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体性治理模式
中国采取了总体性的治理模式，举国抗疫，疫情得到有力逆转。这一成果不仅来自制度优势，更反映了背后价值取向的胜利。
1.具体表现
首先，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便较为及时地采取了有效的全面管控。通过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采取全覆盖式的防控措施。同时，针对重点疫区实施严格的进出管控，加强内部排查，遏制疫情扩散。从总体来看，我国以全民动员、全力抗疫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防控成效。虽则处在春节这一特殊团圆节庆期间，被管控的民众和执行管控的基层干部、群众都表现出极强的团结、配合意识，并自觉自发地尽己所能作出积极贡献。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考察团负责人、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lyward）对此也评论道，最让他震撼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愿意为疫情防控作出贡献。[5]
其次，疫情防控表现出中国政府高超的执行能力和动员能力。疫情防控有赖于基层治理体系的全面发动，这一公共系统深入中国的各个角落，因而在中央颁布政策时能够贯彻落实。社区、村庄实行网格化管理，基层干部、社工、志愿者等为疫情防控构筑起严密坚实的防线。此外，中国的管控措施以强大的后勤保障系统为后盾，药品、防疫物资、必需生活物品在举国进入紧急状态下从未真正短缺。不管是各地对疫区的对口支援，还是封城之地内部的应急运转，都体现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大的调度、动员能力。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面前，政府坚持应治就治的原则，对于疑似病例、确诊人群均提供免费医疗，避免民众因经济负担被迫牺牲生命与健康。
2.原因分析：差异者共为的行为模式
中国社会对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认识始终有别于西方，然而这并非苛求个人必须让位于集体，而是个人与集体处于共生关系中。这一理解为中国的抗疫实践提供合法性。
只有抛弃以自身为绝对主体的认识目光，才能看到他人的存在和共同体的形成。将集体的建构视作和自我与其他个体同时生成的实体，是对马克思之“人和对象”主客体关系论述的继承。同时，基于集体形成方能为自我的主客体视角转换提供可能，他者之存在不仅是先定的现实事实，更有其自身必要性。如此，人与他人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是互相需要，而非互相对抗。因此，在第一层次上，共生关系的思维模式首先意味着密切人与他人、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差异者共存”的问题。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践明显表现出对他者的关注，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未有轻视他人生命及权益的倾向。政府层面以民众生命健康权利为先而采取全面管控措施自不必说，个人层面也大多表现出为他人付出乃至牺牲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员以不考虑自身安危的态度全部行动起来，投入到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广大志愿者逆行奔赴疫区，最广大的群众也同样在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抗疫工作。如此数量庞大的自我奉献式个体必定不能以简单幼稚的“集体优先于个人”逻辑填充，也无从由每个人独立的道德高尚性直接生发，而是源自对他人生命的重视，出于个人与集体间密切关系、个人利益与他者利益间非对抗性冲突的认识与权衡。可以看出，中国的疫情治理工作中几乎不存在“差异者共存”的质疑，而以个人之于他者的关怀与共情，践行探索着“差异者共为”的可能。
进一步而言，“差异者共为”的行为模式能够为西方社会难以想象的全民动员提供解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人自身不断地生成时，也意味着现成的社会关系不断地被打破、被消灭，表现为实践的“革命性”。每个个体都参与了集体的生成，而集体的生成又必然塑造每个独立个体，这些关系的生灭赋予了个体之间“共为”的可能性。并且，通过社会关系形成的动态世界，也需要通过不同个体之间的共同实践作为其主要内容来加以维系，即差异者共为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疫情灾害面前，当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产生对于他者的共情，并且意识到自己私人的举动也将对当下产生影响，便更能参与到社会性的行动之中。
事实上，中国社会始终具有对于“与他人共在的公共语境”的意识，但可能只有当新冠肺炎疫情此类现象级的事件涌现的时候，这个公共语境的存在才会如此凸显，并同时向每个个体或多或少都存在的“社会性思考”提问。幸而，与中国一贯以来的做法相应和，在空前的危机面前，中国的社会和个人仍然表现出人性关怀与差异包容。可以期待，“差异者共为”的行为模式背后有巨大的可能性，必然不会仅仅停留在对重大事件的应急处理中，而会借助“实践的革命性”——马克思所言“改变世界”——通向另一个理想未来。
（吴炫霓 2019级法学院）(https://www.daowen.com)
教师点评
论文选取《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概念，阐释中国抗击疫情的公共治理叙事，角度新颖，观点独特，特别是自觉选取马克思经典文献和基础理论解读抗疫背后的中国理论，在态度上是值得肯定的。论文以“差异者共存”和“差异者共为”来论述西方小政府防控和中国总体性防控，确实触及中西方疫情防控背后深层的理论范式的差异，体现吴同学有自己的思考。不过，论文整体研究对象过多，既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又要涉及他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以致关于差异者共为和差异者共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疫情防控间的关系没有充分理顺。另外，论文背后其实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中西方在公共治理中的关系叙事和权利叙事的差异，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形成一篇成熟的理论文章。
（点评人：韩欲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9页。
[2]同上。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页。
[4]复旦发展研究院：《美国观察｜执政理念的考验：疫情下的共和党内意见分歧》（2020年4月11日），凤凰网，http://feng.ifeng.com/c/7va56X71f0j，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7月15日。
[5]《布鲁斯·艾尔沃德：每个人都跟我说不能学中国，我就反问》（2020年3月7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BruceAylward/2020_03_07_540335.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