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经验中形成中医药防治疫病系统理论

人类和瘟疫的斗争从未停止。翻看中医药发展史，我国几千年来与瘟疫的对抗中，诞生了一批批名医，他们的经验世代传承而形成了系统的防治理论。现代医学的传染病，在中国古代称疫疠、天行、时行、瘟疫等，具有传播迅速、传染性强、病情严重、病死率高的特点。疫病在我国自古有之，且危害不小。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2 000多年中，中国先后发生过 321次流行疫病，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惨剧。新冠病毒感染根据其发病特点，属于中医学疫病、瘟疫范畴，是具有流行性与传染性的一类疾病。中医药防治疫病、瘟疫已有2 000多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历代医家的实践与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一套有效而独特的疫病防治理论和方法。

两汉时期是古代记录中瘟疫最多的时期，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清代江苏名医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叶天士的《温热论》等经典名著，系统总结了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基础理论、临床实践、方剂药物和技术方法，凝结了古人对疫病防治规律不断探索、思考、总结的智慧。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发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清肺排毒汤”，就是由“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多个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为后世疟疾治疗提供了许多有效方药，如青蒿治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正是受葛洪的启发，最终从青蒿中提取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评价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带来新的启发。”

明清时期温病流行，于是中医又产生了温病学派，以吴又可、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温病学家用中医防治瘟疫，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中医研究瘟疫的首本专著是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明代末年瘟疫暴发，吴又可首次提出“疠气”致病学说，不仅开辟了中国传染病学研究先河，还是世界医治传染病学上的创举。今天看来，吴又可所说的“疠气”，无疑就是“致病微生物”。在与瘟疫的角力中，中医的贡献造福全人类，尤以天花防治最突出。宋代天花在我国流行，从那时起，中医就开始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清代康熙年间，朝廷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这种方法后来被其他国家仿效。(https://www.daowen.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几次重大的疫情救治工作中，譬如 1956 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禽流感，中医药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且展示了中医辨证论治和三因制宜的优势，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屡建奇功。

1956～1957年，石家庄和北京地区暴发流行乙型脑炎，在疫情紧迫的情况下，政府派去了中医名家蒲辅周。蒲老结合中医理论及两地实际情况，根据当年北京气候暑湿重的特点，及时调整方药，采用三仁汤、三石汤、五加减正气散、千金苇茎汤等化湿清热治法，白虎汤、清瘟败毒饮等清热解毒之法，使用不同治疗方案，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且治疗效果远超世界水平，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1958 年广州暴发流脑疫情，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用中药对证施治，疗效达 90%，大大降低死亡率，且患者完全无后遗症。2003年SARS暴发，当时87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任命为中医专家组组长，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共收治73例SARS患者，取得“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的成绩。

正是通过几千年与疫病的斗争，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人威廉·麦克尼尔在其撰写的《瘟疫与人》一书中，谈到了一个令他十分迷惑的现象——中国清代瘟疫高频率流行，人口却出现激增，清中期突破1亿人，末期达到3亿人，而同时期的欧洲总人口才1.5亿人，而且是低度增长。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医的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