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对生态道德的影响

传染病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是自然向人类敲响的警钟。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原始文明的依附自然、敬畏自然到工业文明的支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发展历程。人类逐渐变成有史以来最高效、最无情的环境破坏者，大自然也在无形中通过不断出现的传染病警醒和教育人类。恩格斯也警示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正因如此，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安排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用生态道德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人类对自然心怀敬畏的必然要求。

早在2　000多年前，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意思是说，君子有3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有德之人，敬畏圣人的思想理论；小人不懂天命而不加敬畏，对有德之人态度轻慢，对圣人的言说多有轻蔑。其中的“天命”实际上是指自然及其运行规律。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对自然和自然规律怀有敬畏之心呢？这是因为人类是自然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高级动物，必须根据大自然的时节变化、气候变迁与星移斗转来安排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如春耕夏作、秋收冬藏，春夏减衣、秋冬加衣，饮食也要依时节而变。这表明，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在根本上必须遵从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不仅如此，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向人类提供生命存活与延续的物质给养，每个人的衣、食、住、用、行所需要的物质，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和馈赠。同时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动植物及自然的其他部分构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动植物养护着地球的生态并给予人类生存资源和生活美感。人类与动植物相比，并没有高于它们的道德地位。相反，由于人类过度破坏生态环境和捕杀动植物，人类其实是大自然中的“坏孩子”，吃着奇珍异馔，戕害着已经存在几十亿年的地球动植物的生命。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生态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求。”(https://www.daowen.com)

餐桌上的野生动物原本是人类的“兄弟”，但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视法律的约束，非法获取野生动物。某些野生动物可能是病毒的宿主，但无论是蝙蝠、果子狸还是穿山甲，它们都不是人类的敌人，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人类。试想，离开了动植物的地球还是地球吗？人类还能存在吗？因此，对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规范早就应该突破人与人的伦理关系的范围。我们应该建立一门新型生态伦理学，将原本用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规范拓展到人与生物、人与自然环境，用“善”“平等”“正义”等价值理念去处理人与自然问题，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这个波及全世界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让我们深深意识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伤害”“同发展”“共存亡”应当是我们处理各种关系的根本原则，而人类的实际行为不应当以金钱、权利、地位等为根本的评判标准，而应当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转向敬畏自然、维护地球、关爱生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平衡、同育共长。面对疫病引发的道德危机，我们的思考不应仅停留在生态伦理的阐述上，也应当从不同领域、不同视野、不同层面系统研究防治方案和建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