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从中国的人权理论角度看待中国的对韩援助
如果再把视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人权主张语境下，此次中国对韩国的疫情援助，同样是一次中国人权理论的实践。
长期以来，在人权理论的话题上，中国声音不仅不是主流，更因为西方国家的偏见和曲解而屡受非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人权理论强调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即所谓的“第一代人权”[9]），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认为西方的人权价值应该作为模板推广到全世界；而与之相反，中国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十分重视生命健康、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权利等二代人权和以集体权利为代表的第三代人权，坚持主权高于人权，反对把一国模式强加在他国身上的人权霸权主义。这些主张招致了西方的强烈不满，曾经多次以发布《人权白皮书》、在联合国会议场合指责等形式反对中国的人权主张，谴责中国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威权专制国家。[10]
然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的人权实践深刻反映了其背后人权理论的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而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对韩援助也是一次成功的、具有典范性的中国人权理论的国际实践。
在疫情暴发初期，西方国家，甚至包括韩国在内，均奉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这实际是崇尚第一代人权而忽视第二、三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健康权和集体权利（如获得发展、获得和平等诉求为代表）。[11]漠视了新冠病毒本身传播扩散的特点，以人群自由流动和集聚带来大量人员感染病毒导致疫情的大流行为代价捍卫所谓的民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民众感染，这不仅是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侵害，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群体性健康问题、社会整体问题为疫情过后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发展问题，这更是侵害了公民的集体权利。这也说明，不以生命健康、经济、社会权利为基础而追求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追求自由与民主，无异于是追求空中楼阁。
中国在本国的实践向世界展现了保卫生命健康权是实现人权发展进步的基础环节，揭示并验证了与人权相关的治理问题所存在的部分客观真理。而对韩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将这一部分真理作出了合理有效的推广，使得真理在同一历史维度上扩展适用范围，发展成为国际人权实践的真理。(https://www.daowen.com)
中韩之间最主要的相互援助是医疗物资和资金援助，这些物质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国抗疫期间的物资压力，使得定点援助人群的感染风险因为防护物资的充足保证而得到保障。
同时，中国的对韩援助并不仅限于物质援助，韩国在治理疫情的过程中也向中国学习了不少联防联治的经验。韩国发起“保持社会距离”[12]运动，号召国民减少外出，降低感染风险，与中国国内“全民宅家”“不聚众”等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是在中国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韩国具体国情（缺失基层治理组织）转化而成。韩国建立的生活医疗中心[13]则是部分借鉴了中国酒店隔离措施和武汉方舱医院的经验。中国抗疫经验的公开分享和韩国积极吸取中国经验并结合国情改造的举动，大大降低了疫情传播速度。
中韩两国通过中国的防治经验分享和物资相互援助，有力地保证了本国民众的生命健康，相关措施也大大降低了疫情扩展到邻国的风险。同时，韩国在疫情暴发之时较多地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这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对于疫情的反应和处理的确行之有理、行之有效，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一贯秉持的尊重生命健康等第二代人权的理念在面临传染病一类直接危及人民生命的问题时，更为符合现实状况，是真正实质性的尊重人权的行为，是面临此类大流行的传染疾病时人权实践的客观真理。同时，韩国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通常与西方发达国家更为靠近的国家，其把民众生命健康置于首位、迅速行动、借鉴中国抗疫经验的举措，也体现了中国的人权实践由于其真理性，因而超越了当前世界因为疫情而被激化的意识形态之争，得到了他国的认可，吸纳入他国的抗疫进程。
同样，在疫情期间中国对于韩国的成功援助，也是建立在国际人道主义基础上对自身“主权高于人权”理论的一种发展。中国始终坚持主权高于人权，认为人权问题始终是一国的内政[14]，坚持认为韩国的抗疫行动是韩国的内政，尊重韩国主权和韩国政府决策，并且赞赏了韩国的迅速行动和有效成果，充分实践了“主权高于人权”的基本原则。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中国也发挥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向韩国表示慰问和提供抗疫经验，向韩国捐助资金和各类物资，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从在发展中兼顾他国利益扩展为在危机面前以尊重他国的主权和人权的方式共同抗击疫情。在抗疫背景下，中国他国自身人权理论的实践和与韩国之间的共同国际人权实践，实现了中国人权理论的一次内涵发展。
而这次人权理论的发展，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健康，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意涵，只有保证了民众的生命健康，才有接下来谈论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可能。同时，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发挥国际人道主义、保证人的生命健康，也是共同利益观理论的一部分，即实现人类在生命健康相关诉求方面的共同利益，保证人类在健康的条件下实现利益依存和创造更大的共同利益。而如何去实现这样的目标，则牵涉到如何构建互信互利的全球治理，提高全球治理水平、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在内涵和深层次的理论方面，此次实践及其背后的中国人权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