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

我们在莱比锡碰面，不仅仅是为了在统计选票时在场。雅各布·苏尔和莱奥诺蕾·苏尔〔2〕从葡萄牙赶来，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梅库尔旅馆。乌特和我从施特拉尔松德过来，住宿在郊区维德里茨的一个药剂师的家里〔3〕，我是在莱比锡的圆桌会议〔4〕时认识他的。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追寻雅各布的足迹。他是在一个从前叫奥茨现在叫马克雷贝格的工人区长大的。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苏尔在犹太人文理中学当老师，教德语和意第绪语，他先是带着雅各布的几个弟弟移居到美国。1938年，十五岁的雅各布也跟去了。只有母亲留在了奥茨，由于破裂的婚姻，后来她不得不逃到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1941年夏末，她在拉脱维亚被德国国防军抓住，后来有人说，她在逃跑时，被一支看守小分队开枪打死。她丈夫和她的几个儿子在纽约，没有能够筹到足够的钱，为她搞到一张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入境签证，这是妻子的也是母亲的最后一线希望。雅各布几次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这次白费力气的努力。

尽管腿脚不太利落，雅各布还是不知疲倦地带着我们看了那栋出租的房子、晾着衣服的后院、他的母校以及在一条侧街上的健身房。在后院里又见到了那个拍打地毯上尘土的拍子。雅各布兴奋地反复说明这是他青年时代的遗物。他歪着脑袋，闭上眼睛，仿佛在倾听有规则地拍打地毯的声音，就好像这个后院始终还是那么热闹。在一个蓝色的搪瓷牌子下面，他要莱奥诺蕾给他照一张相，牌子上面可以看见官方的表彰：“马克雷贝格区模范居民集体。”日期是1982年5月1日。他同样也站到健身房的那扇蓝色的可惜是锁着的大门前面，在大门上方一块凹进去的墙壁上，有一尊体操之父雅恩〔5〕的半身塑像，这位青年德意志体操运动的创始人神情严肃地望着远方。“不，”雅各布说，“我们和市中心的那些穿着毛皮大衣的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所有人，不管是不是犹太人，甚至那些纳粹分子，都是小职员和工人。”然后，他想离开这里，他看够了。

在一位年轻建筑工程师的陪同下，我们在伯恩哈德·戈林大街找到了“民主之家”，我们在这里经历了那场选举的灾难〔6〕。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公民权利运动在这里办公。我们首先去了绿党〔7〕，然后又去了联盟90。到处都是年轻人，或站或坐或蹲在电视机前面。莱奥诺蕾在这里也拍了一些照片，公布选举结果的第一次初步统计时的沉默和惊愕，迄今一直呈现在这些照片上面。一位年轻的妇女捂住了她的脸。所有的人都看见，基民盟即将获得一次选票高得惊人的胜利。“那好吧，”雅各布说，“现在都是在民主制度之下进行的。”

第二天，我们在前一年秋天星期一示威游行的出发地点尼古莱教堂侧门入口前面的一堵波纹白铁皮施工围栏上，看见了一张不干胶小条，它用蓝色的边和蓝色的字组成了一个街名牌。我们看见上面写的是：“受骗者广场”〔8〕。下面用小一些的字体写着：“10月的孩子致以敬礼。是的，我们还在这里”。

当我们同我们的那位药剂师告别之前，他以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很勤奋的萨克逊人充满感情的自豪，领我们看了他的这栋带游泳池和花园的房子，他投的是基民盟的票：“喏，为了可爱的金钱。我现在就已经后悔……”在一个很小的池塘旁边，我们看见一座高一米五的青铜雕塑的歌德头像，这是我们的东道主在诗人这个巨大的头被回炉熔化之前，用很大一批铜丝换来的。我们惊奇地观看花园里的一座枝形烛台，假如不是我们的这位药剂师喜欢上它，掸掉了这件标本上面的灰尘，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抢救出来”，它肯定已经和其他枝形烛台一起被卖到荷兰挣外汇去了。同样如此，他还从一个即将被铲平的公墓抢救出来两个玄武岩石柱和一个斑岩水池，放在了他的花园里。到处都有石雕的或者铸铁的座椅，但是他从来就坐不下来，因此几乎没有使用过。

然后，我们这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一直独立经营的药剂师，领着我们去看上面有顶篷的游泳池，据说从4月起就可以通过太阳能发电机把水加热。然而，比这个借助易货贸易获得的西边产品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个比真人还要大的砂岩雕像，它们塑造的是耶稣基督和六个门徒，在他们的中间有那四个福音传教士〔9〕。药剂师向我们保证，他是在最后一分钟才成功地救出了这些雕塑，而且就是在马尔库斯教堂，也像莱比锡的其他教堂一样，被那些——按照他的说法——“共产主义的野蛮人”毁坏之前。现在，按照十九世纪后期的感觉塑造的基督和他的几个门徒，呈半圆形地站在泛着蓝绿色的游泳池的周围，为两个正在勤勤恳恳地清洗瓷砖墙的机器人（日本制造）祝福，也为专程来到莱比锡为了在3月18日通过第一次人民议院自由选举使自己头脑清醒的我们祝福，大概也为即将来到的统一祝福，基督站在顶篷下面祝福，顶篷的结构是由几根细长的，正如这个药剂师所知，“多立克式的立柱”支撑着的。“在这里，”他说道，“古希腊的和基督教的东西同萨克森的务实思想交叉在一起。”

在回家的途中，沿着翁斯特鲁特河，经过许多依山傍水的葡萄园，穿过米尔豪森，向边界方向行驶，雅各布·苏尔睡着了，返回莱比锡－奥茨的旅行让他筋疲力尽。他总算看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