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妇女们已经准备好，要长期包围王宫。突击队在全城巡视，见到女的就动员起来。所有市场摊贩和妇女经营的店铺全部都要关停，谁不听就没收货物，把人押到广场上去。而那些市场管理员，早在妇女们正式运动之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市场里再也见不着。有些反应稍微慢点，但远远看到突击队杀气腾腾而来，立刻甩手走人，另找地方欺压良民去了。男同胞也愈发参与到妇女运动中来，或者可以说，他们现在开始公开参与。妇女们每一步行动，他们都为之摇旗呐喊。有的妻子还在犹豫要不要参加，丈夫催她们走出家门，还很生气，说自己老婆不懂事，居然不明白，这场运动与她们利益攸关，一旦成功，她们的生活会好过许多。其中有一位最是积极，竟然一大早把妻子拉到广场来，给她伙食费，还说自己会照顾好孩子，让她安心取得斗争的胜利。也有不少妇女，带着孩子在露天安营扎寨，共渡难关。如今拥向阿阿芬的包围圈，里面也有男人参加，他们去地里干活路过这儿，都会驻足一会儿，还有不少人大老远给妇女们带来甘薯、水果和棕榈酒。时不时还有一两位猎人前来，送上一天打到的猎物，跟她们说笑几句。

原来的地方官被召回国去了，贝里和妇女团体的成员与新任地方官开始谈判，她们与阿拉凯的议事会几度开会商讨，大部分会议都陷入僵局。每次开完会，她们就回来跟集会人群报告，所有人都高歌舞蹈，以示抗议。

骚乱一开始，拉各斯第二天就派来武装警察增援。这些警察驻扎在百年堂，就在外面操练，没有靠近王宫，但还是可以看到。有一群年轻女子跑去训练场地外面的路上，假模假样学着他们操练，后来人越聚越多，警察展示旗帜的操练，被她们学得滑稽可笑。太阳下，带队操练的警官大汗淋漓，千方百计想维持尊严，吓退这些妇女，可是毫无效果。最后他终于放弃，下令队伍解散，退到百年堂另一边，只留一个岗哨监控妇女们的活动。

有一支突击队跑去依凯里库，到阿图帕·帕尔勒家，把负责守卫的六名警察吓跑，然后把这栋两层小楼彻底推倒。幸好，阿图帕还没回来。队伍回到广场营地，手里挥舞从阿图帕家搜罗来的几条内衣，一边粗野欢歌：

Obo Atupa lo d'ija s'ile

Alake oloke ese[1]

看得出，经过之前的彬彬有礼，这时候妇女们已经把阿拉凯当成罪魁祸首，没必要再跟他客气。突击队到达广场后，大队人马立刻迎上来，把她们的战利品挂在棍子上，一边拍手一边哈哈大笑，唱歌时还比出猥亵的手势。我努力想象此时的阿拉凯，像犯人一样，跟他的鱼缸和电鱼一起关在王宫里，既听不见这些，也不知道这些妇女们是怎样编着曲子侮辱他，觉得他一定既害怕，又孤单可怜。难以想象他会吃人心肝，更想不通他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答应妇女们的所有要求，那样不是简单多了吗？最后我得出结论，阿拉凯是被妇女们困住了，可他不敢不听地方官的——就算不听现任的，也不敢不听之前趾高气扬的那位。

聚集的民众决定，进一步孤立阿拉凯，一度做出决议，并大声宣布，连路人都听得见：王宫内部，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许女人进入，包括妇女团体成员本人在内。后来我才发现，她们选了一位男酋长，作为双方的中间人。其实，库提夫人及其同僚已经认定，与王宫再也没什么好谈的，事态发展至此，已经是考验双方意志了。

谈判还继续进行，不过结果不再马上公布。她们开会时，不让我在旁边了，团体成员内部会议也是如此，真是没劲。贝里和“野基督”之间来回传递消息是我老本行，可如今一切都模棱两可，定了什么约啦，签了什么谈判协议啦，要通告全体集会人群啦，都是一些事态进展，但是具体时间具体地点都不说清楚。妇女团体及几位酋长一起，到新任地方官办公室开了一次会，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次会上，“另一方”第一次提出，取消所有妇女的“专门计税”，并且解散市场管理员队伍。妇女团体将此结果通告全体民众，同时安慰大家说，她们觉得这样一点让步简直不值一哂。

还有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在房顶上公开通报，不过一级一级传下来，没过一会儿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次会议是在“奥格博尼”领地开的，其中几位长老已经传话给库提夫人，说之前妇女们对他们的羞辱一笔勾销。

他们是这么说的：“来吧，大家一起谈谈。我们的宗旨是和衷共济，绝不会坐视事态难以收拾。妇女们有什么要求，尽可以列出详单带来，也许你们想不到，我们有许多共识。”

会上，“奥格博尼”们跟妇女代表保证，一切事态，长老们都可以预料，并不惊讶，因为“依发”什么都能预见，什么都曾教诲过。次日晚饭时，“野基督”把长老们的话背给“散文”听。好几天，甚至好几周，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跟爸妈一起吃饭。

“他们很和气，彬彬有礼。有的姐妹太放纵，对他们很不敬，他们也没想让我们道歉，只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搞清楚自己的方向，到底最后想达成什么目标。‘至于我们自己，’他们说，‘我们不大惊小怪，也没受什么惊吓。因为依发都说过。一开始我们就商讨过，依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奥格博尼’们说，这种事每隔多少年就要发生，好像是每隔十四任国王——还是十三任来着？我忘了，当时太累了。他们说埃格巴每隔十三还是十四任国王，就要发生这种事。他们还说了好多，都是奇奇怪怪的，不过主要还是想让我们放宽心，说他们绝不会让埃格巴毁于一旦。他们不想让我们觉得，自己只是袖手旁观。”

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关起房门聊了好久，声音低沉。我没觉得“野基督”真的有多累，肯定是跟“奥格博尼”一番会谈，深深触动了她——从她回忆当时情景的样子，就看得出来。与其说身体累，还不如说她是心累，可能只是对事情的理解和看法变了。我回想自己听到的点点滴滴，不禁觉得这些“奥格博尼”真是粗心大意，或者是太健忘，要是如他们所说，一切都已预料到，他们心知肚明，那为什么想不到自己会被妇女们如此羞辱？不知道开始那位首领有没有料到自己的结局——他比其他人都惨，落得个半身不遂，不得不找土大夫治疗，地方还离阿贝奥库塔远得很。“奥格博尼”声称自己有先见之明，我深不以为然。

现在让我再抨击一次政府学院，那里面的操场和果园。骚乱期间，我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后来又被召去面试。“散文”没日没夜辅导我的功课——我想说：别慌，这次我一定拿到奖学金，板上钉钉——可是不敢说，他已经开始教育我，戒骄戒躁。不过我觉得他说得不对。也不知怎么搞的，有些事情，自己就是非常肯定。但是这个跟他说不清，就好比妇女运动期间，一放学“散文”就把我们牢牢按在家里书桌前，我坐在那儿学习，可是心里不觉得自己错过什么进展。“散文”从外面回来，带着调侃的眼神问我，没有我的参与，妇女们的斗争不知会怎么样呢，这时我常常不假思索回答：

“哦，没怎么样，接下来两天都风平浪静。”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说这些，可我很少说错。感觉“散文”对此非常恼火。

在学校过了最后一个星期，第二天就要去伊巴丹上学了。我来到楼上，跟大度和贝里告别。以前学校期末大会唱的歌，要么是埃格巴的国歌，要么是类似“上帝保佑国王”那首——“国王”当然是指阿拉凯，不是大洋彼岸的那位[2]。这几周，后一首被弃而不用了，不过我们列队走出大楼时，还是听到几群人，自己唱了起来。开始我还以为他们这是藐视大度，听清楚歌词以后才明白，原来向国王致敬表忠心的词已经换了：

万岁！国王那个老驼背

阿德莫拉惹是生非

禽兽的后代，吃的都是秋葵

夺走汤锅，靠的是阴谋诡计

万岁！禽兽的父亲

万岁！国王那个老树精

可怜的阿拉凯，我心想，至此他算是一败涂地。

我来到楼上，贝里正在打电话，整个阿贝奥库塔就三四部电话吧，这里就有一部。听她声音很恼火，我还从来没见过贝里跟谁这么生气。

“地方官大人，我告诉你，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不，不，我一点不奇怪，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干。听收音机里播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太正常了，这就是白人干的事。非要炸日本，对吧？怎么不去炸德国呢？你说，敢不敢老实回答我：怎么不去炸德国？”

她顿了一下，听电话那头讲话。

接着她笑了——干笑一声，怨气十足。“我佩服你聪明，可你不敢说实话，巧言令色，不是实话。你再明白不过了，因为德国人也是白人！德国人跟你们同种，日本人却不过是肮脏的黄种人。没错，就是这样，事实就是如此，别跟我否认！用魔鬼的武器，拿去杀人，还往城市投！那么多人口的城市——”

她听着电话，神情越来越怒不可遏，再一次大声打断对方：“你们清楚得很！要是真想让他们投降，该怎么办你们清楚得很！投到山上去，投到海里去，只要叫他们看到负隅顽抗的后果，还不够吗？非要往城市投！我太了解你们了，你们白人想什么，我一清二楚。日本人、非洲人，我们都是次等人，只要有必要，原子弹也会投到阿贝奥库塔来！”

这次她说完，我听到电话那头一阵笑声。那人接着说了好一阵子，只见库提夫人的脸色阴晴不定，开始稍有缓和，甚至还带着一点笑容，可转眼又绷紧，面色沉重，继续说道：

“我找你不是为这个，只是想跟所谓的‘同盟国’传句话，在这里最近的代表就是你。不过现在你既然自己提出来，我就告诉你，你们的国王——我是说在这儿的国王——别插嘴，我当然有资格说，他是你们的国王，因为他的命是你们救的。在我们妇女心中，他早就不是我们的国王了。你给我听着，没什么好谈的，我们的意见，已经交给你了。这个人背信弃义，言而无信，不守契约，我们只能让他走人。去告诉他，就说我说的，要是他不吸取希特勒的教训——你别管我拿他跟谁比，这不是关键，就跟他说，看看希特勒的下场！至于你，至于殖民政府，你们最好把原子弹准备好，因为时间一到，他铁定要下台！去跟他们说，就说我贝里说的，他的日子到头了，准备滚蛋走人吧！”

她又听了一阵子，耸了耸肩，最后说了一句：“反正我话已经说到头了，再见。”挂断了电话。

她转身看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久。“噢，想起来了，你要离校去读政府学院了。在这等着，我有东西要给你。”

她走进卧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扁平包裹，看起来像是件衬衫，不过我没来得及看，因为我马上更正她的话。

“我还没离校呢，只是去参加面试。新学期明年一月才开始。”

她想了一下，“对呀，我怎么连这个都搞错了？这么说，东西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她把东西放到桌上。

“要是我考不上呢？”我问。

她微笑着假装想了一想。“嗯，那就麻烦了，这个东西是准备等你走的时候送给你的。我想想啊……好吧，咱们重头说。你去面试多长时间？”

“三天。”

她摸出一枚六便士硬币。“这个给你，拿去买东西。要是你考上了……不是还要拿奖学金吗？”

我点了点头。她继续说道：“好，要是你考上了，但是没拿到奖学金，那我就送你那件衬衫，怎么样？要是你拿到奖学金，那……你猜？”

我不假思索回答：“送我一双鞋？”

她轻呼一声：“什么？”然后回忆起来，笑了。“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好，就送你一双鞋。”

曾经有一天，我抓住父母理论，说我们从来没有买过一双鞋。赶上丰收日、圣诞节和新年，大家都专门做新衣服穿，可是堂堂校长家里，孩子却少一双鞋，这实在够难堪的。我对此始终不能理解，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进有拖鞋，出有其他鞋，似乎是想当然的。于是我挑了一次过节吃饭的时候，餐厅坐满了人——缇努、费米、我，还有各种表亲，邻居家也有孩子在——大声问：“为什么没人买鞋给我们穿？”不过我没有专门问谁。

“散文”眨了眨眼，装作没听见。“野基督”只说了一句：

“小孩子不用穿鞋。”

我觉得他们两人都看着我，等着我下面继续问，不过我没再说什么。最后“散文”说话了：

“沃莱，你不想问小孩子为什么不用穿鞋吗？”(https://www.daowen.com)

我摇了摇头：“不想。”心里清楚得很，他既然这么追问，说明肯定早想好了答案。相比之下，既然“野基督”已经随口把话铺开了，我且不跟她争，静待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有次星期天我们去库提家做客，“野基督”和大度、贝里一起吃午饭，我和缇努坐在对面一张桌边，跟表亲坐一起。他们刚刚从教堂回来，一个个西装、长裙，领带、鞋袜还没来得及脱。在大家谈话中我找了个空档——这可不容易，因为大度一聊起来就一刻不停——大声说道：

“妈妈，你不是说小孩子不穿鞋吗？”说完埋头继续吃饭。

大家过了好一会儿都没说话，然后大度头猛往后一仰，狠狠拍了一下大腿，笑声震天，响彻走廊。从来没听他笑得如此厉害，一边笑一边抹眼泪，唾沫四溅，喝了一口水，过了好一阵子，还是不时大笑。库提夫人微笑着说：

“艾尼欧拉，这次你可没话说啦。”她又对我补充说：“沃莱，只要见到你喜欢的鞋，就来跟我说，我给你钱去买。”

一旁的考耶主动表示：“我有几双鞋穿着小了，吃完饭我去房间拿，看看你穿合不合脚。”

德鲁坡也说带缇努去试鞋。我看了一眼“野基督”，她脸上虽然挂着笑，可看起来一副被耍弄的怒气，不过这会儿我也不管了。我很清楚，就算我们背一袋子鞋回家，也甭想穿，“散文”对此毫不妥协。在他看来，给小孩子穿鞋，简直就是宠孩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亲戚、熟人把孩子送来校长家教育，最后都极为不快，因为他们发现孩子的鞋都扔在盒子里落灰，最后孩子长大了，鞋也穿不上了。“散文”的学校曾有一名新生，拉各斯人，来的时候脚蹬一双帆布鞋。结果这个学生不光被停课，还要让他亲生父母从拉各斯山高水远地过来，之后千求万求，才让该学生复学。

库提夫人最喜欢搞点小阴谋，她很清楚我的心思，我俩就穿鞋的策略商讨了一番。显然我只能在政府学院上学时穿，放假时候得把鞋留在学校，绝不能在家里出现。还有，我得承诺，爸妈来伊巴丹看我的时候，必须得把鞋藏好不让他们见到，至少一开始不能让他们看到。她很放心，我读了高年级以后，他们就不管啦。

鞋子的问题宣告解决。我接着问她，为什么轰炸日本，她那么生气，日本人不是希特勒的同伙吗？

“关键那个白人种族歧视，”她说，“关于奴隶贸易，你也略知一二了，好。对他来说，黑人是野兽，是负担，是只会干活的蠢驴。至于亚洲人嘛——包括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等，他们只比我们稍微高一个档次。所以说，他们用那么恐怖的武器，拿人命来做实验——当然，不是白人的命——对他们来说跟用牲口做实验没什么两样。”

这时大度从办公室回来了，把一些文件放在书架上，听到妻子这一番绘声绘色的演说，走过来，倒了一杯茶，频频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突然隔空对我说：

“我绝不会送考耶或者其他孩子去白人的学校，不过你要搞清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白人这么简单，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是殖民者，想毁掉我们民族男孩子的品性——还记得去年你第一次去面试，我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

“那就是了，我说得有错吗？”

“我跟您说了，那时候学校放假，都没人。我们只是去考试而已。”

他转身对贝里说：“你知道吗？那里的老师，居然不准学生短裤上有裤兜！”

贝里显然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她问我。

我说是的。

“你说这是为什么？不准年轻孩子有裤兜？我跟你说——”他摇摇头，满是焦虑，“白人最奇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学校——你记住，我去过不少英国的公立学校，什么伊顿公学、哈罗公学——那里的寄宿学生都穿西装，衣服上都有口袋，最低年级学生也有。所以我就问自己，凭什么这些孩子长大后，跑来我们这儿当校长，不许黑人学生衣服上带裤兜？凭什么？！”

我想了一想，对这两口子我以前就有一种感觉，尤其是大度，这时候感觉更明显了。跟他们夫妻，我从来不用问太多问题，因为他们总是愿意跟我聊——应该说，只要谁愿意听，他们都愿意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度经常抓住我问，有没有听说最近拉各斯或者其他地方的新消息，有时候我在客厅、餐厅一个人安静看书，他也会来问。问的事儿五花八门，哪里工人暴动啦，哪里成立什么组织啦，战事哪方又结盟啦，又有什么新发明啦之类的。要是我还不知道这消息，他就摇头不满意：

“要有好奇心！别总是埋头读死书！想过没有，要是墨索里尼破坏埃塞俄比亚独立，我们刚成立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议会，想要争取自治还有什么希望？打败墨索里尼的这些人，有没有可能将取得的胜利付诸东流？你认为温斯顿·丘吉尔这人怎么样？”

一时间我脱口而出：“其实我觉得您很像他！”

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时一说起来，我突然觉得两人真是特别相似。大度停住脚步，双手抱在胸前，仿佛自己拥抱自己。看来他脑子里一定在左思右想，到底哪些地方相似，让我说得如此坚决。

“有趣，有趣极了。孩子的观察力就是厉害，我一直都这么觉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认为我像他？不用现在说，不过记得告诉我，我要搞清楚，到底哪些地方，让你产生这样的想法？”

他问我“为什么”的时候，脸上就是那种坚定不移、九头牛都拉不回的表情。是啊，为什么？为什么白人校长不准政府学院的孩子衣服上带口袋？我对此有一些想法，不过先要告诉大度一些好消息。

“听说鲍威尔马上就要走了，退休了，新校长可能会让我们带裤兜的。”

大度转身对贝里解释道：“鲍威尔是现任校长，一个非常狂热的童子军——哎，对了，这更没道理了，童子军衣服上全是口袋。你当过童子军吗？”

“嗯，在圣彼得教堂当过‘幼童军’，我们有个老师，以前是童子军团长，我们叫他‘活动’。”

他俩哈哈大笑。我又补充说：“不过他走了，没人接替他。”

大度赞许地点点头。“当童子军也能培养品德。这个当过童子军的校长，居然不让学生衣服带裤兜，不知道他在学校支持不支持童子军活动。”

这是他最担心的，我倒是可以回答他——没有童子军课程。上一次去面试，填表里有一项是兴趣爱好，我填了“童子军活动”，可是面试官里一位白人笑了笑，遗憾地说学校里没有这项活动。我跟大度一说，他举起手，看起来非常担心，看我的眼神近乎怜悯。

“看到没？明白了吧？这个叫鲍威尔的，什么V.P.V.——不是，他头衔缩写是哪几个字母来着？”

“是V.B.V.P.。”

“对，V.B.V.鲍威尔，”他摇了摇头，“鬼才知道这些字母啥意思。”

“是‘非常糟糕，非常没用’。”我抢着回答。他们俩大笑不停。我告诉他们，有个去面试的学生，他哥哥已经在里面读书，大家偷偷解释鲍威尔的头衔缩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

“说得对极了，”大度说道，“全国童子军比赛上，他老是装出老大的样儿，穿的童子军服上面，什么徽章、饰品，别得满满的。这么一位热衷于童子军的团长，却不鼓励学校搞童子军活动。”他嘴噘得老高，上下打量我，好像我下一步就要迈入地狱似的，连贝里也受到感染，觉得我的未来真是不容乐观。她发表意见说：

“都是双重标准。你进来之前，我正跟那个地方官说这个——拿原子弹轰炸广岛，不去炸德国，因为德国人也是白人。是个白人，都种族歧视。”

库提牧师叹了一口气，面露悲戚之色，搞得我开始怀疑，自己想去政府学院读书，是不是选错了。接着他稍稍提起一点精神，又问我：“你多大了来着？”

“十一岁。”我回答。

“嗯，还好，一月份开学，你就十一岁半了，已经在初中上了两年，差不多够你挺过去了。你觉得呢？”他转身问贝里。

“那是，那是，”她安慰丈夫，“别忘了，他是阿尤和艾尼欧拉养大的孩子，去那学校完全能应付。”

大度点点头，显然兴致好了起来，不屑地嘟囔几句：“没错，走着瞧。以前的公立学校校长，把孩子们口袋都缝起来不让用，还让他们满嘴‘先生’‘先生’不停，像奴隶一样。现在校长，自己以前就是童子军团长，却不鼓励童子军活动——更不用说，居然不搞杖罚！一年最多也就两三次，没错，我自己看到的，都是仪式性的。要我看，那学校的学生，没有一个回家背上带伤疤的！这么搞，怎么能教好我们的孩子？哦对了，还有，还不准穿鞋——”

轮到我惊讶了，“真的？”

他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很肯定，斩钉截铁：“没错，不准穿鞋。你第一次去面试后，我就很注意这学校。他们培养学生品行，想法很奇怪。不让学生穿鞋！除了高年级的级长，他们可以穿网球鞋，或者穿拖鞋。其他人不准穿鞋，不准有衣兜，对了，还有一样，不准穿内裤！这是什么学校规定，我真搞不懂。只要校服干干净净不就行了？学校领导为什么要管孩子们穿不穿内裤？尤其是那些大一些的孩子——”

我已经不注意听他讲话了，眼神慢慢游离，正与贝里眼神相遇，她抬高双臂，摆出一副难受的样子，笑嘻嘻看着我。看着她可笑的样子，我忍不住大笑，贝里也跟着笑了起来，大度左看右看，眉头皱起，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这么好笑。贝里提高声调，同情地问道：

“不准穿鞋？”

“不准穿鞋。”我叹了口气，只觉得以后日子过得无比压抑。又要做好心理准备，进入另一个成人的世界，另一个不讲道理、动辄得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