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

人们论及托尔斯泰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观点时，一般总是将表达这些观点的最重要的著作《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4—1886）置于一旁，这真是咄咄怪事。托尔斯泰正是在这本著作里第一次攻击科学和艺术；以后任何一次战斗其激烈程度都没有超过这头一次遭遇战。奇怪的是，最近在法国展开对科学和知识分子的虚荣心的抨击时，竟没有人想到重新翻阅这些篇章。这部著作构成了对下面这些人物最激烈的控诉书：“科学的宦官”“艺术的海盗”，还有那些精神贵族，他们摧毁和制伏了以往的统治机构即教会、国家和军队之后，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不想也不会做出对人们有益的事，却要人们赞美他们，盲目地为他们效命，同时像宣示教义一样提出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可耻信念——这是骗人的假面具；他们为了替自己辩解，维护他们恶魔般的利己主义和空虚，就企图以这种假面具作掩护。

“我不仅不否定艺术和科学，”托尔斯泰接下去这样说，“我只是为了那种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的东西才说出我所说的话。”为了它们，他要求“把商人驱逐出殿堂”。

“科学和艺术对人们说来，像面包和饮料以及衣服那样的必需，甚至更为必需……”真正的“科学是对于天职的认识，因此是对每个人以及所有的人类的真正福利的认识”。“……真正的艺术……没有别的意义，只是关于天职和人的福利的科学的表现。”

他赞扬这样的人：他们“在有人类以来……使用古丝理[38]和提姆班[39]，或者通过形象和语言，表现了人们对欺诈伪善的斗争……在这斗争中的痛苦，自己对善的胜利的希望，自己对恶之获胜的绝望，自己对于意识到这种即将来临的福利的喜悦”。

于是，他在充满剧烈的痛苦和神圣的愤怒的一页中，描绘出真正艺术家的形象：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只有在不知道权利而只知道义务时才会有成果。正因为它永远是这样，它的属性是这样，所以人类才那么推崇这种活动。如果人们真正负有使命以脑力劳动为他人服务”，那么他们将永远在完成这一任务中受苦，因为精神世界只能在痛苦和磨难之中才能诞生。“……受苦和牺牲永远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人们的福利，人们是不幸的：“他们在受苦，死亡。没有时间闲逛与作乐。思想家和艺术家并不像我们平素所想象的那样，安坐在奥林匹斯的高山上，他总是处于骚乱和激动中。他应该决定和说出，什么东西能给人们以善，能解脱人们的痛苦，而他却没有做出决定，没有说出什么，而明天也许就太晚了，他也许会死去了。”“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不是那种在造就学者和艺术家的机构中受培养（在这种机构中专门造就科学和艺术的破坏者），并且领取文凭和工资的人；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是那种人，他们甘愿不去思考并表达他的心灵中所固有的东西，但他们却不得不做那两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吸引的事情，一是他的内心需要，一是人们的要求。”

“肥胖的、耽于享受的、心满意足的艺术家是不存在的。”

这光芒四射的一页给托尔斯泰的天才蒙上了悲剧性的色彩；莫斯科的贫困景象使他直接产生痛苦的印象，于是他确信科学和艺术是充满社会不平等和虚伪的暴力的整个现存制度的同谋，因而他写出这段话。这个想法他从此没有放弃过。但他初次接触到世间的贫困产生的印象慢慢地减弱了；创伤不再流血了；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再找不到这本书中的痛苦和要复仇的愤怒的战栗，再也找不到用自己鲜血来创作的这种崇高的艺术家宣言，找不到这种对牺牲和痛苦，即所谓“思想家的命运”的赞颂，找不到这种对歌德式的高雅艺术家的深恶痛绝了。后来写出的艺术批评著作则已从文学的角度来考虑，而不限于纯宗教的议论了；艺术问题与人类贫困的内容分开了；托尔斯泰一想到人类贫困内心就起波澜，就像那天访问夜店，晚上回到家里，痛苦地哭泣叫喊那样。

这并非说，他那些艺术批评著作是冷冰冰的。他不可能是冷冰冰的。直到生命终结，他始终是那个给费特写信的人：

“如果不怜悯自己笔下哪怕是最卑微的人物，那么就该对他们痛加辱骂，以致上天也为之脸红，或者加以嘲笑，使他们气破肚皮。”[40]

在他论述艺术的著作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否定部分——谩骂和讥讽——是那么激烈，以致艺术家们只看到他的谩骂和讥讽。这一部分对他们迷信和敏感的东西攻击得过于猛烈，因此，他们在这个反对他们的艺术的仇敌身上，看到的是一切艺术之敌。但是，托尔斯泰的批评总是有建设意义的。他从来不是为破坏而破坏，破坏是为了重新建设。他出于谦逊，甚至并不指望重新建设什么；他在保卫艺术，而且始终一贯地反对那些滥用艺术和糟蹋艺术的假艺术家。1887年，即在他著名的《什么是艺术？》问世的前十几年，他在一封给我的信里说：[41]

“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始终存在，并且永远会存在；这是无可争议也不必争议的。今日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那些所谓文明人以及与他们一伙的学者和艺术家成为僧侣一样的特权阶级而引起的。这个特权阶级具有一切阶级的所有缺点。它贬低和降低自身组成所依赖的原则。在我们的世界上，被称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只不过是大骗局，一种巨大的迷信；我们刚从教会的古老迷信中解放出来，往往又堕入其中。为了看清我们要走的路，必须从头开始，——要撩高一点那顶风帽，它使我暖和，却挡住我的视线。诱惑十分强烈。我们出生后便要沿着阶梯上升，并且落到享有特权的人、文明的僧侣，或者像德国人所说的文化僧侣之中。就像婆罗门僧侣或天主教僧侣一样，我们必须具有极大的真诚和对真理的热爱，才能怀疑使我们拥有这种有利地位的原则。但是一个严肃的人一旦对自己提出人生的问题，就不能犹豫不决。为了一开始就看得清，必须从自己所处的迷信状态中解脱出来，即使这迷信对自己是有利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要有迷信。要处于孩童的状态中，或处于笛卡尔那样的状态中……”

这种为追逐私利的阶级所沉醉的对现代艺术的迷信，“这个大骗局”，托尔斯泰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艺术？》中加以揭露。他纵横捭阖，暴露其可笑、贫乏、伪善和彻底堕落。他批判已往的一切。在这件除旧去腐的工作中，他怀着小孩子乱毁自己玩具的那种快乐。这整个批判部分往往充满冷嘲热讽，但也有不少不够公允的地方：他在进行一场战争。托尔斯泰使用各种武器，随意乱击，也不看他攻击对象的面孔。有如在一切战斗中一样，他常常伤害了他其实应该保卫的人物：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由于他过于冲动，在行动之前没有时间考虑，也由于他的激情，使他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理由所存在的弱点，我们还应当说，这是因为他的艺术修养不够全面而产生的错误。

除了阅读文学书籍以外，他对现代艺术能有什么深入的了解呢？他看过多少绘画作品，听过多少欧洲音乐呢？他这个乡村贵族，在莫斯科近郊的农村里度过他一生的四分之三时间，1860年以后就没有去过西欧；只有学校吸引着他，除此以外，他看到些什么呢？关于绘画，他只是道听途说，东拉西扯，在颓废派画家中援引蒲维斯、马奈、莫奈、[42]布克兰、斯笃克、克林格尔；因善良的感情而使他叹服的有于勒·布勒东和莱尔米特；他蔑视米开朗琪罗；在描绘心灵的画家中，他一次也没有提到伦勃朗。关于音乐，他有强得多的感受力，但也并不怎么了解：他停留在童年时的印象中，局限于了解1840年左右已经是古典作曲家的那些人，此后的作曲家他就一无所知了（柴可夫斯基除外，这位作曲家的音乐使他流泪）；他一概摒弃勃拉姆斯和理查·斯特劳斯，[43]并教训贝多芬[44]，而在评论瓦格纳时，只听过一次《西格弗里德》的演出便以为足够了解他，而且他是在开幕以后才到达的，在第二幕中间就退场[45]。关于文学，毫无疑问他是了解得较多的。可是，不知出于何种奇异的谬误，他竟然回避评论他十分了解的俄国作家，而专门去对外国诗人指手画脚，他们的思想却同他的相距最远，而且他又是带着不屑一顾的高傲态度随手翻阅他们的作品！[46]

他的武断随着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部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别的什么；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47]

这种确信态度真值得赞叹！托尔斯泰并不怀疑。他不是在讨论。真理好像在他手里。他会对你说：

“《第九交响乐》是一部使人们分裂的作品。”[48]

“除了巴赫著名的小提琴咏叹调，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还有从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和肖邦等人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段音乐，甚至不是整首曲子，其余的一切都应作为分裂人们的艺术受到蔑视和摈弃。”或者说：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甚至不能被看作一个第四流的作家。作为描绘性格的画家，他一无所能。”即使人类中别人都持不同意见，也不能阻止他。恰恰相反！

“我的见解，”他傲然地写道，“与整个欧洲对莎士比亚的定见迥然不同。”

由于谎言的存在总纠缠着他的脑海，他也就到处感觉到谎言；一种思想愈是传播得广泛，他愈是要加以攻击；他表示不相信和怀疑，比如他谈到莎士比亚的声誉时，认为这是出于“人们惯常受到的一种传染性的影响。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巫师，寻求点金石，对郁金香的激情，都是这样的。人们只有摆脱了这些影响的狂热，才能感觉出来。随着报纸的发达，这些传染病更变得异乎寻常了”。[49]他以“德雷福斯案件”[50]作为这种传染病的最新典型事例；他是作为一切不公道的仇敌和一切受压迫者的保护人带着又冷峻又轻蔑的态度来谈论的。这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证明，他蔑视谎言，本能地厌恶“精神传染病”，却又不能不承认无法与之斗争，——这一切会把他推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人类道德的反面，那种不可想象的盲目性，促使这个洞察心灵的观察家、激情力量的唤起者把《李尔王》看作“拙劣的作品”，把骄傲的考狄利娅看成“毫无个性的人物”。[51]

应当指出，对莎士比亚的某些真正的缺点他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些缺点我们倒不能不坦率地承认：比如，诗句语言的雕琢，笼统地使用于一切人物；激情、英雄主义，甚至朴实性格都有虚夸之处。我完全懂得，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他对于文学家中最有天才的人的艺术自然缺乏好感。但是，何必耗费时间去谈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呢，去议论一个与你隔绝的世界又有何价值呢？

如果我们以此去寻求打开这陌生世界的钥匙，那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托尔斯泰的艺术的三昧，那就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不能要求一个创作天才批评时不偏不倚。当瓦格纳和托尔斯泰这样的艺术家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谈论的不是贝多芬或莎士比亚，而是谈论他们自己：他们在阐述自己的理想。他们甚至不想对我们装假。评论莎士比亚时，托尔斯泰并不想显得“客观”。更有甚者，他责备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其实是客观艺术的大师，他对那些德国批评家并不那么蔑视，这些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并发现这一理论：“艺术应当是客观的，即在再现事件时要排除一切精神色彩——这是对艺术的宗教目的经过反复考虑的否定。”

因此，托尔斯泰是从某种信念的高度发表他的艺术评论的。在这些评论中找不到任何隐蔽的思想。他不把自己作为范例；他对自己的作品同对别人的作品一样毫不留情[52]。那么，他究竟想提出什么，他主张的宗教理想对于艺术又有何价值呢？

这个理想是美妙的。“宗教艺术”这个词容易令人误解其涵义的深广。托尔斯泰不仅远远没有限制艺术，而且是使之扩大了范围。他认为处处皆有艺术。

“艺术渗透到我们全部生活之中；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会，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从儿童的游戏一直到宗教祭礼都是。艺术和语言是人类进步的两个手段。一个使心灵相通，另一个使思想交流。假如其中有一个出了毛病，社会便要呈现病态。今日的艺术就出了毛病。”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再也不能谈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的那种艺术了。各个阶级分化了。富人和享有特权者窃取了艺术的专利权；他们随意定下美的标准。艺术离开了穷人，也就日渐贫乏了。

“不用劳动而生活的人所感受的情绪其种类远比劳动的人少得多。现代社会的情感可以归纳为三种：骄傲、耽于声色和百无聊赖。这三种情感及其分支差不多构成了富人艺术的全部题材。”

这种艺术毒害了世界，败坏了人民，传播了淫欲，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它也没有真正的美，不自然，不真诚——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臆造的、偏重理性的艺术。

面对这些假艺术家的谎言和富人的消遣品，我们要培育出活生生的艺术、人类的艺术，即联合一切阶级一切民族的艺术。过去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光辉的榜样。

“大多数人始终了解和喜爱我们认为最崇高的艺术：《创世记》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传说、故事、民歌。”

最伟大的艺术是表达了时代的宗教意识的作品。决不要理解为这是一种教会的主张。“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关于生活意义的最高理解，这种理解决定着这个社会所向往的最大幸福……这种宗教意识常常被社会上某些先进人士表达出来，而所有的人也是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的。”

“……宗教意识在社会里就是河流的方向。”

我们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渴望通过人类博爱来实现幸福。只有致力于这种结合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最崇高的艺术就是以爱的力量直接完成这一事业的艺术。但参与这一事业的还有另一种艺术，它以愤怒和蔑视为武器，攻击一切违反博爱的事物。例如狄更斯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米勒[53]的绘画。一切以同情的态度真实地反映日常生活的艺术，即使达不到这种高度，也能促进人们联合。《堂·吉诃德》和莫里哀的戏剧就是这样的作品。这后一类艺术作品如果同古代的全民艺术的典范，例如同优美的《约瑟行传》相比，其缺陷确实往往表现在过多的现实主义细节和题材的贫乏。“过多的细节”损害了这些作品，妨碍它们成为全人类的作品。

“现代作品大多被所谓的现实主义损害了，这种现实主义更确切说应称为艺术上的乡巴佬气。”

正因此，托尔斯泰毫不犹豫地谴责构成他自己的天才的要素。重要的是把自己整个儿献给未来——即使他自己丝毫也不留存于世也是无所谓的。

“未来的艺术不会再是今天的艺术，它将建立在别的基础之上。它将不再是某个阶级的私有物。艺术不是一种技艺，它是真正情感的表现。然而，艺术家唯有在不把自己孤立起来，过着人所应过的生活时，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情感。因此，逃避生活的人是处在最坏的创作环境中。”

将来，“艺术家都是有天赋的人”。“由于在小学就给儿童教授音乐和绘画，同时也讲授语法初级”，将来艺术活动是人人都可以从事的。况且，艺术也不再需要具备复杂的技巧，如同现在这样，它将逐步地走向单纯、简洁、明了，这是古典的健康的艺术，即荷马时代艺术的本质。[54]这种艺术以明净的线条表现普遍的情感，那将是何等美妙啊！为千百万人写作一个故事或一首歌曲，描绘一幅图画，较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部交响乐，要更重要和更困难。[55]这是一个广大的、几乎没有开发过的领域。人们由于有了这样的作品，将会懂得友爱团结的幸福。

“艺术应当消除暴力，也只有艺术才能做到。艺术的使命在于让上帝的王国，即爱的王国统治一切。”[56]

我们之中有谁对这些仁爱的言辞不表赞同呢？有谁会看不到，托尔斯泰的观点虽有很多乌托邦和幼稚的成分，却是异常生动和丰富的呢！是的，我们的艺术的整体只不过是这样一个社会等级的表现：它在各个民族之间又分成敌对的小部族。在欧洲，没有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显示出要实现各党派和各种族的联合。我们时代最宽广的心灵就是托尔斯泰的心灵。在他的心中，我们，一切民族和一切阶级的人是彼此相爱的。谁像我们一样，享受过这博大的爱的强烈欢乐，那么，对于欧洲各文艺派别的艺术把人的伟大心灵鸡零狗碎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就不会再感到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