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他形象”对外传播战略之愚见
首先需要明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要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清物质的决定作用，避免落入唯心主义的误区。我们的确需要承认媒介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由于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差异，长期内，部分西方媒体对我国发展的报道始终戴着“有色眼镜”，是我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障碍。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国内的整体状况才是国家形象存在的基础，媒介并非是万能的，我们构建大国形象的根本手段仍要立足于自身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稳步发展。
其次需要从媒介传播的角度思考如何塑造好国家形象。媒体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架构新闻事件，影响公众舆论，起到引导读者对某一事件认知和态度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掌握国际主流媒体的传播渠道，让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进入各国主流媒体，并被倾听和重视，让积极声音与外媒的消极批评相对冲。从疫情期间我国外宣媒体的对外报道上看，我国媒介的官方立场色彩比较浓厚，可以转换的空间有所限制，但是纵向地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然在许多方面积极融入国际潮流，我国外宣媒体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舆论场游戏规则的制定中，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一是外宣媒体应该及时挑选、挖掘中国故事。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我国在抗疫过程中展现出了自强不息、民为邦本等深层传统文化基因，积极对外援助则充分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硬性资源则有如我国疫情防控的制度优势、强大的动员能力、雄厚的工业实力、十足的经济韧性等；此外，我国还有充裕的案例资源优势，如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英雄事迹与感人故事等。这些都是对外传播中国大国形象的优质素材，充分挖掘这些素材，有助于我国外宣话语体系的积极转变。
二是要制定好中国故事的传播策略。在挖掘好优质故事后，需要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策略，加强对受众国的调查研究，依据当地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现实需求等因素制定针对性的传播方案，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提高国际传播的精准性，构建动态平衡的国家形象塑造体系。
三是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媒体融合。加强国际交流是传递好中国抗疫声音的有效手段之一，一旦两国民心相通，偏见和误解就很容易消弭于无形。国家层面的疫情新闻发布会、领导人外交等手段，都是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的好方法；民间层面，我们要鼓励与支持国内外意见领袖积极发声，传递我国民众的真情实感，塑造更加饱满真切的抗疫大国形象；同时，媒体融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有效手段，借助音乐、文学、影像等形式，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让真实的疫情防控信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公开，打造一个权威的外宣体系，实现前文中所提到的“掌握国际媒体的传播渠道”，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新闻叙事话语体系。
从武汉封城到向世界伸出援手，果决科学的决策背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之真谛，展现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之优越性，诠释着“中国精神”与“中国担当”；抗疫斗争的成功离不开英雄主义的吾国吾民，离不开每个无私奉献的中国人；抗疫背后，是国的气质、国的担当。国家“他形象”的建构却不总是一个对等的过程，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是一个道阻且长的“斗争”，在积极作为的同时我们也得保持足够的信心、耐心和决心。
1958年6月，毛主席在诗作《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认识到了人民力量在抗击血吸虫病、创造历史中的作用，提笔写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9]的诗句。
如今中国，凛冬已过，疫情终了，山川如故，星河长明。六十载春秋过去，又一个6月，我们已然可言：绿槐阴浓夏日长，十四亿神州尽舜尧！
（段明淼 2018级新闻传播专业）
教师点评
段明淼同学的文章以“对内封城”和“对外援助”两个抗疫决策为立足点，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播学原理，分析认为我国在疫情期间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有一定的积极成效，以一个尚在探索者和学习者的身份提出了对如何塑造好国家“他形象”的一些愚见。这是一个处于剧变的时代，但在速生与速朽之间，我们对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仁与义的期许，对更符合人性与人类发展方向的道德律的坚持，永远是坚定稳固的，这些不变之物如同我们头顶的苍穹，日升月落，亘古如斯。抗疫斗争的成功离不开英雄主义的吾国吾民，离不开每个无私奉献的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信念，让我们越是向前，就越是坚定。段明淼同学的文章显然很好地阐述了在疫情期间中国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的方法，分析出了背后的中国理论，更好地宣传了抗疫背后的中国理论。(https://www.daowen.com)
（点评人：刘少明）
【注释】
[1]门洪华、周厚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
[2]《把握国际话语权 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习近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探析》（2016年4月6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06/c_1118542256.htm，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2月3日。
[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8页。
[4]旷三平、常晋芳：《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53页。
[5]何毅亭：《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系列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第40页。
[6]《张文宏：武汉“封城”使中国疫情不像欧美那么严重》（2020年4月18日），北晚新视觉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287250197382004&wfr＝spider&for＝pc，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2月4日。
[7]《习近平给比尔·盖茨回信 感谢盖茨基金会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2月22日），中国日报中文网，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002/22/W55e508ee8a3107bb6b 57a17fb.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7月13日。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8页。
[9]丁子予、汪楠：《中国历代诗词名句鉴赏大辞典》，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