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闯王进京

明朝末年，政治黑暗，土地兼并加剧，恰又遇上连年的天灾，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明朝政府为筹集辽东作战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费，采取各种残暴手段，加紧压榨、剥削人民，官逼民反的农民大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了。

1630年，放牛娃出身的李自成投身到农民的反抗斗争中，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著名“闯将”，起义队伍迅速扩大。虽然明朝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暂时平息了起义，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结果已被朝廷招抚的义军纷纷再起。为扑灭各地的反抗，明政府任命洪承畴为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洪承畴改用“以剿兼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企图将农民军围歼于河南。面对明军的围剿，起义军于1635年正月在河南荥阳举行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各路英雄在会上接受了李自成“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会后，起义军组成五路大军，分头出击明军，实施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流动作战。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率部攻破明军的东路防线，直取凤阳，焚毁明朝皇帝的祖坟，粉碎了明军的围剿，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不久，高迎祥在战斗中牺牲，李自成被公推为“闯王”，成为起义军的领袖。此后，明朝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围剿农民军的主要战场，并以山西、山东、江西等六个省区为辅助战场，所谓“四正六隅十面网”，企图一举消灭农民军。在明军的围剿下，起义军损失惨重，起义陷入低潮。张献忠为保存实力接受“招抚”，李自成在失败后也隐伏于陕西商（商县）、洛（洛南）山中。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辽东的清军两路入边，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北上保卫京城，这就减轻了对西北地区起义军的压力。趁此机会，张献忠、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举义旗，攻破房县、保康，在罗猴山痛歼左良玉军。明神宗朱由检震怒，赐死明军统帅熊文灿，改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在官军的大举进攻下，罗汝才、张献忠先后兵败玛瑙山及夔州，被迫转进四川。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帅杨嗣昌率主力入川追击罗汝才、张献忠之机，东山再起，挥师东进，进入河南。当时河南正闹灾荒，饥民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的队伍很快扩大到数十万之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李岩等，也参加到李自成的队伍。在这些谋士的帮助下，李自成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苛重的现实，及时打出了“均田免粮”的旗号，一时从者云集，起义军由弱到强，不久便攻破河南重镇洛阳，杀死崇祯帝的叔父朱常洵。

此前，起义军一直采取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寻找空隙及薄弱点进行袭击的流动战术。至此，经过13年的游击流动作战，已经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并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开始实施运动作战，向明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尤其是李自成的起义军，成功地遂行了席卷河南的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柿园之战、汝宁之战五次大的战役，几乎全歼河南境内的明军，并为进军湖广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汝宁之战消灭明军杨文岳以后，农民军即转锋向襄阳进军。左良玉闻风丧胆，经武昌逃向九江，李自成率农民军在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襄阳，并在此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李自成乘胜分兵四路，攻克了河南全省及湖广部分地区，从而达到了“据中原”的战略目的。(https://www.daowen.com)

中原之战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军事形势也已经强弱易势。李自成于是决定实行西入关中再进军北京的战略方针。1643年农历九月，李自成指挥起义军发起郏县战役，采取佯退诱敌，疲而歼之的作战指导，全歼明军主力孙传庭部4万多人。此战的胜利，扫除了西进关中的障碍，也为胜利地夺取北京，推翻明朝反动统治奠定了基础。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攻克潼关后进入关中，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二月，李自成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南路军出太行经正定、保定北上，北路军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经大同南下。次月中旬，起义军主力攻破北京门户居庸关，于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自缢于万寿山（今北京景山）。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市民的夹道欢呼中，由德胜门进入京城，明朝正式灭亡。

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明朝的作战中表现出如下特点：在作战方向上，在同一时期内只选择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常常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或集中兵力打击危害最大之敌；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善于隐蔽主力，捕捉和创造战机，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在兵力使用上，始终注意集中兵力；在进攻方法上，往往趁敌立足未稳或处于运动之中时，采用伏击或急袭的方法予敌歼灭性打击。这些充分显示了农民军高超的作战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