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我们从柏林返回的途中，车开到劳恩堡的时候，这个消息有一些迟到地通过汽车上的收音机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总是定时听第三套节目〔2〕，当时我也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或许高喊“不可思议！”，或许由于高兴和惊吓高喊“真是不可思议！”，然后就像正在开车的乌特一样陷入了前思后想的思绪之中。我的一位熟人，他的住所和工作都在墙的另一边，以前和现在都在艺术科学院的文献馆负责照管遗作，他也同样是较晚才得知了这个虔诚的故事，可以说它是带着延缓定时器被送上门来的。

根据他的说法，他当时满头大汗地刚从弗里德里希树林慢跑锻炼回来。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玩意儿，因为对东柏林人来说，这种起源于美国的自我苦行当时也已经很流行了。在凯特·尼德基尔希街和伯措夫街的十字路口，他遇到了一个熟人，也是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他们一边在原地踏步，一边约好晚上一块儿喝啤酒，到这个熟人宽敞的客厅坐一坐，他的工作，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在“物质生产方面”很稳，因此，我的熟人对在他的熟人的客厅里见到的新铺的镶木地板，并没有感到惊讶。这种东西对于他这个只是在文献馆搬搬文件、最多负责写几条脚注的人来说，是根本买不起的。

喝一杯比尔森啤酒，又喝了一杯。后来端上桌来的是诺尔德豪森的烧酒。谈到从前的事，谈到正在长大的孩子们，以及在家长会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隔阂。我的这个熟人出生在埃尔茨山区，去年我在那里的山脊上画过枯木，他告诉他的熟人，他想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和他的夫人去那里滑雪，但是他的瓦尔特堡轿车〔3〕有问题，前后轮胎已经磨得几乎没有凸起花纹了。他现在希望通过他的熟人弄到新的冬季轮胎：谁要是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在自己家里铺上镶木地板，他也会知道如何弄到那种印有“M+S”标记的特种轮胎，“M+S”的意思是“泥泞与雪”。

当我们心中怀着令人喜悦的消息渐渐接近贝伦多夫〔4〕的时候，在我的熟人的熟人那间所谓的“柏林房间”里，电视机的音量几乎调到了最低。这两个人一边喝着烧酒和啤酒，一边谈着轮胎的事情，镶木地板的主人认为，原则上来说，只有用“真正的钱”〔5〕才能弄到新轮胎，他也表示愿意想办法再弄几个瓦尔特堡轿车的汽化器喷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希望，这时我的熟人迅速地朝无声的荧光屏瞥了一眼，电视里看来正在放一部电影，情节是许多年轻人爬上了那堵墙，两腿分开坐在墙头上，边防警察对这种娱乐行为袖手旁观。注意到这种藐视防护墙的行为之后，我的熟人的熟人说道：“典型的西方！”然后两人对这种正在进行的庸俗无聊的行为加以评论：“肯定是一部冷战电影。”接着立刻重又回到饱受磨难的夏季轮胎和尚且缺少的冬季轮胎。关于文献馆以及保存在那里的重要或不怎么重要的作家遗作，一句也没有提及。

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生活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没有那堵墙的时代，刚一回到家，就立刻打开了电视机，在墙的那一边，又过了一会儿，我的熟人的熟人终于在新铺的镶木地板上走了几步，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大。顿时，不再有人提一句冬季轮胎。这个问题将由新的纪元和“真正的钱”来解决。将剩下的烧酒一饮而尽，然后赶紧冲上伤残人大街〔6〕，那里已经挤满了汽车，特拉班特轿车比瓦尔特堡轿车更多，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去那个敞开了的过境通道〔7〕。谁要是注意听，他就准会听见，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无论是步行的还是开着特拉比要去西边的，都在高喊或者低语一个词：“不可思议！”我在快到贝伦多夫时，也是大喊一声“不可思议！”，然后就听凭思想肆意奔腾。

我忘记问我的那个熟人，最后是怎样弄到冬季轮胎的，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钱。我也很想知道，他和他妻子是不是在埃尔茨山中度过了1989年到1990年的新年，他妻子在民主德国时期曾经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速度滑冰运动员。不管以什么方式，生活都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