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八旗、绿营与勇营

“旗”本为满族“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兼具军事、政治、生产三个方面的职能。努尔哈赤在逐步统一满洲过程中，以满族这一原有的社会组织为基础组建军队，将其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4个部分，不久又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军旗作为识别的标志，形成最初的四旗。后来，随着地盘的扩大、兵员的增加，又将原有的四旗扩编为八旗，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

八旗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兵民合一、耕战结合，所谓“出则备战，入则为农，兼以收拾兵器”，这是由当时满人少，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八旗各有旗主，皆为世袭。凡旗人成年男丁皆可为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太祖努尔哈赤初定旗兵编制，每300人为1牛录，领兵官称牛录额真；5牛录为1甲喇，领兵官称甲喇额真；5甲喇为1固山，领兵官称固山额真；共领7 500人，构成1旗。以后牛录数量增加，旗数未变。清太宗皇太极时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至此共有24旗。清军入关以后，清廷虽仍沿用以旗统兵的制度，但八旗兵逐渐失去生产职能，不再从事生产，成为国家的常备兵。并根据其职能分为京营八旗（由正黄、正白、镶黄三旗担任）和驻防八旗两种，各10余万人。京营八旗亦称禁旅八旗，性质上为首都禁卫军，分为郎卫和兵卫，郎卫负责侍卫皇帝和宫廷，归领侍卫内大臣统辖，卫兵负责拱卫京师，主力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神机营等。驻防八旗由镶白、正红、正蓝、镶蓝、镶红等所谓下五旗组成，分驻全国冲要城镇，以畿辅、东北、内蒙古为最多，作为震慑地方的武力，分由各地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

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时，主力部队不过满洲八旗6万人，即使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全部军队最高额亦不足15万。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汉人，为解决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矛盾，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收编明朝降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地方警卫武装，称为“绿营”，以维持各省治安，从而“以汉治汉”。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66万人，清中叶以后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地较少。绿营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基础建制单位，有骑兵、步兵、守兵之分。从兵役制度上讲，绿营属募兵制，招募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的游民和失业工农。其将官由兵部选任，每省均有绿营数镇，主将称总兵，总兵之上设有提督，节制一省或数省各镇总兵，巡抚、总督又有统率提督之权力。(https://www.daowen.com)

八旗兵和绿营兵都是国家的“经制兵”，即正规军。不过，因为八旗是清军的主力，曾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故而清政府采取了优待满洲八旗的政策，不但粮饷、装备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的重要任务也由八旗执行。同时，清政府对绿营还严加防范。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

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八旗兵养尊处优，渐趋腐败，素质急剧降低，自康熙平“三藩之乱”开始，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其作战主力的地位也逐渐为绿营所取代，清末的内战、外战也就全靠绿营了。但绿营兵平时分散驻扎各地，兵力单薄不能集中，主要任务只是维持当地治安，所以缺乏训练和监督，形同散兵游勇。一旦遇有战事，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中起来，非常不易，在实际操作中，全部集中更是完全不可能实现。这样临时拼凑而成的军队，兵与兵之间，兵与将之间互不相习，战斗力也很低。到了鸦片战争时，绿营兵与八旗兵一样也已腐败，不堪征战，更敌不过组织严密、制度健全的太平军。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绿营已形同虚设。为了与太平军相抗衡，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助剿”，于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团丁为官勇，称湘勇或湘军，接着又有仿湘军制度建立的淮军和各省勇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