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

说来也怪，重大事变的影响往往是因人而异的。法国革命把有些人紧紧抓住不放，一撕两半儿；对于另一些人，它却轻轻放过，不动他们一根毫毛。简·奥斯丁1，据说对于法国革命就没有提过一个字；查尔斯·兰姆2对它不予理睬；波·布伦美尔3对于这件事连想也不想。但是，对于华兹华斯4和葛德文5来说，它却是时代的黎明，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

法兰西站在黄金时代的顶端，

人性似乎正在经历着新生。

因此，若有哪一位善于描绘情景的历史学家要想进行一番鲜明的对比，很容易就找到了事例：一方面，在契斯菲尔德大街，波·布伦美尔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下巴贴着领结，又煞费苦心地尽量摆脱说话中粗俗的强调语势，正在那里谈论着上衣翻领的体面样式；而同时，在索默斯镇，却有一伙衣履不整、慷慨激昂的青年（其中有一个大脑瓜、长鼻子的小伙子6），天天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高谈阔论人类的可完善性、理想的和谐以及人的权利。在场的还有一位明目闪闪、快嘴快舌的女子——那几个名字叫做巴尔罗、霍尔克罗夫特7和葛德文的中产阶级青年，都不拘礼节地叫她“沃尔斯顿克拉夫特”，并不管她结婚没结婚，好像她跟他们一样也是小伙子。

同是才智之士，见解却如此悬殊（查尔斯·兰姆、简·奥斯丁、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都是才气很高的人），足见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是如何之大。如果葛德文从小生长在伦敦法学院一带，又在基督慈幼学校上学，朝夕沉浸于古风旧习、古代典籍之中8，那么，对于人类的未来以及人的权利，他大概根本不会感兴趣。如果简·奥斯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经躺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挡住她父亲不让他打她母亲，那么，在她灵魂深处很可能会燃起一股反抗暴政的怒火，而她的全部小说也许就会化为一声正义的呐喊了。

这正是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最早经历的天伦之乐。接着，她妹妹爱芙利娜悲惨地出嫁，在马车里把结婚戒指咬成了碎片。她的兄弟是她的累赘。她父亲的农场破产，为了让这个赤红脸、脏头发、性子暴、名声坏的汉子能够重新找到一条生活出路，玛丽只好去为贵族做奴仆，当家庭教师9。一句话，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正因为缺少幸福，她就虚构出一整套信条以对付那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污浊与不幸。她那套信条中的要领就是：独立高于一切。“我们从其他人那里所接受的任何恩惠对于自己都是一种新的羁绊，它会减损我们天赋的自由，败坏我们的心灵。”一个女人，第一需要是独立；对于女人来说，必不可少的素质并不是美貌或风韵，而是能力、勇气以及把意志化为行动的魄力。她最感到自豪的，是她能够说出这句话：“任何重大行动，我一旦下了决心，就义无反顾，坚守不渝。”玛丽这句话说得丝毫不假。她刚过了三十岁，回顾往事，就有一大串行动都是不顾别人反对而坚持进行的。她费了很大劲儿为好朋友芬尼10找房子，房子弄到手，才知道芬尼改变了主意，又不想要房子了。她创办了一所学校。她说服芬尼跟一位斯奇先生结婚。后来，芬尼在里斯本快死了，她把学校撂下，一个人跑去服侍她。在归航途中，遇见一只法国船失事，她强迫船长去搭救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肯，就揭发他。后来，她陷入了对于付塞利的爱情而无法自拔，表示想和他生活在一起，被后者的妻子断然拒绝11。然后，为了践行自己行动要果断的原则，她立即去到巴黎，靠笔杆子自谋生活。(https://www.daowen.com)

法国革命，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在身外发生的一场重大事件，而且是使她热血沸腾的一种原动力。她一生都在反抗——反抗着暴政，反抗着法律，反抗着传统。改革家所怀抱的既包含着爱、也包含着不少恨的那种对于人类的爱，激荡着她的全部身心。法国革命的爆发，体现了她衷心服膺的理论和信念；在那巨变的高潮之中，她匆匆写出了两部语言雄辩、内容大胆的书：《答柏克》和《女权论》。这两部书里所说出的真理，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当初所包含的石破天惊之论已经转化为我们今天的老生常谈。她在巴黎，独自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当她亲眼看见她平常蔑视的法国国王12被国民自卫军监押着，坐在马车里从大街走过的时候，跟她想象的相反，他那神情居然还保持着几分尊严；于是，“我简直说不清为什么”，泪水竟涌进了她的眼睛里。“我要上床睡觉了，”这封信结束时写道，“可是，在我生平第一次，我不能把蜡烛熄掉。”世事毕竟不是那样简单。连她自己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感情。她看到自己生平最珍爱的信仰实现了——然而她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泪水。这时，她已经赢得了声誉、独立和安排个人生活的权利——但她还需要另外一样东西。“我并不需要像女神那样为人所爱，”她写道，“但我希望我在你的眼里是不可缺少的。”她这封信写给伊姆雷13——这个有着迷人风度的美国人对她很好。事实上，她已经热烈地爱上了他。但是，她的理论当中有一条：爱，应该是自由的——“双方有情即是结婚，而爱情一旦不存，在爱情死亡之后婚姻的束缚亦不复存在”。话虽如此，在她需要自由的同时，她也需要明确性。她写道：“我喜欢感情这个字眼儿，因为它意味着某种习以为常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矛盾冲突，在她的脸上都显露出来了：她脸上的表情既是坚定果断的，又是充满幻想的；既是多愁善感的，又是聪颖过人的；此外，她那纷披的卷发、明媚的大眼又非常美丽动人——据骚赛14说，她那一双大眼乃是他所见过的最脉脉含情的眼睛。这样一个女人的一生注定是不会平静的。每天，她都在制订合理生活的原则；每天，她都要一头撞在别人的偏见所构成的墙壁上。另外，她并不是冬烘先生，也不是冷冰冰的理论家；所以，每天总有一些新的想法在她头脑中产生，把她原来的理论条条推到一边，迫使她把它们重新加以熔铸。根据她自己的原则，她对于伊姆雷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因此，她拒绝跟他结婚。然而，当他撇下她和她所生下的孩子，接连几周没有音信的时候，她的痛苦却简直无法忍受了。

因此，她心烦意乱，处在一种连她自己也迷惑不解的状态之中。不过，像她心灵里不断发生的那些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交错和急剧变化，那个嘴巴很甜、内心诡诈的伊姆雷摸不着头脑，也实在不能完全怪他。即使她那些无偏无私的朋友们也被她那种矛盾多变的脾气弄得不知所措。玛丽本来非常热爱大自然景色；然而，一天夜晚，天空出现了说不出多么美丽的彩霞，玛丽琳·施威泽15忍不住向她说：“来呀，玛丽，你这位热爱大自然的人，快来欣赏这一派奇景——看一看这多种色彩的不停变幻吧！”一瞧，玛丽的眼睛却直勾勾地盯住沃尔佐根男爵16。“我必须承认，”施威泽夫人写道，“这样迷恋美色，使我产生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心里的一团高兴立刻化为乌有。”如果这位多愁善感的瑞士妇女因为玛丽的色欲表示而感到慌乱不安的话，那么，那个狡猾的商人伊姆雷却是因为她智力过人而感到恼火。每次见面，他都为她的风韵而心折；可是，她的机敏，她的洞察力，她那毫不肯妥协的理想主义又使他苦恼。他的所有借口，她一眼就能看穿；他的一切理由，她全能驳倒；就连他的生意，她也能替他代办。跟她在一起简直没法安静——他只好走开。但是，她的信也接踵而至，以她那真情实意和敏锐眼光折磨着他。这些信开门见山，迫切地求他说出实情，而对于肥皂、明矾17、财富、舒适统统表示极大的蔑视；这些信再三真诚地表示（他也这样担心）：只要他说出那句话，“你就再也听不到我的消息了。”18——对这一切，他实在无法忍受。他本来想抓几条小鲤鱼玩玩，却钓上来一只大海豚——这玩意儿不由分说，把他带到滚滚波涛之中，弄得他晕头转向，只求早点摆脱出来。尽管他有时候也玩弄一些编造理论的游戏，但他终究是个商人，他是靠贩卖肥皂、明矾为生的；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人生中一些低俗的消遣，对我的舒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消遣当中，有一件事，无论玛丽怎样千方百计追查，也查不出来：他老是不在玛丽身边，究竟为了生意？为了政治？还是为了另一个女人？他躲躲闪闪，见了面又甜言蜜语，可是一晃就没影儿了。最后，她气极了，猜来猜去简直把她急疯，她从厨娘的嘴里逼出了实话。这才知道：有一个巡回剧团里的娇小的女演员是他的情妇。玛丽按照自己的果断行动原则办事，把自己裙子泡湿以保证能在水里下沉，于是就从普特尼桥上跳下河去。但是，她被人救了上来。经过一段难以言说的痛苦，她又活下来了。然后，她那“不可征服的伟大心灵”，她那少女一般纯真的独立的信念，重新占了上风。她决心再一次叩击幸福之门，自谋生计，不要伊姆雷给她和孩子的一个铜板。

在这紧要关头，她又见到了葛德文——也就是她过去在索默斯镇认识的那个大脑瓜、小个子的青年。那时候，法国革命使得他们这些年轻人认识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诞生。现在，她又遇见了他——“遇见”，是委婉的说法；因为，实际上是玛丽自己到他家去拜访他的。这算不算是法国革命的一种影响呢？是不是因为她亲眼看见过鲜血溅洒在人行道上，耳朵里听到过愤怒人群的呐喊，所以她才觉得无论自己披上斗篷到索默斯镇去找葛德文，或者就在嘉德西街等着葛德文来找自己，都是无所谓的事了呢？在葛德文这个怪人身上，鄙俗小气与豁达大度，冷漠无情与深情蜜意奇特地混合在一起19（像他为妻子所写的那部回忆录，若没有不同寻常的深厚感情，是写不出来的）——不知人类生活中哪一桩惊人的巨变启示了他，使他认识到玛丽做得很对——他尊敬玛丽，正因为她把束缚妇女一生的愚蠢传统踩在脚下，不放在眼里。他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很特别，尤其特别的是他对两性关系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理性应该左右着男女之间的爱情。他还认为在男女关系上存在着某种纯精神的东西。他写道：“婚姻是一种法律，而且在一切法律中它是最坏的法律……婚姻又是一种财产关系，而且，在一切财产中它是最坏的财产。”他主张：如果一男一女相互喜爱，他们不必经过任何仪式就可以同居；如果同居容易使爱情减色，也可以住在同一条街上，譬如说，隔着二十道门。不仅如此，他还说：如果另外一个男人喜欢你的妻子，“这也不会产生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和她交往，而且，我们既然都是有智慧的人，那么自会把肉欲关系看作不值一提的小事”。显然，他写这些话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恋爱的经验；现在，他对于爱情才有了亲身体会。在索默斯镇，葛德文的房间里，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不拘礼法地谈论着在阳光下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样，爱情悄悄地、无拘无束地到来了，“以同样的步调在双方心中增长”。他写道：“友谊，自自然然融化为爱情……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关系明确之时，双方业已没有什么东西须要表白。”的确，他们二人在根本问题上的观点都是融合无间的，例如，他们都认为结婚没有必要。所以，他们打算继续分开居住。不过，大自然再一次进行了干预，玛丽发现自己怀了孕，她这才提出问题：难道值得为了一条原则而抛弃尊贵的朋友吗？回答当然是不值得。于是，他们就结了婚。另外，还有一条原则——丈夫和妻子最好分开居住——是不是也跟她新近产生的其他感情难以并存呢？她写道：“丈夫是屋子里一件方便的家具。”确实，她发现自己对于家务非常热心。因此，何不把这条原则也修改一下，两个人都在同一屋檐之下过日子呢？葛德文可以隔几道门在另一间房子里做事；如果高兴，他们可以各自去外边吃饭——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和朋友应该分开。他们的计划进行得很美满，生活就这样安定下来了。这种安排“把知友来访带来的那种新鲜活泼的意味跟家庭生活中真情实意的美妙乐趣”都结合在一起了。玛丽说自己是幸福的；葛德文也承认：多年来只跟哲学打交道，如今找到了“一个对于自己的幸福密切关心的人”，那是“十分令人满意的”。过上新的生活心满意足，玛丽的力量和热情全部解放出来了。一点点琐碎小事也使她极为高兴，例如，看见葛德文跟伊姆雷的小孩在一起玩儿，想起他们就要出生的婴儿，偶尔到乡下远足一天，等等。一天，在新路碰上了伊姆雷，玛丽毫无怨恨地向他问好。但是，葛德文写道：“我们的幸福并非百无聊赖地打发日子，也不是自私的短暂欢乐的天堂。”的确，这又是一番试验，正像玛丽的一生从开始起就是一种试验，一种使得人类的传统习俗如何能够更加密切地适应人类需要的尝试。他们两人结婚，只是试验的开头，各种各样的事情还要随之而来。玛丽的小孩就要生下来了。她还要写一部书，叫做《妇女之苦》。她还要改革教育。她打算等孩子一生下来，第二天就下床来吃饭。她打算在分娩的时候，不请医生而雇一个接生婆——然而，这却是她最后一次试验了。她在分娩中死去了。这么一位女人，她生存的意志是那样强烈，在她极为痛苦之时，她仍然高叫：“我一想起自己就要死去——就要失去自己的生命——简直无法忍受。不，在我看来，我竟然不再生存——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她终于在三十六岁去世了。然而，她还是向命运进行了报复。在她入土之后的一百三十年来，千千万万死去的人都被忘记了；可是，当我们读着她的信札，听着她的论辩，再想一想她所进行过的种种试验，特别是那次最有成效的试验，亦即她和葛德文的结合，认清了她是怎样以大刀阔斧、热血沸腾的方式在人生要害处开辟着自己的道路，我们就可以看出，她毫无疑问地已经得到了永生——她现在仍然生气勃勃地活动着，争辩着，尝试着，我们仍然听得见她的呼声，甚至在活着的人们当中还能找到她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