何事实为证据，他的任务不在于实践任何所谓的正确程序，而是要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科学家必须想尽一切法子，与他所预测的潜在实在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一经确立，即自始至终得到科学家本人科学良心的赞成。因此，科学家得接受一项任务——他们必须对证据的效力表态，虽然，这些证据永无法完整；他们还得相信，这种听从于科学良心的命令而进行的冒险行动是他们能够胜任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为科学做贡献的恰当机会。

在科学发现的任何阶段里，我们均能清楚地辨别出两个不同的个人因素，它们参与科学判断，使科学判断能够成为科学家自己的事情。某些证据在科学家身上不断激起直觉性的冲动，而这冲动又与证据的另一部分互相抵触。科学家的一半思想不停地提出新的主张，另一半则不停地反对它们，两部分都是盲目的，任哪一部分自行其是都会将科学家引向无限的歧途。不加约束的直觉性思考将导致放纵的任性结果；但对批判性规则的严格履行又可能使发现系统彻底瘫痪。唯有由这二者之上的第三方来做出公正的裁决，方能解决这个冲突。在科学家的脑海里，科学良心的角色就是这超越其创造性冲动和批判性谨慎（critical caution）的第三方。当科学家宣布最终结论的时候，必定要奏出个人责任的调子，我们可以从中听到科学良心敲出的音符。由此可见，科学的基础里藏着道德的因素，对此，我在下一章中将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