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

讨论课似乎得到了满足，但是我却一直忐忑不安。借助于小心谨慎获得的威信，我终于勉勉强强地听出那首茅屋诗歌是对后来的《死亡赋格》的回响，也是对那位重要的、但同时也被作为死神化身的“来自德国的大师”的挑战，因此我再次经历了使自己面对问题的处境：是什么驱使你在第二年的复活节之后立刻离开了弗莱堡？你在此之前一直倾听词与词之间的沉默，参与崇高的未完成的作品，参与荷尔德林〔2〕的逐渐出现的沉默，究竟是哪一种转折把你变成了激进的“六八分子”？

或许，如果不是大学生本诺·奥纳索格被杀的消息在迟了一段时间之后，把你变成了革命者，那么肯定就是对鲁迪·杜茨克〔3〕的谋杀行动，至少是在说话方面，你放弃了原来的行话〔4〕，开始以另外一种行话，即辩论的行话，到处瞎说。我是这样向自己解释的，但是并不能肯定我的语言转变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在星期三的讨论课期间，我一直在试图平息我的这些错误突然引起的内心激动。

不管怎样，我首先是带着日耳曼语言文学来到法兰克福的，就像是为了证明我的再次转折，注册学习社会学专业。我听哈贝马斯〔5〕和阿多诺〔6〕的课，但是，我们——我很快就加入了德国社民党大学生联盟——几乎不让阿多诺有说话的机会，他被我们看作是可以攻击的权威。到处的学生都造老师的反，法兰克福尤其激烈，出现了占领大学的情况，因为阿多诺，这位伟大的阿多诺，觉得迫不得已才叫来了警察，学校很快又被腾空了。汉斯－于尔根·克拉尔是我们那些最善言辞的发言人中的一个，他的口才甚至就连这位否定大师都很佩服，他在几年以前还是法西斯组织“鲁登道夫联盟”的成员，后来又是反动组织“青年联盟”的成员，这时，在绝对的转折之后，把自己视为杜茨克直接的继承人和反抗权威的权威，这个克拉尔被抓了起来，几天之后又被释放，他从此变得非常活跃，不管是抵制紧急状态法，还是批斗他的那位无论如何都是极受尊敬的老师。9月23日，即书展的最后一天，在1965年曾经结束了第一次奥斯威辛审判的加鲁斯市民之家，一次公开辩论会被一片闹哄哄的喧嚣所淹没，最后，阿多诺成为这次公开辩论会的牺牲者。

多么动荡的时代啊！在我的风平浪静的讨论课上养尊处优，只是被一位特别固执的年轻女士提出的挑衅性问题搅得有一点儿心烦，我试图越过三十年的岁月流逝，进入这场变成了法庭的辩论会。对使用暴力的词句是多么乐此不疲啊！我也在人群中高声呼喊，找出一些只字片语，认为必须超过克拉尔的热情，和他以及其他人一起，热衷于彻底揭露这个提出将一切溶解在矛盾之中的辩证法的圆脑袋大师，显然也获得了成功，他这时狼狈不堪，不知所措，一言不发。一些女大学生挤在一起坐在这位教授的脚前，不久以前，她们还在他的面前裸露出自己的乳房，强迫阿多诺中断他的讲座课〔7〕。现在，她们也想看看这个敏感的人赤裸的样子。他，结结实实，胖乎乎的，衣着样式普通但却结实耐穿，可以说是正要被人一层层地剥去外衣。更加尴尬的是：他不得不将保护着他的理论一件一件地脱下来，并且按照克拉尔和其他人的要求，把他的刚刚被撕得粉碎的权威，在这场革命的、被修补得不够完善的状态中再次交付使用。这就是说，他应该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人们还需要他。立刻就在各地前往波恩的进军中派上了用场。面对统治阶级，人们觉得自己被迫从他的权威中获得了好处。然而，从原则上来讲，他属于被废除之列。

最后这句话大概是我喊的。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让我从心中喊出来的呢？是什么原因让我支持暴力的呢？只要我又看见我的那些正在眼前进行的策兰讨论会上勤奋地积攒学分的学生，我就会对自己当年的激进表示怀疑。也许我们，也许我，只是想允许自己开一次玩笑。或许我是一时糊涂，错误地理解了一些过于烦琐的空洞言词，比如关于压制的容忍，就像我从前曾经曲解了大师对所有存在的遗忘的判决。

克拉尔被认为是阿多诺最有才华的学生，他喜欢兜一个大圈子然后设下最后的圈套，把刚才还很模糊的概念推向极端。当然，也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譬如，哈贝马斯，但是，他的那些自从汉诺威大会以来一直不绝于耳的关于左翼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警告，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再获得承认。或许还有那个蓄着髭须的作家〔8〕，他把自己出卖给了社民党，这会儿自以为可以出来指责我们“狂怒的行动主义”。大厅里乱作一团。我不得不假设，曾经乱作一团。是什么促使我提前离开了那个挤满了人的大厅呢？是缺少过激行为吗？是不是我无法继续忍受克拉尔的外貌，因为只有一只眼睛，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或许我是要避开看见受到侮辱的特奥多尔·W.阿多诺的那副耶稣受难的样子？

在靠近大厅出口的地方，始终挤满了听众，有一位上了年纪、显然是来看书展的先生，带着一点地方口音对我说：“您都胡扯些什么啊。在我们布拉格，一个月以来，到处都是苏联的坦克〔9〕，您却在这儿瞎扯人民的集体学习过程。您赶紧去一趟美丽的波西米亚吧。您就会在集体中学会，什么是权力，什么是软弱无能。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却自称对什么都知道得更清楚……”

“是啊，”我突然自言自语起来，毫不理会我的那些正在埋头对两首诗进行文本阐释、这时吃惊地抬头看着我的学生，“1968年夏末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占领，德国的士兵也参加了。不到一年之后，阿多诺去世，据说是心脏功能缺损。另外，1970年2月，克拉尔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同一年，保尔·策兰没有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那句希望得到的话，在巴黎从一座桥上跳入水中，结束了自己的余生。我们不清楚是在哪一天……”

在这之后，听我的星期三讨论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坐在那里的只剩下了那个前面提到过的女学生。她显然也没有任何问题要提，所以我也一声不吭。她大概也很满足和我单独待上一段时间。就这样我们都沉默不语。直到她离开的时候，她才说出两句储备已久的话：“我现在走了。从您这儿反正也不会再得到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