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

写写我的房间。房间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有块铁皮标签，上面写着“莫斯科旅馆”字样，还有登记号码。旅馆是由国家（或城市？）集体经营的。我房里的两扇窗户因要过冬被封死了。只有顶上一小页可以打开。小小的梳洗台是铁皮做的，下面上了漆，上面很光滑，另外有一面镜子。洗脸池底部有三个下水出孔，都没有活塞。一个水龙头流出细细的水。房间的热力来自外部，但就某个方位来讲，地板也算暖和的；天气不太冷时，一靠近小窗户，热气就会扑面而来。每天早上九点以前，热力开关打开时，一位工作人员就会敲门问那扇活页小窗是否关好。这是这里惟一可以信赖的事情。旅馆没有厨房，所以连一杯茶也喝不上。一次，在我们驱车去看达佳之前，我们请他们第二天早晨叫醒我们。赖希和“瑞士人”（旅馆脚夫在俄国之称谓）之间就“苏醒”的主题展开了一场莎士比亚式的谈话。我们要求叫醒服务员，那人答道：“假如我们记起来了，就叫醒你；如果记不起来，就不叫醒你。事实上，我们一般是会记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叫醒人家的。然而必须清楚，当我们记不起来时，偶尔也会忘了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叫醒客人了。我们当然没有义务，但如果及时想起来，我们自然会去做的。你要几点钟把你叫醒？——七点。我们记一下。看看，我把信息放这儿了，希望他能发现它。当然如果他没发现，他就不会叫醒你。不过一般来说，事实上我们会做的。”结果当然是我们没被叫醒。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你已经起来了，干嘛还要叫醒你？”这家旅馆似乎并不缺这些“瑞士人”，他们都坐在一楼的一间小屋里。另有一天赖希问他们中的一个有没有我的信件。尽管信就在他鼻子底下，这人偏说没有。还有一次有人给我往旅馆打电话，只听见说：“他早就退房走了。”电话就在走廊里，我晚上在床上经常听见卡卡的的电话聊天，甚至在一点钟后。床铺中间有个大窟窿，轻轻一动就足以让它发出吱嘎声响。赖希睡觉打呼噜很厉害，常常把我吵醒；要不是困得要命我很难入睡。下午在房里我经常睡着。旅馆费每天得付，因为每超过五卢布的账就要上10%的税。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真是不言自喻。——赖希和阿斯娅在街上碰上了，一起来的。阿斯娅身体不适，取消了晚上同彼尔斯的约会。他俩想与我一起度过这晚。她把衣料带来了，我们一起出了门。在去玩具博物馆之前，我带她先去裁缝那儿。半路上我们在一个钟表匠那儿停下。阿斯娅把我的手表递给他。这是个犹太人，会说德语。跟阿斯娅告别后，我坐雪橇去了玩具博物馆。还没适应俄罗斯的时间感，我担心会迟到。参观了玩具博物馆。我的向导巴特兰同志[69]给了我一份他的研究成果《从玩具到儿童戏》，我要把它当圣诞礼物送给阿斯娅。随后去了学院，柯冈不在。我打算乘公共汽车回去，于是在车站等候。这时我看见一个开着的门上写着“博物馆”，旋即意识到对面是“西方现代艺术品第三系列展”。我本没打算参观这个博物馆，但既然站在它跟前了，就进去吧。看着塞尚异常精美的一幅作品，我突然想到“共鸣”一词在语言上也是讲不通的。在我看来，一个人掌握一幅画的程度似乎并不能使他进入其空间，倒是空间自行展现的，尤其是画中各具体的地方。空间以角落和角度向我们展开，使我们相信自己可以熟悉过去的经验，对这些地方的熟悉真是无法解释。塞尚作品陈列在两个屋子里，这幅画挂在第一间屋子的正中墙上，正对着窗户，光线很充足。这幅画描述的是森林里的一条小路，路的一边有一组房屋。该博物馆的雷诺阿藏品就没有塞尚藏品那么杰出。不过，有几幅他的早期作品还是不错的。头两间屋里最能触动我的是描绘巴黎大街的两幅画，一边挂着一张，像两个钟摆。一幅是毕沙罗画的，另一幅是莫奈画的。两幅画描绘的都是从空中看宽阔的街道。一幅画的视点是正中，另一幅则是斜角。事实上第二幅倾斜的角度还挺大，两个从阳台栏杆倚向大街的男人的身影在画中似乎侧得就像紧挨着场景中的窗户。毕沙罗画上占大量篇幅的是灰色柏油马路上无数的马车；莫奈画上占了一半的是一幢房子明亮的墙，房子掩映在秋天的树叶里。房子跟着半遮在树叶里的是咖啡馆式的桌椅，在阳光下的树林里这些桌椅就像古朴的旧家具。毕沙罗表现的是巴黎的空间，房顶的线条，厚实的烟卤。我感觉他对这座城市有种怀旧情绪。在一间不起眼的后屋里，在路易斯·勒格朗和德加的画作旁边，有一幅雷东的画。乘公车回来后，我闲逛了好一会儿，约定时间过后一个小时，我才终于来到赖希和我相约见面的地下餐厅。既然已经快四点了，我们不得不马上各奔东西，约定事后在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上的一个大食品公司再见面。离圣诞除夕还有几个小时，商店里挤得很。我们在买鱼子酱、熏桂鱼和水果时，碰见巴塞切斯拎着大包小包，情绪高涨。赖希的情绪则糟糕透顶。他对我的迟到表示愤怒。早上在街上买的中国风格的纸鱼一路拿到现在，另外还有别的东西，证明我有收藏癖，而这一切更令他生气。我们接着去买了蛋糕和糖果，还有一棵带有点缀品的小圣诞树。我是坐雪橇回去的。天早就黑了。我拿着圣诞树和大小包，一路挤过人群，弄得疲惫不堪。回到房间后，我躺在床上边读普鲁斯特边吃刚买的糖衣干果，这是阿斯娅最喜欢吃的。赖希七点来的，阿斯娅更晚一些。她整晚都躺在床上，赖希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等了很长时间，茶炊终于来了——先前要了几次都没要着，因为一位客人把所有的茶炊都锁在他房里，而自己却离去了——第一次在俄罗斯的房间里听茶炊呻吟。我能直接看见阿斯娅的脸，她就躺在我对面，我坐在那棵花盆里的小松树旁，体验着多年不曾感到过的东西，平安夜的一种安全感。我们谈了阿斯娅准备去从事的工作，然后话题转向我的书（论悲剧的）。我大声朗读针对法兰克福大学写的那篇前言[70]。阿斯娅的观点在我看来很重要。她认为无论怎样我应该写下去：就算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那晚我们相互间很近。我的话引起她多次大笑。其他方面，比如写德国哲学作为德国国内政治工具的文章的念头也令她极度表示赞同。她简直不想走了，感觉又好又疲劳。不过，不到十一点她还是离去了。我立刻上床，因为晚上的活动太满，无论时间过得怎样显短。我意识到只要爱某个人，就算这人是在自己够不着的地方，时或感觉孤单，但两人之间不会存在寂寞。寂寞的感觉似乎基本上属于条件反射现象，只有认识的人（更经常是所爱的人）把它反射给我们，我们才会感到它的侵袭；而反射寂寞给我们的人自己却在享受社交的热闹。纵使是世界上根本感觉孤独的人也只有在想女人时才体验孤寂，即便是不认识的女人，或者并非孤单的什么人，只要这人不再陪伴他。(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