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海伦·卡赞扎基斯

“当我写一本书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条蚕。理性思维不起主要作用；我不写提纲，它在我不知不觉中形成；我不必为了给书中人物寻找情节而担忧；每天清晨开始工作时，我并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我不担心，因为我感觉到，一切都已在胸中完成，我只需让它出来。我的肺腑已变成了克里特（比如对写《自由或死亡》来说），而我只需作茧，也就是说把小说写下去……我感觉到由蚕到从事创作的人贯穿着一条神秘的法则，我发现作茧和创作小说是完全一样的……”

这话是谁说的？是诗人、小说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自由或死亡》这部克里特传奇故事的作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正如所有的伟大小说家一样，他以切身经历过的现实为创作的依据，绝不根据精神分析、伪哲学或其他推理去虚构一些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在卡赞扎基斯这个克里特的儿子，生而为奴隶的人的作品中，一切都是真实的，他把自由置于人类的一切向往之上。“自由，上帝并没有把它赐给我们，而它却从一国飞到另一国，到人们呼唤它并为留住它而斗争的地方……”尼可斯·卡赞扎基斯，他和你们伟大的鲁迅一样，敢于用白话文写作，蔑视博学的权贵和思想僵化的文人。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尼可斯·卡赞扎基斯遭受到中国式的不幸，却认为“他生活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时代”，他感觉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我感到今天我们苦闷的心灵向往着一些比美更为迫切的东西。以往，在相对平衡的时代，还可以通过美使精神与物质的问题得到一个答案——即使是暂时的答案。而今天，甚至一些最根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符合时代要求的答案，例如自由、道德、正义的问题，和平、以战争反对战争、反对饥饿和贫困、反对酗酒、淫乱的问题。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美可以等待。

“人类正处在一个严重时刻。这不仅涉及到拯救文化，而且涉及到地球本身的存亡问题。因为，今天的人，从道德方面来说，还没有从大猩猩那里摆脱出来，却过早地发现了核裂变。目前，巨大的毁灭力量被掌握在不称职的人手中。大猩猩时时刻刻都可以纵火，把人类大厦化为灰烬。心灵与智力之间的差距变得太大了……”

尼科斯·卡赞扎基斯结束他的表白时说：

“作家应该敲起警钟。因为他具有地震仪般的敏感，觉察到地震临近。因此，世界所给我的形象不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不管情愿与否，我致力于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生命已被许诺出去，我和它一起许下了这个愿。

“由于这些，我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也就是说为美服务的人……”(https://www.daowen.com)

下面，当他谈到作品中的主人公，特别是《自由或死亡》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时，是这样描述的：

“……战士们并不悲伤，他们没有时间；是的，他们受着痛苦，他们感到剧痛，但并不苦恼，唯一的苦恼是不参加战斗……

“人最壮丽的时刻并不是获得幸福，而是为获得幸福而战斗……

“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私自利者或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好人、勇敢的人会变为懦夫、坏人；而懦夫、坏人也会有善良和勇敢的行动。善与恶相互渗透着，我的主人公不是一些制作出来的机器人，而是一些活人，为生活中的变化和诱惑所左右。他们随时会跌倒，随时又会重新站起来。在我的小说里，没有大功告成的胜利，而是一个持续的战斗……”

因此，卡赞扎基斯的主人公们不停留在获得的自由上：

“主人公所全力争取的最迫切的目标是自由；但一旦取得自由，斗争的目标又改变了；主人公这时懂得为什么他这样奋不顾身地去争取自由：从斗争一开始就有一个理想在他身上起着作用——创造一个由友爱联系起来的自由人之间的博爱；然而，这是一种刚强有力的爱，而不是多愁善感的爱。由战士组成的一个严肃的社会暂时歇下来，时刻准备着向随时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罪恶进攻；因为这些主人公就是现实，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实就是善与恶的无尽的源泉……”

以上便是尼可斯·卡扎赞基斯通过他的小说，特别是通过《自由或死亡》一书所要表达的主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对自己本身的斗争，为把人类从战争中解放出来以达到爱的胜利的最后斗争。

1981年12月3日于日内瓦

（海伦·卡赞扎基斯，尼可斯·卡赞扎基斯之妻。前言中的摘录见《与巴黎法兰西无线广播电台皮埃尔·西泼里奥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