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存在（Sein）或者存在（Seyn），这两个崇高的词，用y或者不用y，突然之间不再有任何意义。突然之间，本质、原因、一切存在和否定的虚无，似乎只不过是一些好听却毫无意义的字眼，我觉得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可以说是被叫到这里来做证人的。在相隔这么多年之后，因为在当前的这种喧闹声中，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值得纪念的事件，比如五十年前开始启用的德国马克〔2〕，还有1968年这个名声不好的年份，就像是在冬季或夏季大甩卖时一样，都被人们通过庆祝的形式加以告别，所以我写下在这个夏季学期的一天下午遇到的事情。我小心翼翼地介绍了一下在《死亡赋格》和《托特瑙山》〔3〕这两首诗之间与文本有关的信件往来，作为我在星期三的这堂讨论课的开场白，但是却暂且省略了这位哲学家〔4〕和那位诗人〔5〕之间值得纪念的会面，当我的学生们的第一批讨论发言还处在对概念进行任意选择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在内心深处受到许多问题的纠缠，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时间太有关系了，以至于不可能按照现状来确定它们的重要性：我当时是谁？我今天是谁？那个从前忘记存在的、总是很激进的“六八分子”如今变成了什么？早在1968年的前两年，他就已经投身其中，即使就像是偶然碰上的，当时在柏林第一次出现了反越战的抗议示威〔6〕。

不对，不对，不是五千，而是大概不到两千人，他们经过申请并且得到批准，手挽手，高呼口号，从施坦因广场出发，经过哈登贝格大街，来到美国之家。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派别发出了参加抗议示威的号召，如德国社民党大学生联盟，社会民主党高校联盟，自由民主党大学生联盟，论证俱乐部以及基督教大学生教区。事先有几个人，当然也有我，跑到布特－霍夫曼食品连锁店，买了一批最便宜的鸡蛋。我们把鸡蛋投向，当时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的分店”。当时，不仅仅是倔强的农民们，而且在大学生圈子里，扔鸡蛋成了时髦的事。噢，当然，我也扔了，而且高呼：“美国佬滚出越南！”“约翰逊是杀人凶手！”本来是应该进行辩论的，美国之家的负责人是一位宽容大度的先生，他甚至也准备进行辩论，但是这时飞来了许多鸡蛋，警察保持克制的态度，在集体扔完鸡蛋之后，我们开始撤退，经选帝侯大街，然后是乌兰德大街，回到施坦因广场。我还记得几个横幅标语牌上面的文字，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打起包裹滚回去！”“团结反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那边过来的一些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也加入了抗议示威的队伍，为了对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即使是徒劳的。然而，他们的出席被证明恰恰是施普林格的新闻媒体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是我呢？我是怎么加入到游行队伍里去的呢？怎样让别人挽起了我的手？怎样高呼口号喊哑了嗓子？怎样和其他人一起扔鸡蛋？我是在中产阶层、可以说是比较保守的环境下长大的，跟随陶贝斯学习宗教学，还学了一点儿哲学，品尝胡塞尔〔7〕，享受谢勒〔8〕，吮吸海德格尔，我觉得自己被允许走上了他的那条田间小路，我讨厌所有的技术，讨厌光秃秃的“框架”，我在此之前对于所有容易理解的东西，比如政治，都作为“忘记的存在”不屑一顾。但是，这时，我突然一下子理解了政党，谩骂美国总统和他的同盟者——南越的独裁统治者阮文绍和他的将军阮高基，但是我还不准备高喊着“胡……胡……胡志明”，让自己完全失去自制力。当时，在三十年前，我究竟是谁？

讨论课上的发言，两三个简短的报告，只需要我不及一半的注意力，而这个问题却一直纠缠着我不放。我的学生们大概注意到他们的教授有一些心不在焉，有一个女学生直接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删改了在《托特瑙山》这首诗的第一稿中有的“希望，今天，为了一位思想家的下一句（毫不迟疑的下一句）话”，因为这首收入诗集《诗的束缚》的诗在最后定稿时，放在括号里的那几个字已经没有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我重新召回到大学的日常工作之中，因为问得如此生硬，如此直截了当，可以说是用魔法招来了一种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感到自己置身其中的处境：在1966年至1967年的冬季学期开始之前，我离开了喧闹的、立刻又被越来越大的抗议游行搞得更加热闹的柏林的城市生活，为了在弗莱堡安安心心地上大学。

我是从那儿到这里来的。另外，日耳曼语言文学家鲍曼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我试图把我的回归作为海德格尔的“转折”加以阐释。然而，对那个以挑衅性的提问迫使我做出“毫不迟疑的”回答的女学生，我通过提示这位有争议的哲学家与元首的国家保持的临时性的接近和他的隐蔽所有罪行的沉默，给了一个足够的同时肯定也是不充分的回答，因为我在此之后立刻又开始自己向自己提问。

是啊，是啊，当我逃到弗莱堡的时候，我要寻找的就是接近这位伟大的萨满法师。他或者他的魅力吸引着我。我早就熟悉这两个崇高的词，因为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黑森林的一家疗养院当主治医师的父亲，总是在空闲时四处漫游，每次带着我从托特瑙走到托特瑙山，从来没有忘记指点一下这位哲学家住的那个简陋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