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抽象人权与现实人权的叙述差异

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劳动者贫困化，资本家无法有效获取剩余价值，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频频暴发并逐渐演变为政治危机，威胁资本主义的统治。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后，美国创造性地引入政府计划，通过政府的积极领导，在不否认公民消极权利的前提下，尽可能保障公民免于匮乏的积极自由，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参与，使得资本家与劳动者向中间靠拢，促成大量中产阶级的实现。

但改良并未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性认识到政府权力扩大化问题，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上台，反对国家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强调市场的自由性，全面推动财产私有化，构建有限政府。新自由主义思潮反对社会福利，以机会平等的借口抛却国家对公民积极权利的保障，推动垄断资本发展，垄断资本的触角再次蔓延到社会医疗、民生福利上，造成社会低收入者、中产阶级的再贫困化。

此外，西方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权利取向型，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是个人权利或个人利益，西方不仅反对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也反对公民彼此间的自由干涉，认为只要在法律、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个人可以无限制地追求自己的利益。(https://www.daowen.com)

而中国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形成的是农耕社会而非西方的市民社会，大型水利的修建以及抵御边疆异族，更为重视集体与义务。此外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更为重视整体利益、仁义礼智信，君子理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对百姓不仁的统治者也会遭后世史书贬斥。

此外，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西方宣扬的“天赋人权”的主流人权观，是一种抽象人权观，以出身既有的人权掩盖阶级对立、掩盖剥削，人权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人权的强调放在免于匮乏的积极自由上。人是社会中的人，是集体的一员，人不可能孤立存在，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强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帮助关系，用机会平等掩盖事实不平等，所以马克思主义强调政府与社会的积极作为，强调公民的权利义务对等。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需要社会总体治理，每个个体需要有所牺牲与付出。中国医务人员奔赴疫情前线；基层公务人员需要牺牲春节假期，排查疫情；亿万人民，放弃出游计划，居家至少两月；更有源源不断的物资、捐款送往湖北省，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抗疫情。而在西方，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强调权力本位的个人主义很少愿意作出牺牲，纵使疫情蔓延，人们依旧不佩戴口罩，照样出行游会，认为这是自己的自由，别人不该干涉，使得疫情进一步指数级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