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作
无事可做对于神经衰弱患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折磨，这种时候，每一分每一秒在他看来都会变得漫长无比，以至于他无力承受由此而来的紧张。他疲惫的大脑会焦虑地飞转，但同时又能注意到每一秒钟的流逝，即便是再严厉的自责也难以遏止。患者要脱离这种困境似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能找到某种支撑疲惫的大脑得到稍许休息的东西。而与其他人一起从事某项工作就可以给予他最强有力的支持。不过，在从事一项工作之前，他必须不再为自己的问题而感到迷惑，同时也不能把工作看成是抗争的手段，否则他只会变得更加疲劳、更加迷惑。
患者必须首先为自己的问题找到某种解决或折中的办法，必要时还应该征求他人的意见；他必须准备好停止抗争，走向康复，并接受神经在他投入工作时跟他玩的各种把戏。
一个人一旦有事可做，他就能够将自己的大脑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承受着过去的痛苦，而另一部分则开始接受并飘然地恢复。不过，承受痛苦的那部分大脑仍有可能继续遭受某种程度的痛苦，同时问题也可能会继续萦绕在它的背后。但是要记住，它仅仅是萦绕在背后而已。这个时候有事可做无疑是一件幸事，它吸引着患者的注意力，同时像一块夹板一样固定住了疲倦的大脑，并将原来痛苦的记忆替换为客观的想法，从而使痛苦得以渐渐地消退。需要再强调的一点是，这种情况只有在患者抱着接受和期望痊愈的心态，在没有怨恨、抗争和恐惧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不幸的是，许多神经衰弱患者都已步入中年，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而比起男性来，中年女性更难获得这方面的帮助。一般来说，男性患者通常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这使得他们每天接触不同的人和环境。
曾经有这样一位中年男士，患病前他一直作为公司的代表在海外从事一项有着巨大精神压力和激烈竞争的工作，这不仅要求他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艰苦的旅行，同时还很难保证他有充足的睡眠。终于有一天，他在需要运用自己的机敏和智慧解决问题的时候，变得精疲力竭。他开始感到恐慌，担心自己失败。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回到了家里，但此时神经“崩溃”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在随后的2年时间里，他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但效果均不持久。我见到他时，他已经绝望了。他说他病得很重，以至于任何思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负担。这一点让他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作为一名工程师，他的工作需要进行复杂的思考。他曾经多次尝试继续原来的工作，但每次都是在绝望中放弃，而且回到家后还会变得更憔悴。他说，没有人能够再像他这样努力地抗争了。我指出了他的错误所在，并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听完后说：“你说得似乎太简单了，不过我还是会试试的。”
由于他的身体还很疲劳，所以我建议他在家里干点轻活，先调养上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状况有了好转，但仍害怕重返工作岗位后会遭受失败。于是我再次指出了他的错误所在。我解释说，他的大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受到了损害，它仍然能够进行复杂的计算，只不过速度会比以前慢一些，而且在开始计算前，他总是先给自己设置一道恐惧和不自信的障碍，这样一来他还怎么指望自己那疲劳且极易受到暗示的大脑能够克服障碍，圆满地完成工作呢？他的大脑被绝望的想法弄得如此疲惫，也难怪它会运转得那么吃力了。其实，它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运转起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https://www.daowen.com)
我告诉他，他必须作好在解决问题之前进行多次尝试的准备，必须承认眼下还会有一些甚至是许多他无法解决的问题。绝不要把解决问题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必须尽量放松，平静地呼吸，同时允许疲倦的大脑以可能的速度慢慢思考。话说回来，在那种情况下大脑也不可能快速地思考。
另外，他一定不能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在其他人面前显得很傻。这没什么，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他们也会找上门来寻求他的帮助呢？
我反复解释说，他思考的质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他思考的速度，而这也仅仅是因为紧张和恐惧造成了大脑的疲劳。
几个月后，这位男士在我的指导下得以康复了。虽然康复的过程十分艰辛，但成功向来都是可贵和来之不易的。如今，他已成为公司的一名行政主管，比起患病前，现在的他更为成熟，也更不容易受到伤害。如果神经再次玩弄过去的伎俩，他会放松地接受，而不是努力地去抗争，这样神经衰弱就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动力。
这位男士很幸运，因为他有良好的恢复条件。他的职位一直为他空着，他可以按照自己恢复的情况决定何时重返工作岗位。另外，他还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有时他会伤害到她，让她感到害怕和迷惑，但她仍一如既往地陪伴在他身边。可见，医生如果愿意花时间就神经衰弱的问题向患者的妻子作一些解释的话，他就能够给予别人极大的帮助。
有时，夫妻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复杂。如果丈夫是神经症患者，那么由于疲倦的大脑无力作出决定，他可能会为了一点小事转而寻求妻子的意见。然而，这样做又会让他感到自己像个懦夫，于是为了在妻子面前（同时也是在自己心里）重新树立起男子汉的形象和那点可怜的自尊，他会故意不理会妻子的劝告。难怪有些做妻子的会感到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