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希望之塔

心碎也许是为了那看不见的大陆，也许是为了那了无生趣的树木，然而无法恢复如初。

——维奥莱特·雅各布｜《阴影》

禁止乐观主义者的发声，他们怀着天真的想法，认为人类的价值将会永恒，为此我们会做出任何尝试。杜绝悲观主义者的存在，他们只会无能地哭泣，对目标的达成只会造成阻碍，为此我们会不惜一切努力。

——皮特·海因｜《两个消极主义者》

1978年，西尔维娅·莫雷利亚·德帕尔马（Silvia Morella de Palma）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南极洲生孩子的人。自此之后，至少有10个孩子在南极洲出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出生在西尔维娅生产的那个地方，一个名叫埃斯佩兰萨（意为希望）的小村庄，是地球最南端仅有的两个有常住人口的村镇之一。随着埃米利奥·马科斯·帕尔玛（Emilio Marcos Palma）的降生，人类逐步向世界主要陆地区域迁移的活动宣告完成。埃斯佩兰萨是一个阿根廷村镇，只有大约100人，村中建着一片低矮的红墙房屋，笼罩在西南极半岛顶着积雪的黑色山脉的阴影之下。这里是一个热闹的科学考察站点，住在这里的人绝大部分是地质学家、生态学家、气象学家、海洋学家以及他们的家人。这里是搜集科研数据最前沿的阵地之一，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地球生命的前景。

毫无疑问，现在的地球是属于人类的星球。虽然地球在过去还不属于人类，在未来也不一定一直属于人类，但从现阶段来看，人类这个物种对地球的影响程度几乎超过其他任何生物。今天世界的样貌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导致的直接结果，而并不是最终的结论或结局。以往的大部分生物都处在一个持续存在、缓慢变化的稳定状态之下，然而有时候这种状态会被彻底打破。来自太空的无法躲避的撞击、大陆规模的火山喷发以及全球性的冰期，迫使生物重塑自身结构的剧变无处不在。假使这些事件以其他形式发生，或根本不发生，那么我们将无从知晓未来会走向何方，或许和如今的现实完全不同。通过回顾远古时期，古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气象学家对我们星球不确定的近期未来和遥远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估，即通过回望过去，预测可能出现的将来。

不同于以往由单一物种或一群物种根本性改变生物圈的事件（如海洋的含氧量升高、泥炭沼泽的形成），我们人类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对形势的发展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我们知道环境在发生改变，我们知道自己对此负有责任，我们知道长此以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们知道自己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做。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去做这样的尝试。

只要站在真正的长时段尺度层面，看一看地球以往的生命历史，就可以看到一系列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生物在经历了雪球事件^[48]和毒性大气、陨石撞击和大陆规模火山喷发之后幸存下来，今天的世界还和以往一样丰富多彩、壮丽非凡。这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欣慰，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生态恢复带来了剧变，往往会形成和之前截然不同的世界，恢复的过程最短也需要数万年。恢复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牺牲造就永恒”——这是埃斯佩兰萨村人的座右铭。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地球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永恒的。埃斯佩兰萨的房屋所在之地的岩石，展示了生命是多么短暂。这些岩石包含早三叠世的浅海，以及二叠纪末期大灭绝事件期间的海洋沉积。岩石中遍布痕迹化石，这些保存在泥岩中废弃已久的U形孔洞，是当时的蠕虫和甲壳动物在沙子中建立的家园，后又被其他物质填埋。

霍普贝组是一组位于海底的岩层，由海底泥沙的塌方堆积物形成，当时海洋中的含氧量非常低。这一地区以及已知的当时其他地区有相似的缺氧状况，其中的原因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没有定论，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得以解决。2018年，二叠纪、三叠纪海洋环境缺氧已被证实是由规模空前的全球灾难性变暖造成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西伯利亚的火山活动产生了足以令全球温度急剧升高的温室气体，引发了海洋中氧气的大量逸出，世界范围内的鱼类和其他高活动量海洋生物大量死亡。细菌因而大量繁殖，其呼吸的副产物硫化氢大量聚集，弥漫于大气之中，荼毒着陆地和海洋的生态系统。生物的种群崩溃，极少有幸存者。到了二叠纪末期，生物（至少是多细胞生物）几乎无法生存。二叠纪大灭绝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环境有可能发生各种最恶劣的灾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预先的活路或是运气极佳，否则生物根本无法存活。

当我们将现今和二叠纪末期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海洋的氧气散失不仅限于过去，现在也时有发生。加利福尼亚洋流是沿北美洲西海岸向南流动的主要洋流，其含氧量在1998年至2013年之间下降了40%。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低氧海底区域面积扩大了8倍，于2018年达到了3200万平方千米，是俄罗斯面积的2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海洋每年散失的氧气超过10亿吨。部分原因是农业发展引发的海水富营养化令藻类大量繁殖，同时也是由于海水变暖，就像二叠纪末期的状况那样。

海水变暖为好氧生物同时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单纯的化学问题：水的温度越高，氧气的溶解度越低，令生物周围环境中的氧气含量减少。其次是物理问题：温水比冷水密度低，会浮向水面，而如果有太阳的照射，表面的水温一定升高得更快，将温水和深处的冷水分为两层。温水和冷水很少混合，因此已经溶解的氧气不会输送到深海。最后是生理问题：高温令冷血动物新陈代谢加快，需要更多的氧气，溶解在水中的氧气就会消耗得更快。对高活动量动物来说，这三个问题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这并非对所有生物来说都是坏事，甲壳类和蠕虫这样的底栖动物主要在低氧含量的环境中生存，但另一种气体引发了新的问题。二叠纪末期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速率很快，此外还有另一种更加强力的温室气体——甲烷。我们今天轻而易举地加快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二氧化碳正在令海洋的酸性增强。

今天全球每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000万吨，二氧化碳溶于海水中形成碳酸。这使得珊瑚形成碳质骨骼的速度减慢，今天新珊瑚礁形成的速率已经减慢了30%。在21世纪末之前，珊瑚礁溶解的速度将大于其形成的速度。外形更加短圆、有低平表面的珊瑚可能存活下来，而外形秀丽、色彩缤纷，如同树形金银拉丝装饰物的珊瑚则可能会灭亡。正如我们在苏姆看到的（这当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酸性环境固然是珊瑚和其他带有外壳的生物（如软体动物）面临的主要威胁，但高温本身就是一种灾害。与珊瑚共生的藻类在水温升高时已无法获得更多的好处，因此它们放弃了互利共生的生活方式，将自己的宿主推向了绝望无助的灭亡命运。在复杂的地球系统中，很少出现真正的瞬间崩溃现象，但珊瑚礁就是一例。随着全球变暖以及更多二氧化碳进入海洋，大规模浅海珊瑚礁就会消失。尽管我们都知道，珊瑚不是唯一的造礁生物，但玻璃海绵礁再度大规模发展起来，简直像是它们在侏罗纪全盛时期的重演，这仍然令我们感到惊奇。

在过去2亿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壮美的玻璃海绵扎根于深海，绝世而独立。其中一个种叫作“维纳斯的花篮”，它们会捕获一对虾作为清洁工，并专门获取一些碎屑在体内加工成食物后提供给虾，宛如一个晶莹剔透的牢笼，成年虾无法从中逃出。只有这对虾的后代在体型尚小时，可以钻过困住自己父母的隔栅逃走。维纳斯的花篮可以单独存活，但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加利福尼亚洋流最北端的海水中氧气匮乏，玻璃海绵大量聚集，海绵礁再次生长起来，有些已经高达数十米，长达数千米。它们缓慢地在海水中滤食，因此不需要过多的氧气来维持生存，而且其身体的主要成分是硅，受酸性海水影响较小。如果能够抵御捕鱼业和石油钻探的破坏，玻璃海绵礁（连同其维持的异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时代可能会再度来临，这是全球变暖趋势下拉撒路式的生态系统，是对海洋环境损失的一点小小弥补。

在陆地环境中，气候不断变暖的后果是全球性恶劣气候的到来。在地球历史上的温暖时期（如始新世），从赤道至两极的纬度温度梯度比现代要缓和得多，当时曾生活着巨大的森林企鹅。西摩岛动物群的记录表明，当时赤道的气温并非显著高于现代水平，温暖的极地甚至还出现了森林。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地球正走向更加极端的状态，极地变暖的速度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快3倍。今天的大气环流状况已经因此开始改变。

大气环流系统的稳定有赖于高低纬度之间的温度差。在北半球，极地空气向南流动，温带空气向北流动，共同构成了单一方向的气流——急流，并因地球自转而被向东牵拉。致密的气团很难与更稀薄一些的气团混合，因此一般情况下，极地空气和温带空气不会混和，在其接触地区构成单向流动的强气流。随着全球变暖，高纬度地区和温带空气的温度差不断减小，气团旋转着彼此混合在一起，形成小规模的涡流和旋流，空气流动变得更加混乱，极地大气环流的规律性被削弱。极地和温带气流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且不稳定，导致急流的流动路径产生向南和向北的巨大波动，在冬季尤为明显。相对气温极值的变化对大陆有深远影响，例如在北美，急流在冬季有明显南移的趋势，将寒冷的极地空气带入北美大陆的大部地区。其结果是，全球性的气温升高和温差减小造成北美近年来遭受规律性区域寒潮的侵袭。2020年2月9日，位于西摩岛的观察站监测到了南极地区的现代时期高温记录——20.75摄氏度，而且南极的气温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逐年持续稳定升高。

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通过将如今的大气与以往进行对比，我们可以预测全球气候应该是什么状态。今天的大气在成分上与渐新世时期相似，位于温室和冰室的中间状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预测，如果一直保持当下的碳排放量，在如今已出生儿童的有生之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将达到始新世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大气成分达到始新世水平，气温最终也将达到始新世水平。气温达到最终水平后将无法改变，改变的时机只存在于大气成分转变的过程中，因为地球环境的反馈系统确保大气成分达到稳定与气温达到最终水平之间存在时间差。若要避免达到如此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气温，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幅减少目前的碳排放量。

绝大部分的碳排放来自化石燃料——海洋浮游生物残骸形成的石油和石松泥炭形成的煤炭。迄今为止，全球已探明的化石燃料储量为3万亿吨，其中只有5000亿吨已燃烧，我们便已经感觉到了产生的作用。化石记录已向我们展示了煤炭的埋藏条件，石炭纪时期大规模的泥炭沼泽如今也不会再次出现。如今的世界对碳元素的沉积和储存的数量，已不足以减缓气候变化。植物在现代仍然是固定碳的最强主力军，二氧化碳水平的增加对光合作用产生了小幅度的促进，但我们没有森林生态系统和广阔的泥炭沼泽，通过形成足够多的煤炭来减少烧煤产生的碳排放。

气候变暖同时也在加剧腐败作用，自猛犸象草原时期形成的泥炭沼泽中储存的碳也已被释放。遍布加拿大和俄罗斯大片地区的泥炭层位于永冻层（持续处于封冻中的土层）之中。北半球冰冻的泥炭地中储存着1.1万亿吨碳元素，接近全世界土壤所含全部有机物的一半，是人类自1850年以来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碳元素总量的2倍多。但冻土中碳元素的储存并不稳定。

今天阿拉斯加的北斯洛普北岸，波弗特海边缘的永冻层正在解冻，地面遭受剥蚀。土壤仍然被其内部的冰冻结在一起，沿着海岸大片地崩塌，沉入北冰洋怒号的波涛之中。

随着永冻层的解冻，含泥炭的土壤变得松弛，随着冰的融化而缩小、下沉。随着土层的变软和下沉，生长在上面的树木也随之倾斜，树干东倒西歪，被称为“醉酒森林”，伐木工还没等来，整片树林可能瞬间就全部倒下了。一旦土壤解冻，里面的有机物质便开始腐烂，释放出温室气体，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永冻层中所有的碳元素全部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形式释放出来，这些气体将产生空前的升温作用。然而，所有的碳元素不会在短期内全部释放。地形因素令冻土层解冻的速度不同，小片温暖、潮湿的低地升温更快，还有朝南的山坡，这些地区会更快解冻。永冻层可能会再次封冻，腐烂过程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二叠纪时期位于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西伯利亚即将为世界带来灾祸，而如今的西伯利亚已不再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更多的是产生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一地区排放温室气体的速率可以被大幅减慢，甚至停止。目前的政策和行为令永冻层融化，但我们可以改变政策来解决问题。从化石记录和现代气候模型中可以得知，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永冻层并不是末次盛冰期的唯一遗存。当时遗留的冰仍然封存于极地冰盖以及向极地外扩张的冰川中，同时也存在于高纬度地区的冰川中。尽管自末次盛冰期以来，极地冰盖已经大规模退缩，但喜马拉雅冰川度过了之前长达数万年的冰期和间冰期，至今仍然存在。然而随着高山地区气温升高，喜马拉雅冰川也会逐渐消融，从而改变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水体分布和水中的基本化学成分，生活在这片区域的所有水生生物都要依靠现有的化学成分存活。

印度的许多主要河流，特别是印度河、恒河以及布拉马普特拉河，都依靠高山冰川和每年的季节性融雪维持供水。融雪供应的水量超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总流量的三分之一。在短时期内，融雪量的增加会引发更频繁的山洪暴发和大规模的水土流失。融雪量增加只能依靠山地雪线的上移，而且不会无限度地增加。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量已经出现很大变化，在一段时间之后（如21世纪后期），随着冰川彻底消融殆尽，这条河会在旱季出现可以预测的干涸现象。我们已经看到，中新世时期的一整片海是如何在1000年中蒸发的——喜马拉雅冰川的储水量远低于地中海。如今生活在河流两岸、依靠喜马拉雅冰川供水的7亿民众，可能面临着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据推测，兴都库什地区90%的冰川将会消失。也就是说，全世界10%的人口将会面临缺水的困境。在辽阔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两条大河汇入海洋，生活在这里的孟加拉人面临着三重危机。赤道地区升温使海面产生了更多的水蒸气，季风来得很早，也很强烈。水温升高后体积也会增大，导致海平面上升，冰川和南极以及格陵兰山地冰盖的融化更加剧了海水漫涨。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目前的海拔高度均低于10米，在海平面上涨后可能会被淹没。这个拥有1.6亿人口的国家笼罩在来自陆地、河流和天空的三重危机之下。全世界共有大约10亿人生活在超过如今的高潮线以上不足10米的高度。

全世界人口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率增加着。目前有超过70亿人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除了极少数的生态系统，人类在各个方面都占据统治地位。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儿童死亡率低，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但一个由人类带来的备受关注的问题便是人口过剩。一切都是平等的，更多的人口必将消耗更多的资源，然而一切又是不平等的。购买本书的人可能正过着相对高消费的生活。2018年世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8吨，但绝大部分的排放量都来自发达国家。美国的人均排放量为15.7吨，澳大利亚为16.5吨，卡塔尔为37.1吨。相比之下，在非洲只有南非和利比亚两个国家的排放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都不足0.5吨。

人口过剩的问题正在自动解决。全世界的生育率在数十年中持续下降，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妇女教育的普及，据推测，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纪达到峰值。真正迫切的问题是大量人口的消费。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只有将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低45%，才能将全球气温增幅限制在1.5摄氏度。如果美国的平均碳排放量降低，例如降到欧盟的平均水平（由于生活标准而无法降至更低），也只能使全球碳排放降低7.6%。相比之下，停飞所有国际航班可使碳排放降低1.5%。然而碳排放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发达国家还要为其他资源的高消费率负责。

和二氧化碳一样，塑料已经是环境破坏问题所讨论的焦点。我们看到在海洋巨大漩涡中转动的塑料垃圾，听到越来越多海洋动物的胃里出现塑料残片的新闻。这些报道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生物学范畴。航海民族文化遗产的丧失，塑料对鱼类种群不断累积的影响最终对捕鱼业的破坏，以及一片遍布从海里冲来的垃圾的海滩对人们精神健康的明显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无形的开销。除了对生物与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据估计，塑料对海洋的侵害所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每年2.5万亿美元。

塑料无孔不入的特性，将微生物的演化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化石记录一再表明，一旦有生态位空出来，一旦有可开发的新资源，就一定会有生物发展出利用这项资源的能力。如果没有创新，大自然将不复存在，20世纪后半叶塑料制品的大量涌现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数量巨大的未开发资源。2011年，人们发现生活在厄瓜多尔雨林中的一种小孢拟盘多毛孢的真菌聚氨基甲酸酯。2016年，日本坂井市一家塑料回收处理厂附近的泥土中，一种叫作“坂井伊德昂菌”的细菌发展出了消化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的能力，可将其降解为两种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的完全以塑料为食的生物，能够将一个完整的塑料瓶安全降解，与热堆肥降解植物材料所消耗的时间相同，在垃圾回收利用方面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种食物资源基本类型的改变体现了生物化学过程的根本转变，自从十几亿年前大气富氧化之后，这种颠覆性的变化还是首次被发现，这些体积最小但繁殖速率最快的生物始终不断地在改变着。

事实上，对于生活在猛犸象草原上的动物来说，及时应对改变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迁徙。生活在埃斯佩兰萨以南的布朗断崖的企鹅，诠释了这种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迁徙。它们当中大部分为阿德利企鹅，主要在半岛上生活，但也会到遍布于罗斯海的岛屿上繁殖。企鹅群体的数量巨大，它们的粪便渗入土壤中，年复一年地积累，含有这些排泄物的土层记录着企鹅在这片地区生活的时间。南极正在变暖，从末次冰期以来逐渐变得适合居住，向地下稍微一挖便可掘出堆积几百年的阿德利企鹅的粪便，这些粪便表明企鹅群在这个岛上已生活了将近3000年。冰盖占据布朗断崖地区的时间较长，企鹅群只在这里生活了大约400年。企鹅的分布范围改变了，温度升高令布朗断崖成为适合养育雏鸟的地方，一个新的企鹅群便在这里定居了。

企鹅比较擅长在栖息地之间迁徙，当洋流的改变令它们生活的富饶海域变得资源贫乏，它们会及时做出调整，继而尽快迁徙。其他一些物种则因无法及时迁徙，而避不开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多年生植物难以顺应天气的变化，对环境的耐受性都很有限。在我的记忆中，一种小叶子的酸橙树——心叶椴生长在我的家乡佩思郡的偏远乡村的山上。这种树每年都结果，但相比花楸、桦树和松树，心叶椴是同类树木中我唯一见过的一种。心叶椴是英国大部分地区的常见树木，但如果生长地区的气温低于它所适应的温度，它便无法依靠果实繁育后代。它的种子由于某些偶然事件会飘落到北方，种子可以生根发芽，长成树木，但它只有在一定的气温范围内才能繁殖。随着气候的变化，原本的适宜条件发生一系列改变，生物的分布也随之变化，小生境^[49]的变化令大的生态系统发生调整。在1970至2019年之间，北美的大平原生态系统平均每年向北移动365英里，也就是说平均每45分钟就移动1米。在一块广阔平坦的大陆上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迁移，但如果生物处在小岛、高纬度海岸地区，或者是生活在山地并已适应了寒冷的高海拔环境，它们最终将无处可逃。自然界能进行长距离迁徙的生物不多，很多生物被不断推向它们所适应环境的极限水平，这无异于将它们逼上绝路。(https://www.daowen.com)

我们也在引入新的生态系统。在现代，城市可能像是一个灭绝事件过后的生态系统，树木和大动物稀少，生物繁殖率低。很多生物在这些新环境中无法生存，而其余的生物只有连它们最基本的行为都改变，才能适应并存活。尽管热带雨林里十分热闹，但与嘈杂的城市相比简直是寂静无声，一些动物在求偶时通过叫声引起配偶注意，或是警告潜在的竞争对手，城市噪音对它们来说有着极强的干扰性。城市中鸟类的鸣叫比生活在乡村的同种鸟类声调更高、更快也更短促。只有高频率的尖锐叫声才能穿透机器低沉的轰鸣声而被听到。气味信息也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在高温下，雄性蜥蜴用来吸引雌性的化学标记稳定性降低，消失得更快，以至于失去交配机会。北极熊脚掌在浮冰上留下的气味会随着冰的裂解而消失，对其交配行为和领地占有都会产生影响。一个物种的存活不仅有赖于个体生理条件决定的环境耐受力，同样也依靠其行为的变通性。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生活在此地的生物的生存方式。

人类在地球上不仅数量惊人，而且随处可见，自2000年11月2日以来，外太空已持续有人类居住，令人不可思议。在所有哺乳动物的总生物量中，人类占36%。家畜（包括牛、猪、羊、马、猫和狗）则占据了所有哺乳动物60%的生物量。整个地球哺乳动物的生物量中只有4%属于野生动物。在鸟类中，这个数字更加惊人。地球上60%的鸟类都属于一个种——家鸡。到了2020年，人类制造的物质的总量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物质总量大约相等。如果我们用研究化石记录的方式来研究现今地球上的生物，在观察动物骨骼时，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发生了某些异常事件，才会令脊椎动物只拥有如此少的物种。我们会考虑到发生了灾难性的环境破坏和灭绝。野生生物确实是以可怕的速率在减少。在埃米利奥·马科斯·帕尔玛出生的1978年，当时的野生脊椎动物数量是2018年的2.5倍。这段时间在地质尺度下仅仅是一瞬间，但地球上超过一半的脊椎动物已经消失。

自末次冰期以来，那些体型最大的动物不是在各个大陆上相继消失，就是正在快速走向灭亡。现在的地球开始变得像一个经历了灭绝事件之后的世界，人类生态系统成了这些濒危动物的庇护所。那些适应了人类世界的动物都发展繁盛，包括生存能力较强、能够捡食垃圾为生的老鼠、欧洲狐、浣熊、银鸥以及澳洲白鹮，还包括那些与我们共生或我们出于自身目的所养殖的动物，特别是鸡、牛和狗。人类在远距离迁徙时，也有意或无意地令许多植物和活动力差的动物扩散出去。远洋通航取代了远古时期偶然发生的生物漂流事件，将不存在地理连通的各个大陆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有助于生物的扩散。人类经常会将一些生物从原有栖息地带出，让它们在没有天敌的地区繁衍生息，对新地区重要的本地生物造成生态侵袭。

很多生物正在以集群灭绝的速率消失，显而易见是人类所为，这令人感到失望。但我们绝不能气馁。人类引发的变化本身并不是新鲜事件，在宏观层面上也可以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存在于生物圈，位于生命演化树之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人类一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者，和人类出现之前的其他许多生物一样。人类在距今将近8000年前就发展出了畜牧业。当时的人类开始焚烧森林和草地来放羊，这一举动改变了欧洲部分地区的阳光反射量，影响了热量吸收，从而改变了印度和东南亚的季风模式。自更新世后期开始，人类便会有意地将周围的生物迁往他地，证据之一便是生活在所罗门群岛上的灰袋貂，这是一种树栖的负鼠类动物，是现代一种重要的宠物，它们在距今2万多年前被人类由新几内亚带入所罗门群岛，这可能和当时人类的黑曜石贸易有关。

人类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改造者，因此地球不可能一直保持原始状态，不受人类本身及其文化的影响。完全原始的世界并不存在，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就永远不会存在。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达到了人类演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态系统需要保护，但只有明确界定什么是人类破坏之后，保护项目才会具有可行性和成功的机会。是工业发展的破坏、殖民活动的破坏，还是人类本身的破坏？这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令现代的生态系统退回到完全野生状态的做法有失公允，会给生活在周边、依靠这些生态系统为生的贫困居民带来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人为强加的复杂社会因素导致的结果，并非由环境自身发展所决定。孟加拉国哲学家纳比勒·艾哈迈德（Nabil Ahmed）在《纠缠的地球》一文中写道，在他的祖国，“土地与河流、人与人之间、地层之间、油气之间、田地与森林、政治与经济，全部都无法区分”。所有的一切融合为一个整体，是政治与自然力量之间相角逐的产物。艾哈迈德强调，如今的孟加拉国直接脱胎于1970年的博拉风灾，具有独立性，不受天灾人祸所引发的政治影响。

正如同在气候炎热的二叠纪联合古陆时期，超级风暴在全球海洋肆虐，如今我们也看到世界范围内热带风暴事件正在增加。自20世纪初以来，气象记录表明大西洋飓风的数量逐季度稳定增长，至2020年已命名风暴达30个，是长期以来平均数量的3倍。2018年，地中海甚至出现了强度前所未有的飓风。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海水温度升高导致热带地区空气加速上升，使风力增加得更快，这为飓风提供了一个良机，使其在抵达陆地时达到极强的风力，给沿途经过的各个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

气候变化背后的社会意义不容忽视。从位于北极圈的发达国家争相从正在消融的冰层之下的海底开发资源，到发展中国家争相在东非建造大坝以缓解日趋严峻的供水不足问题，在数十年里，环境变化一直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其中一方是争夺财富，另一方是争夺基本资源，这表明了人们应对气候变化所付出成本的承受能力，高额的成本主要是那些收效甚微、差强人意的政策带来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变化即将发生。我们所在星球的地质历史描绘出一幅未来的图景，线条粗略，但行笔准确无误。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席卷地球的天灾人祸，但我们依然可以试图去改变困境。

昨天的世界奇特而美丽，是生物适应性的极佳体现。然而岩层体现出了另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世界并非永恒。本书的开头引用了雪莱脍炙人口的诗歌《奥兹曼迪亚斯》。而鲜为人知的是，雪莱的这首十四行诗是在文学游历中与他的朋友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之间为友谊性的斗诗所作，二人以同一处遗迹为题作诗。雪莱回望过去，对统治者的傲慢无情嘲讽，而史密斯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对未来的担忧。史密斯用八行诗的篇幅，谈论了遗迹底座的铭文中描绘的早已消失的古代城市，并构想了自己最熟悉的城市在未来的消失：

我们怀着疑惑，疑惑也许在猎人心中涌现过，

怀着和我们相同的疑惑，猎人从旷野中走过，

在曾经是伦敦的地方，猎人在追逐中将野狼捕获。

他中途看到了一片巨大的废墟，停住脚步猜度，

到底是何等壮大而又未知的种族部落，

曾经在这片消失的世界中生活。

那些被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出现的景象，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它们，没有我们，生命会照常延续下去。最终，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将再次被吸收并固定于深海，生物和矿物的循环将继续进行。我们和其他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一样，和那些与自身共生的生物进行协同演化，彼此通过复杂的方式产生关联。我们如今是，也一直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改变不会影响到我们自身，那就大错特错了。

作为一种生物，我们占据着优势，能从现如今由我们自身造成的集群灭绝事件中幸存。我们不断通过技术改善生存环境，包括衣服、堤坝、空调和海水淡化装置，否则我们将无法存活。然而，自距今6600万年前的最近一次集群灭绝事件之后建立起来的生态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通过破坏生物群落和改变全球化学结构，我们一再向如蛛丝般复杂而又脆弱的生态网络施压，其中的一些链条已经绷断。一旦崩溃达到一定规模，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作所为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生物与社会层面的双重灾难。一想到这场灭顶之灾，人们可能会手足无措。然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对环境的现状进行反思，我们有能力对过去进行分析，从中获得借鉴，对现状进行改善，因此我们可以抱有乐观的态度。

我们知道在环境动荡时期（例如我们所处的时代）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过去来预测将来，寻求躲避灾难的路。对一些无可避免的重大灾难，我们制订计划，将损失减至最低，将灾难的后续影响降至最小。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便开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尚未到来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泰晤士水门是伦敦最主要的防洪设施，其设计目的是专门应对海平面上升，据推测，全球海平面将会在2100年前后上升90厘米，泰晤士水门所能抵御的海平面上升高度可达2.7米。我们也知道一些国际合作计划，如1987年，197个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旨在停止造成臭氧层变薄的氟氯烃的生产和使用。如今“臭氧层空洞”正处于良好的恢复中，这要归功于上述政策的实施。该政策的推行由一项基金支持，这项基金由人均氟氯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共同筹集，政策实施过程中，发达国家无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助。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又发生了两件事，表明了对过去和未来更为密切关注的重要性。2019年上半年，在一小群人的簇拥下，奥克斯库尔地区举行了一场葬礼，这座冰岛曾经最重要的冰川已不能再称为“冰川”，在不断地消融之后，因自身重量而无法再移动。人们在墓碑上用冰岛语和英语写了题为“一封致未来的信”的墓志铭，先是说明奥克斯库尔由冰川降级为冰湖，之后写道：“立下此碑，旨在宣布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应对。只有你们知道我们是否成功。”注意，这里指出了这是我们将要做的事。

第二件事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迫使人类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应对一场剧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迫或自愿隔离，为了应对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洛杉矶曾是交通拥堵的代名词，监测报告呈现出几十年未有的优良空气质量。威尼斯的河面长年被游船覆盖，此时的水面也前所未见的清净。碳排放量减少了，尽管只减少了8%，石油库存始终充盈，油桶堆积如山，导致油价暴跌。一些激进人士将上述情况指为“地球自愈”的例子，隐约地表达了“人类才是真正的病毒”。此等愤世嫉俗大可不必。也许人类确实为了生活而过度开发资源，但这里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调整生活来应对危机，我们所做出的改变也会有直接的益处。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困难会影响所有人，只要通力合作，集中资源，并对需要帮助的地区提供支援，就能减小这次国际性危机所带来的损失。一些国家听从专家建议，高度重视疫情，做好防控工作，对疫情的控制效果远好于其他国家。各国合作研发出有效疫苗的时间之短创造了记录，这就是我们快速高效应对致命危机的能力的证明。

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傲慢的态度是致命的。对生态系统破坏和温室气体排放速率完全不加遏制的“顺其自然”政策，会造成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恶劣气候。然而，大谈“世界末日”也同样无济于事。环境保护不存在“不成功便失败”的二分法。报纸上经常会说，我们只有5年或10年时间来阻止气候变化，这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截止日期。所谓“做出改变”，并不是指时间一到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而没有成功做出改变也不意味着灭亡。20世纪前半叶或更早出现的生态系统的状况一直在改善，但损害也一直在累积。我们行动得越早、越坚决，产生全面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小。是否选择同心协力遏制气候变化的发生，对抗其影响，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或许教堂的尖顶已经倒塌，但教堂的整体仍然屹立未倒，我们必须选择是否去扑灭这场火灾。

只要我们改善行为，极力避免奢靡无度的生活，就可以遏制环境变化，防止其造成空前的灾难，防止第二次大灭绝事件的发生。地球无法一面提供发达国家居民挥霍无度的享乐生活所需要的资源，一面又能够供养其他生物的进食和交配活动，令它们繁衍生息。为了保护今天的野生环境，防止其成为另一批消失的生态系统，令其不至于仅能在未来某个时期的博物馆中看到，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减少消费，停止将造成环境变化的能源作为日常主要能源。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阻碍。人们担心短时间内的生活质量下降，对这些举措带有个人和社会的情绪，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如果在今后几十年里没有村镇、国家和世界层面的努力，我们必然会面临更大的苦难。无论作为一个物种还是众多的个人，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我们必须步入一个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环境更加和谐互利的关系之中。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既能维持环境的丰富多样，又能保证我们在环境中有一席之地。变化终究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留给地球更多的时间，让地质时期的流沙缓慢地承载着我们，去往明天的世界。

“永恒造就牺牲”——在那之后，我们也将生活在希望之中。

[48]即全球冰冻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约瑟夫·科什文克（Joseph L. Kirschvink）提出。*

[49]生物在其生态系统中的行为和所处地位，由生物的分类地位、形态特征、生理反应和行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