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天津解放前后

天津解放前我家已经没落了，靠做小买卖生活。1949年元旦后战事吃紧，我的家人几乎都敢不出门了。当时我16岁，正在上高中，学校早早就停课了，我们一家人都躲在家里，靠提前存的粮食和煤度日。我们没有条件做什么防范措施，幸好战争不打老百姓，躲在屋里也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当年天津市很小，一共才100来万人，也没有什么公共交通，我家就住在今天的土山公园一带，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偏僻的民宅了。民宅再向外叫大埝。大埝就是一片水洼，冬天结冰了，我们就结伴在那儿滑冰玩儿。

解放战争前期，百姓愈发无法忍受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政治黑暗，都无比渴望解放，这其中大批的青年学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纷纷加入地下民青组织。民青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青年。解放战争期间，天津地下党和民青组织做了不少好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学校停了课，当年的耀华中学礼堂就成了国民党的枪支弹药库，礼堂也作了军用。这些民主青年为了让解放军顺利找到这些藏匿的武器，就拿着粉笔，围着耀华中学的砖墙画上一圈箭头，相当于给解放军送暗号。1月15号解放军一进城，就顺着这些箭头把这个火药库全包围了。

我大哥当时在耀华中学读书，也是地下民青组织的一员，经常偷偷跟着地下党出去活动，包括父母在内都没有人知道他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我也是后来才听大哥说起这些故事。那时候学生中有很多都是参加地下工作的进步青年，都帮着解放军进城，那时大家觉得帮助解放军就是一件大好事。

当年还有很多高中毕业的学生，上不了大学也没有工作，生活太困难了，就都逃到解放区。我哥哥的两个朋友就投到了石家庄附近的一个接待站，那里专门接待天津、北平来的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后来他们回家看望我们的时候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我们忽然就觉得他们的形象都变得高大了。这都是因为战争年代，军民一条心，团结对抗敌人，解放军作为老百姓安全的防线，在百姓心中有着相当高的地位。(https://www.daowen.com)

那时候解放军分别包围了北平和天津，又控制了中间地带，所以天津跟北平的火车就不通了，这两个城市的来往也就成了难题。我认识一位列车长，他是我家邻居的亲戚，当时有30多岁吧。他是押车从北平过来的，因为突然就不通火车了，所以他就被截到了天津，住在我们邻居的家里，偶尔会给我们讲讲北平的事。可是他一大家子人都在北平，特别惦记，北平的家人也很担心他一个人孤身在外，可是信件根本就不通，打电报也不可能了，怎么能互相通信儿呢？这时候就出现一种无线电话。这是一种打开无线电就能听的电话，通话内容是公开的。我们那时年纪小，没事就爱听大人们打无线电话，说“怎么样啊北平怎么样啦”“北平城也围住了，出不去啦”，还能听到些家长里短的趣事，像是夫妻间聊着“小丫又尿床了，我又打了她一顿”，买卖人关心着“大五福今天多少钱了”，太好玩儿了。

战争时期物价飞涨了，几乎每天变一个样儿。我记得天津解放前的三四个月，买东西都得用麻袋装钱，一张票子的面值就能有一亿多。我们用的是国民政府印发的法币，到了后来法币严重贬值，买一个烧饼就得用1.5亿的票子。后期为了应对愈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他们又发行了一种关金券，这关金券印得特别好，是当时最值钱的流通货币了，红色的票子，写着10元，就很了不起了，能顶从前的10个亿花。可是关金券用了连半个月都没有，天津就解放了，这些关金券全变成了废纸。

解放军包围天津之后，天津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陈长捷下命令把天津边上的民房都给拆了，因为他怕解放军都藏到民房里，往市里射击，他就不能控制局面了。这就造成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也有很多人在枪战中丧生。

当时还有一件大事。现在和平路百货大楼对面有个公园叫胜利公园。胜利公园原来不是公园，有人说它是日本的一个特务机关。1945年以后日本投降了，这个地方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接收了，改名为励志社。百货大楼是当时天津市最高的楼房，励志社就在百货大楼的对面，天津解放时，解放军一个炮弹从郊区发射过来，越过这全市最高的大楼，一下就打中了励志社，炸掉了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国民党机关根本想不到解放军已经有了这么高的射击技术了，老百姓也很奇怪，都惊叹：“这么打啊！”天津解放后我们去那个地方看了很长时间，那儿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后来有人把瓦砾都清理走，那块空地就成了后来的胜利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