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同《战争与和平》一样，标志着这个成熟时期的高峰。这部作品更为完美，作家运用技巧更加得心应手，更富有经验，而且心灵世界对他已毫无奥秘可言。但其中缺乏那种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战争与和平》中飞翔的巨翼。托尔斯泰在创作中已经没有那时的欢乐了。新婚燕尔那段短暂的平静已经消失。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周围创造的爱情与艺术的迷人氛围中，又有烦恼心情渗透了进来。
在婚后一年写下的《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章中，安德烈公爵对彼耶尔所说的关于婚姻的一席心腹话，表明了一个男子的绝望心情，他感到他所爱的女子是个外人、无缘无故的仇敌和他精神发展的不自觉的障碍。1865年的几封信显示宗教上的烦恼即将回复。但这只是短暂的威胁，生活的幸福又使之消失了。可是，在1869年托尔斯泰写完《战争与和平》时，发生了更严重的精神震动。
他离开家里人有好几天之久，到一块领地去察访。[9]有一夜，他已经睡下了，凌晨两点刚刚敲过：
“……我筋疲力尽，合眼入睡，感觉很好。猛然间，我被一种不安和恐惧攫住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恐惧。这种情感的详情细节我以后会告诉你[10]：但是这种痛苦的情感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而且谁也没有感到过。我跳下床来，吩咐套车。套车的时候，我却睡着了，而醒来时已经完全恢复如初。昨天，同样的情感再一次发生，但程度大为减弱……”[11]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以爱情辛勤建造起来的幻想之宫出现了深深的裂缝。《战争与和平》的完成使艺术家的精神出现了空白感，他再次纠缠到哲学和教育学的思考中[12]：他想给平民百姓编写一部启蒙读本[13]；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4年；他对这本书比对《战争与和平》更为得意，1872年他写出了第一部，1875年又写出第二部。随后，他醉心于希腊文，从早研究到晚，其他工作都扔到一边，他发现了“美妙的色诺芬”[14]和荷马，真正的荷马，而不是翻译家笔下的荷马，“不是茹科夫斯基和沃斯[15]一类翻译家用喑哑啁哳、如怨如诉、柔声细气的调门唱出来的荷马”，那是“另一种诗人，他咏唱时旁若无人，声如洪钟”。[16]
“不识希腊文，就谈不上有教养！……现在我深信，在人类语言中真正的美是单纯的美，但以前我是茫然不知的。”[17]
这是一种狂热：他自己也承认。他重又以忘我的热情投入教育事业之中，以致都病倒了。1871年，他不得不到萨玛拉的巴什基里亚去疗养。除了希腊文，他对什么都不满。1872年，在了结一件诉讼案之后，他正经地谈起要卖掉在俄国的一切，移居英国。[18]托尔斯泰夫人满腹怨尤：
“如果你总是沉迷在你的希腊人之中，那么你的病就好不了。正是这些希腊人使你变得困苦不安，对眼前的生活却漠然处之。人们把希腊文称之为死的语言，确实一语中的：这种语言使人的精神也处于死寂状态。”[19]
他放弃了不少初具雏形的写作计划，终于使伯爵夫人喜出望外。1873年3月19日，他开始写作《安娜·卡列尼娜》。创作这部小说期间，他的生活由于家庭许多丧事而十分悲苦[20]；他的妻子得了病。“我们家里得不到安宁……”[21](https://www.daowen.com)
作品就稍许带着这种悲苦经历和热情幻灭的痕迹。[22]除了描述列文订婚的华美章节之外，爱情描写已经没有那种堪与《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篇章相媲美的青春的诗意了。《战争与和平》这些篇章是一切时代最美的抒情诗篇。相反，《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笼罩全书的命运不再像《战争与和平》那样，是某种严峻刚直的“黑天”神[23]，即帝国的命运，而是爱的疯狂，是“完整的维纳斯”。在舞会的绝妙场景中，当安娜和渥伦斯基不知不觉相爱时，正是这爱神给予富有思想的、穿着黑丝绒衣裙的安娜无邪的美以一种“恶魔般的迷人的魅力”。当渥伦斯基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时，正是这爱神使安娜的脸孔闪烁红光——“但这不是欢乐的红光，而是使人想起黑夜中的大火可怕的红光”。也正是这爱神使这个正直的有理智的女子、使这个有吸引力的年轻母亲的血管中流动着一种肉欲的活力，而且爱神就盘踞在她的心头，直到把这颗心毁掉才离去。凡是接近安娜的人，无不感受到隐藏在她身上的恶魔的吸引力，并产生恐惧。吉提第一个惊惶地发现了这魔鬼。当渥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的快乐也夹杂着一种神秘的恐怖。列文在她面前失去了自己的全部意志力。安娜自己也明白，她已不能自主。随着故事的进展，无法抑制的情欲逐步蛀蚀着这个高傲女子的整个精神大厦。她身上优秀的东西，她勇敢的真诚的心灵瓦解了，毁灭了：她已没有力量去对抗上流社会的虚荣心；她的生活除取悦她的情人再没有别的目标；她惴惴不安，自觉羞耻，不让自己再怀孕；嫉妒折磨着她；征服了她的肉欲迫使她在举止、声音、眼神中处处弄虚作假；她堕落到要使任何男人都为之着迷的女人之列；她竟至于服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最后，吞噬着她的无法忍受的苦恼，以及因自己的精神堕落而产生的痛苦使她投身于火车轮下。“那个胡须蓬乱的矮小农民”，这是她和渥伦斯基时常在梦中出现的不祥幻象，“从车厢踏板俯向铁道”；而那个有预言性的梦则是这样：“他弯着腰俯在袋子上，用手搜索着袋里某样东西的残余，这样东西就是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烦恼、背叛和痛苦……”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24]上帝这样说。
这是一个被爱情耗尽、被上帝的戒律毁灭了的灵魂的悲剧，是一幅浑然一体、具有惊人深刻性的绘画；在这悲剧周围，正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托尔斯泰安排了别的人物的故事。可惜的是，这些平行发展的故事穿插得有点平板，有点不够自然，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这部交响乐的有机统一。人们还觉得，其中某些完全写实的场面如关于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和贵族间无聊的谈话，有时是枉费笔墨的。最后，较之《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更加显露地把他本人的思想和哲学观点硬插入到生活画面之中。但这部作品仍然十分富丽。同《战争与和平》一样，有众多的人物，而且都写得惊人准确。其中男人的肖像我觉得更属于上乘之作。托尔斯泰自己很满意塑造出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这是个可爱的自私自利者，见了他温和的笑脸，谁都不能不报之以微笑；还有卡列宁，这是高级官员的完美典型，是个显贵而平庸的政治家，酷爱在持续的嘲讽态度下隐藏自己的真正感情，他是尊严与怯弱、伪善与宗教感情的混合体，又是假冒行善的上流社会的奇特产物，虽然他很聪明，又确实很大度，却无法摆脱这个环境——他有理由不相信自己的心灵，因为他如果听任自己心灵的驱使，最终便要陷入一种神秘的荒唐状态。
但这部小说的主要魅力，除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左右[25]俄国社会形形色色的图景——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以外，还在于它的自传性质。较之于托尔斯泰笔下的任何其他人物，康斯坦丁·列文最算得上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仅赋予列文以自己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和农村贵族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派观点；[26]而且他赋予列文以自己的生命。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同样，列文兄弟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最末一部分虽然对于小说是多余的笔墨，却让我们看到作家曾有过的心灵骚乱。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尾声是另一部设想中的作品的一种艺术上的过渡，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尾声则是作者本人趋向精神革命的过渡，这场革命在两年之后由《忏悔录》表现出来。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已通过犀利讽刺的形式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抨击没有停止过。向谎言开战，不管是什么谎言，既包括冠冕堂皇的谎言，也包括邪恶的谎言！向自由派的呓语、上流社会的慈悲、沙龙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宣战！向阉割一切真实情感、泯灭心灵的高贵激情的世界宣战！对上流社会的陈规陋习，死神突然放射出一道光芒。在垂危的安娜面前，虚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颗毫无生气、样样弄虚作假的心灵，这时也射入一道挚爱和基督徒的宽恕的亮光。这三个人，丈夫、妻子、情人，一时之间都改变了。一切都变得纯朴正直。随着安娜逐渐复元，他们三个都感到，“除了引导他们灵魂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以外，还有引导他们生活的一种同样有力的甚或更有力的野蛮力量，而这种力量不给予他们以他们所渴望的那种谦卑的平静”。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将是无能为力，“他们将不得不做坏事，这是上流社会认为必须做的”[27]。
列文作为托尔斯泰的化身，其所以在结尾部分得到净化，是因为死的问题也曾触动过他。在这以前，“他不可能信仰，也不可能完全怀疑”。自从他看到自己的兄弟怎样死去，他便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惧。他的结婚在一段时期内平息了这些烦恼。但是，打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这些烦恼又出现了。他先是祈祷，后来又否定一切，经历着思想危机。他阅读哲学书籍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迷乱的时刻，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杀。体力劳动减轻了他的痛苦：这里没有什么可怀疑，一切都是明朗的。列文跟农民谈话，其中一个对他说，人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上帝”。这对他不啻是个启示。他看到理智和心灵的对立。理智教人为了生存而进行残酷的斗争；热爱他人是毫不符合理智的：
“我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心灵赐给我的，显示给我的。”
自此以后，平静又恢复了。那个地位微贱的农民是以心灵为唯一向导的，他的话把列文领回到上帝那里……什么上帝？他不想知道。这时的列文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托尔斯泰一样，对教会十分谦卑，对教义也毫不反对。
“难道我不知道星辰是不移动的吗？……而当我说星辰在移动时，我也是对的。”[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