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

终于，在六十年代中期，在我们研究所的两位同事多次徒劳无功的努力之后，我总算成功地说服了这两位老先生见上一次面。可能是我这个年轻女人运气好，另外，我作为瑞士人具有一贯保持中立的特殊优势。我在信中就事论事地介绍了我们的研究项目，可能听上去即使不是腼腆的请求，也是温柔的探询。几天之后，两封答应见面的信几乎同时到达。

我对同事们讲了这两个值得纪念的、同时显得“有些老化古板”的老人允诺见面的事。我在“仙鹤旅馆”预订了安静的房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烤肉餐厅的长廊里，面向利马河，对面是市政厅和“猎犬咖啡屋”。雷马克〔2〕先生是从洛迦诺过来的，当时六十七岁。他显然是一位喜欢享乐的人，我觉得他要比精神矍铄的容格尔〔3〕显得衰老，后者虽然刚过七十，但举手投足就像是运动员。容格尔住在符腾堡地区，是经过巴塞尔过来的，此前他还先在弗格森徒步漫游，去了曾经发生过浴血激战的哈特曼魏勒考普夫。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开始得很不顺利。我的这两位“时代的见证人”十分内行地谈起瑞士的葡萄酒：雷马克赞赏提契诺的几个品种，容格尔则优先选择瑞士法语区的多勒红葡萄酒。两个人显然都在努力向我展现他们保持良好的魅力。他们用“瑞士德语方言与我调侃”的尝试显得滑稽可笑，而且也有些令人讨厌。后来，我唱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常唱的一首歌《弗兰德的死神舞蹈》里的开头几句：“死神跨着一匹黑色的骏马，头戴一顶不透明的帽子。”歌词的作者已经无人知晓。这时，雷马克先哼了起来，很快容格尔也跟着哼唱起这支十分伤感的曲子。两个人都还记得每一段的结尾歌词：“弗兰德面临危险，死神驰骋在弗兰德。”然后，他们望着大教堂的方向，教堂的尖塔高高地耸立在轮船码头街那些房子的上空。

在这种几次被轻声咳嗽打断的沉思之后，雷马克说道：1914年秋天，朗格马克的传奇〔4〕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他还在奥斯纳布吕克上学，自愿军团在比克斯朔特和伊佩恩遭到惨重损失，据传，他们是高唱着德国之歌来回答英国人的机枪射击，也许正因如此，并且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有的高级文理中学整班整班地自愿报名参军。每两个人中有一个未被批准。像他这种当年没有资格进高级文理中学的人，反倒是活了下来，如今也都完全堕落了。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活死人”。

容格尔先生优雅地微笑着，想了一下他的这位作家同行的学校经历——显然只是实科中学，他虽然把朗格马克狂热称为是“爱国的胡闹”，但也承认，在战争开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己已经被一种巨大的冒险欲望所吸引，感兴趣的是不同寻常的东西，“即使是在法国的外籍军团服役”。他说：“当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大家就像是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躯体。即使是当战争露出它的狰狞魔爪，打仗仍然像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一直持续到我担任突击队长的最后几天〔5〕。请您也平心静气地承认，尊敬的雷马克，即使是在《西线无战事》您的这部出色的处女作里，您也不无内心激动地叙述了战友们的那种一直坚持到死亡的力量。”雷马克说：这本书展示的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汇集了这些做出无谓牺牲的一代人在前线的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的资料来源”。

这两位老先生并没有就此开始争论，但是他们都强调了各自在战争这件事情上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强调了彼此完全对立的风格，两人就像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如果说，这一位仍然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和平主义者”，那么另一位则要求别人把他视为“无政府主义者”。

“没这么回事儿！”雷马克大声说道，“您在《钢铁风暴》一书中，一直到最后一次鲁登道夫进攻战役，都像是一个寻求冒险的淘气包。您轻率鲁莽地召集起来一支突击队，纯粹是为了消遣，冲上去抓一两个俘虏，要是可能，再去弄上一瓶白兰地……”然而，雷马克也承认，容格尔这位同行，在他的日记里对战壕战和阵地战所作的描述，尤其是对消耗大量物资的军团会战的特点，在某些地方还是实事求是的。(https://www.daowen.com)

在我们第一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两位先生已经喝干了两瓶红葡萄酒，容格尔再次谈起弗兰德：“当我们两年半之后在郎格马克前线构筑工事的时候，我们挖到了一些1914年的枪支、皮带和弹壳，甚至还有尖顶头盔，当时，整团整团的志愿军就是戴着这种头盔开赴前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