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复活》距《克莱采奏鸣曲》[29]相隔有十年之久，这十年，道德宣传愈来愈渗入到他的作品中。《复活》与这渴求永恒的生命所期待的终结[30]相隔也是十年。《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遗嘱。《复活》给他的晚年加冕，正如《战争与和平》给他的成熟时期加冕一样。这是最后的高峰，或许是最高峰，否则就是最巍然壮观的高峰，它望不见的峰巅湮没在云雾之中。[31]托尔斯泰那年正70岁。[32]他凝视着上流社会，凝视着自己的生活、自己以往的错误、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神圣的愤怒。他俯视着这一切。他的思想同过去的作品一样，是对伪善宣战，然而，艺术家的精神如同《战争与和平》表现的那样，统治着自己的创作。在《克莱采奏鸣曲》和《伊凡·伊里奇的死》的阴郁的讽刺和所显现的心灵骚乱中，他添加了一种宗教的宁静，这种宁静超脱了在他笔下得到正确反映的世界。可以说他不时表现得像信仰基督教的歌德那样。

上述晚期作品的一切艺术特点都可以在这部作品里找到，尤其是叙事的集中，这在一部长篇中要比在短篇中更为显眼。作品一气呵成，和《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迥然不同，几乎没有离题的插曲，单一的情节进展紧凑，所有细节都描写得十分细腻。同《克莱采奏鸣曲》一样，人物肖像刻画得淋漓尽致，生动多姿。观察愈加明晰有力，堪称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他在人的身上看到兽性：“人身上的兽性具有可怕的持续性，尤其是这种兽性还没有显露出来、掩盖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之下时，就特别可怕。”那些沙龙里的谈话，纯粹以满足肉体需要为目的：“想活动一下舌头和喉咙的肌肉、帮助消化的需要。”作者对人物的感觉十分敏锐，谁都不能幸免，即使漂亮的米西，也是“胳膊肘尖尖的，大拇指甲很宽”，她的袒胸露肩使聂赫留朵夫产生“可耻而又丑恶，丑恶而又可耻”的感觉；还有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是这样，她的堕落的迹象毫无掩饰地处处流露出来：她的早衰，猥亵低级的谈吐，挑逗的微笑，熏人的酒气，像火焰般殷红的脸。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十分粗犷：女人蹲在便桶上谈话。诗意的想象和青春的气韵消失了，除了回忆初恋的那部分以外，这一段落奏出的音乐在我们心头颤动，令人产生幻想；还有复活节前夕的圣洁之夜，以及复活节之夜，残雪消融，白雾那么浓密，“离开房子五步就看不见窗子，只有黑糊糊的一大团东西，从中透射出一片似乎很大的红色灯光”，夜晚的鸡鸣声，解冻的河咔嚓作响，呼哧喘气，哗啦倒塌，像玻璃杯破碎一样发出清脆的响声，一个年轻人在窗外偷窥少女，她坐在桌旁，小灯摇曳不定，她没有看到他——卡秋莎正在沉思、微笑和幻想。

作者的抒情描写篇幅很少。他的艺术表达方式更加客观，进一步摆脱自己的个人生活。托尔斯泰竭力革新自己的观察领域。他在这里所研究的罪犯和革命者的圈子，对他是颇为陌生的；[33]他只不过是出于由衷的同情才前往踏访；他甚至承认，在仔细观察过革命者之前，他曾对他们有过不可抑制的厌恶。他的入木三分的观察（这是一面光洁无瑕的镜子）尤其令人叹服。何等丰富的典型和准确的细节描写呵！卑鄙和德行，这些又都观察得多么清晰，写得既不生硬，又不纤细，而是带着沉静的睿智和博爱的怜悯！……监狱里的妇女呈现出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她们彼此之间毫无情义；但艺术家是个善良的上帝：他在每个女人的心里看到隐蔽在卑贱之后的绝望，在无耻的面具之下看到涕泗纵横的脸孔。苍白而纯洁的光渐渐在玛丝洛娃沉沦的心灵里透露出来，终于变成献身的火焰照亮着她；这光具有动人的美，就像能使伦勃朗笔下平凡的场景变样的阳光一样。丝毫看不到严厉，甚至对刽子手也是这样。“主呀，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但最糟的是，他们往往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并为之内疚，却又不能不做。小说表达了压垮一切的命运的观点：命运既压在受苦的人身上，也压在使人受苦的人身上。例如这个监狱长，天生一副好心肠，厌恶他的狱吏生涯，也厌恶他那瘦弱、苍白、双眼无神的女儿把李斯特的狂想曲糟蹋个没完没了的练琴；还有这个统治西伯利亚某城市的将军，明智善良，为了逃避他想为善却不得不作恶两者之间不可解决的冲突，35年来不断酗酒，但即使酒醉的时候仍能自持，风度不变；再有，这些人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里的温情，只不过他们的职业迫使他们对别人毫无心肝罢了。

缺乏某种客观真实性的唯一人物却是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寄托在他身上。《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最著名的几个典型已经有这个缺点，或者说有这个危险：例如安德烈公爵、彼耶尔·别祖霍夫、列文等。可是这两部小说问题还不算严重：因为这些人物从地位和年龄来说，同托尔斯泰的思想状态较为接近。如今不同了，作者把自己七旬老翁的心灵抽取出来，安到一个35岁的爱寻欢作乐的人身上。我决不是说，聂赫留朵夫一类人的精神危机不可能是真实的，也不是说危机不可能这样突然发生。[34]但像托尔斯泰这样表现的人物的气质、性格和以往的生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显示和解释这个危机——这危机一旦发生，便什么也阻止不了。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深刻地指出了聂赫留朵夫起初有不纯的杂念混入到自我牺牲的想法中，还指出了他自怜自叹和孤芳自赏的眼泪，以及后来面对现实感到的惶恐和厌恶。但他的决心从没有屈服。这个危机同他先前强烈而短暂的一些危机毫无关联。什么也阻挡不住这个软弱和优柔寡断的人。这个公爵富有，受人敬重，对上流社会的种种享乐十分敏感，正当要娶一位爱着他而他也毫不讨厌的漂亮女子的关键时刻，却突然决定抛弃一切：财产、上流社会、社会地位，决计要娶一个妓女，为的是要弥补前愆；他的狂热支持了好几个月，毫不减退，经受一切考验，甚至听到他想娶作妻子的女人继续过着放浪生活以后，决心弥坚。这是一种圣洁的境界，它的来龙去脉，如果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将会通过心理分析挖到意识隐秘的深处，甚至连主人公的肌体的特点，都给我们展现出来。不过聂赫留朵夫没有任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特点。他是健康的、平庸的一般人物的典型，这是托尔斯泰惯于描写的主人公。事实上，人们强烈感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物[35]同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危机硬凑在一起——这另一个人就是托尔斯泰老翁。(https://www.daowen.com)

小说结尾也给人这种双重因素的印象：在第三部分严格现实主义的观察中，硬凑上不必要的宣传《福音书》的结论，这是作者个人的信仰的表现，并不是从所观察的生活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托尔斯泰把他的宗教观点硬加到他的现实主义描绘中已不是头一遭，但在以前的作品里，这两种因素是较为圆满地融合在一起的。而在这部小说中，它们则是并存，互不融合，尤其因为托尔斯泰的信仰越来越没有依据，而他的现实主义描绘却越来越变得自由奔放和辛辣犀利，所以这种对比就更加鲜明。这不是疲惫，而是年龄的关系——像某种关节的僵硬。这个宣扬宗教的结论不是作品有机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Deus ex machina[36]。我确信，尽管托尔斯泰很自信，但在他心底里，艺术家的真实和信仰者的真理这两种不同的品性决不是完美结合的。

纵然《复活》没有他青年时期作品的和谐丰富，纵然我更偏爱《战争与和平》，《复活》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篇之一，也许是最真实的诗章之一。我在这部作品中较之他的其他作品，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明亮的眼睛，这双淡灰色的敏锐的眼睛，“这直达心灵的目光”[37]；这目光从每个心灵中都看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