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小政府治理
西方国家囿于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在需要总体性治理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初期采取了极为有限的治理措施。由于无法有效遏制病毒传播，其后政府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但同样收效颇微。
1.具体表现
首先，西方国家在疫情暴发的初期阶段大多采取了弱强制性的防控措施。在面对疫情的爆炸式扩散之时，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为如何阻止病毒的进一步蔓延。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国家，立即采取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控制措施。而西方国家公共事件应急系统于条件反射之下的优先选择却是拒绝地方控制，以个人自由为绝对禁忌，期待以弱强制性的呼吁拖延时间。在疫情初期，美国许多州长坚持抵制对居民颁布居家禁令，多位州长公开宣称“需要平衡该州居民的健康和经济的健康”，表示“人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认为居家禁令这一强制措施“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毫无意义，也不现实”。[4]除此之外，意大利在是否戴口罩、是否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不解的过度抗拒。以上种种，不仅在抗疫现实中被病毒的烈性所彻底否定，实际上也是偏执而不计后果地追求个人绝对自由，构成自由本身的滥用。
其次，政府普遍表层行动能力过弱。即便是在弱强制性的防控措施被现实证明无效后，西方政府不得不转而加强政策力度，政府同样陷入了“有心无力”的窘况。以美国为例，在确诊病例数字持续攀升的背景下，美国部分地区居民仍要等待数周才能获得检测。医疗资源过于昂贵、检测试剂极端不足种种问题，都是政府自身动员、调度能力过弱，无法支持紧急状态下的需求的表现。除了此次疫情期间暴露的应急处理问题，过去数年间美国政府面对自然灾害的无力、在交通基础建设上的无能，事实上同样源自“小政府”的效能虚弱。
2.原因分析：差异者共存的思维模式(https://www.daowen.com)
西方国家抗疫措施的被动局面，较大程度上可以直观归咎于“小政府”的一贯立场。然而对于“小政府”的迷信尊崇则直接指向政府和民众落入了“差异者共存”的思维窠臼。
时至今日，在对外和对民众的公共宣传中，西方社会一直将抽象契约论、抽象人性论奉为天然的理论原点。在这一系列论证中，个人始终先于社会存在，只有“完全的个体”组成集合后才能构成社会，即费尔巴哈所言抽象且孤立的“人的本质”。
疫情期间暴露出政府缺乏行动能力，其背后的观念认知仍然可以追溯至此，即经典的个人与集体关系问题。以公民之间的不同需求为事实前提，以所有公民同等权利为虚构假设，政府的义务不仅仅是满足需求，还要平衡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政府本身已无甚生长空间。加之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总是优先最大化个人权利，政府在有限的空间里仍被作为极小但必不可少的恶来对待，因而仍被不断防范、压缩。因此，费尔巴哈在对“人的本质”与“社会”的前提界定中，虽未言明，但必然导向西方政治中对政府权力的天然怀疑，从而走向“小政府”的政治实践。
更进一步挖掘西方国家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念，其本质核心仍然是个体利益冲突之时的“共存”问题。捍卫自我利益和尊重他人权利的取舍，不是纯道德意义上的探讨，而是现实行为的基本驱动力。而这一选择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性突发事件中意义尤为明显，在政府层面上表现为生命健康和市场信心的冲突；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自我和他人在生命、自由、经济利益等问题之上与之间可能的冲突。由于西方社会的民众个体将天赋人权作为原初式的思考模式，容易得出的结论是：个人利益让位于他人利益虽值得赞扬，但“个人利益最高”在道德上同样无可指摘。因此，当需要回答“他人的生命有多重要”时，“差异者共存”成为道德抉择的一大难题。尽管这本不该只在道德意义上探讨，尤其是对于具有《拯救大兵瑞恩》中展现的人权观念的国家而言。然而由于公共卫生领域无利可图，在保证个人健康的前提下是选择他人的健康还是自己的额外权利便只是纯粹的私人取向。此外，个人利益优先的利己主义同样导致对于政府的更多要求索取。
“差异者共存”的思维模式停留于以主体性的原则“解释世界”。固有的“观念”、理论方式导致其无法摆脱自身，所形成的主体性原则不断巩固自身。当西方社会个体运用它们试图理解对象世界，并以此总结探寻行为方式时，便难以看见新的可能性。这也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虽不断尝试改变，却始终难以获得较大突破的问题提供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