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英文均为“Public Health”，但公共卫生往往被理解为一个行业（主要指卫生健康）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概念。“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但现有的教育和人才供给不能适应新挑战、新要求。《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 0.83人。如何补齐疫病暴露出来的短板与不足，增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弱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尤其重要。
（一）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2020年5月全国“两会”期间，有委员提出建议，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并在育人质量方面狠下功夫，培养公共卫生领域卓越人才；加强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深化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鼓励试点本硕博连读培养公共卫生拔尖创新人才；加强面向非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预防医学教育；逐步允许并鼓励临床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员获取公共卫生医师执业资格；加快形成公共卫生领域多学科背景拔尖人才汇聚的集群优势，解决生命全过程、疾病发展全过程防治结合的问题等。同时建立健全预防医学的继续教育制度，重视并发挥预防医学在继续教育中的作用，培养高素质有能力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型医学人才；在三级医院疾病防控相关的重点临床专业，如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呼吸病学、消化病学等，实行公共卫生人才预备役制度。
因此，我国可借鉴国际经验并考虑国情，以提高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任务。在大力发展本科教育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公共卫生硕士（MPH）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双学位联合教育，培养交叉型和复合型人才。与公共卫生硕士交叉的学位领域包括临床医学MD/MPH、口腔医学DDS/MPH、文学BA/MPH、护理学Nursing/MPH、MPH/JD法律、MPH/MSW社会工作、MPH/MBA工商管理、MPH/DVM兽医等。
（二）行业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
当前公共卫生需从行业模式回归到社会模式。人的健康影响因素中，单纯医疗的贡献占20%，经济社会因素、健康行为、物理环境等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占80%，但很多国家往往把大部分资金投在占比20%的医疗上，医疗与健康脱节。“公共健康3.0”就是赋予公共卫生机构权力，使他们有能力通过社会动员并充分利用数据和资源解决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教育、运输、餐饮、环境、住房、安全的社区等。公共卫生领导人不仅是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时还应该是所管辖地区的首席健康战略官。“公共健康3.0”理念比较适合对重大疫情的应对，特别是地方政府卫生部门领导如何承担首席健康战略官的角色，如何与跨医疗机构以外的其他部门合作等。因此，随着公共卫生从行业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对于培养复合型公共健康人才和首席健康战略官提出了迫切需求。
（三）需从单纯关注人的健康向关注人-动物-环境整体健康转变
“One Health ”理念注重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三方面的关联性，强调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的合作与交流，重视环境在疫病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旨在实现人类、动物和环境的整体健康。因此，要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临床医生和兽医等人员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要有全链条和系统性思维，以实现整体健康的目标。由于近80%的急性传染病来自动物，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未来也对如何培养符合“One Health”理念、从单纯关注人的健康向同时关注人类-动物-环境整体健康转变的公共健康人才提出了明确需求。
（四）新型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将在公共健康保障中发挥更大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当前，生物安全的概念已从生物防御拓展到健康安全，其中应对重大传染病（新发和突发传染病）是核心任务。疫病背后反映的生物安全问题可能重塑医疗卫生格局，例如更加重视病原检测与溯源、生物疫苗、抗病毒创新药等生物医药技术，也对健康医疗信息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国家科技战略也提出，把生物技术作为基本技术摆在国家科技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布局，支撑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的建设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AI、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地发挥支撑作用。因此，对培养人群健康相关的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公共卫生医生、公共卫生科学家、公共健康信息学和大数据方面的人才也提出了明确需求。
（五）重视公共卫生教育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关键与根本
重大传染病及突发事件防控类同于军事国防，需要顶尖优秀的人才。有学者提出，可考虑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人畜共患病、环境与健康等与人群健康相关的人才统称为公共健康人才，从国家安全和全民健康的战略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与公共健康人才的培养，从全民大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高度系统规划我国公共卫生及公共健康人才的教育与培养。
一是构建以公共卫生为主体，大健康为中心，覆盖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全链条的公共卫生及公共健康人才培养体系。在基本原则方面，院校教育的本科生强调“核心能力”，学术学位研究生强调“创新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继续教育强调“岗位胜任力”。加大投入在国家医学人才管理层面，将公共卫生医师与临床医师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彻底改变“重治轻防”的倾向。
二是推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认证制度，建立国家标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由于不同大学或医学院校下设的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学培养内容不一，且不像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与临床医师专业能力较容易受社会认同，近年来国际上一直积极推动公共卫生学院的评估和公共卫生医师的专业认证，我国可以考虑逐步推进。在毕业生资格认定方面，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不需要参加认证考试，就可以从事公共卫生相关工作。
三是为应对多元化健康影响因素，注重核心知识能力课程和跨领域学位课程并重。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对应的表述是“健康危险因素”，2019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将“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纳入总体目标之一。从“危险因素”到“影响因素”一词的改变，反映了我国公共卫生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国际上公共卫生教育强调MPH学位，其课程同时重视流行病学、生物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政策与管理、社会行为科学五项核心知识能力，以及信息传播与大数据、领导能力、公共健康生物学、系统性思维等跨领域专业素养。以此课程培养的公共卫生人才，能了解多层面的健康影响因素，并且在面对健康问题时，可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学院课程设置重预防、轻应急，重公卫专业本身、轻综合学科培养，公卫和文、理、医、工、经的融合不足。因此，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做调整，特别是综合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借助政治、社会、经济、公共管理、大数据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人才培养和双学位教育，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四是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实际工作中加强医疗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制性交流。医学院校应加强与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密切合作，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使临床医生具备早期发现传染病个案的能力，及早上报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并积极参与控制疫情，可避免之后多米诺骨牌式的经济社会巨大损失和后期连锁反应式的个体损失。鉴于医疗和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相互独立和缺乏建制性交流的现状，可探索设立相关的学者计划和科研项目，建立人才从医院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动的激励机制，促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在关键时刻指导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
五是加强对地方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的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培训。“公共健康3.0”理念要求地方公共卫生领导人要成为“首席健康战略官”，疫情暴发后，作为政府管理体系中最专业的各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干部是关键队伍，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早期指挥主体，需要对所在地的卫生疫情有整体了解并做好防控布局，这对负责人的专业背景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让政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切实理解疾病预防控制，包括防控突发传染病、慢性病和环境危害，对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考虑到地方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技术行政部门，为避免“延误战机、误判错判”，应要求公共卫生行政负责人需具有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与实践背景。同时，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具体举措，加强对地方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在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方面的定期教育培训，逐步成为一种建制化的学习和培训机制，以不断强化疾病控制意识。
（马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