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今日作家在社会中的作用

论今日作家在社会中的作用[1]

当人们谈到作家的作用时，需要确定的第一点，就是弄清眼下作家生活、行动和创作的条件。

因为要像知识分子总是爱做的那样，讨论在抽象的条件下有哪一类抽象的艺术家，讨论艺术本身、它的尊严和职责，那是太容易了，也完全徒劳无益。这种精神上的崇尚空谈，我们曾经为之牺牲了一切——我和别人都一样；今日这已经不合时宜了，也不适合现实，就像讨论围困拜占庭时天使的性别一样。

拜占庭重新受到围困。全部文明，人类，正处在剧烈变化中——处在战争状态中。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

“艺术家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中的作用。”

请允许我从作家的观点专门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写作是我的职业。

我们的命运使我们在一场重大战斗中诞生。我们不可能孤立于战斗之外。

这样，已经在我们中间做出第一次分类。绝大多数艺术家明确地撤出了战斗。他们甚至把撤出战斗看成高傲的精神的一条法则，一个艺术使命（接受谁的观点？），给予他们撤退的特权。他们不缺乏动听的理由。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谁也不否认龟缩在内心的权利和责任（后面提到苏联作家时，我还要谈到这一点）。但是，牵涉到的问题不是待在里面不出来，自私地禁锢在那里：应该从中挖掘新的力量，然后回到行动中。不过，这正是今日西方绝大多数艺术家千方百计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竭力回避的。精神独立、唯美主义、作家的尊严、永恒的艺术、艺术本身、一切奴役向锁链打情卖俏的玩意儿[2]，都各得其所。他们恐惧行动，恐惧革命，恐惧眼看来临的变动。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正如我在《列宁：艺术和行动》[3]这篇随笔中所写的那样：“艺术家身上比其他人更强烈地发出事件的颤动，由于他们被事件发生时的麻木状态弄得精疲力竭，他们便躲开事件的后果，十有九次做出反应。他们看到了堑壕、深渊，必须跳越过去。但是，看到这幅景象，他们头昏目眩，双腿软得直不起来。为了恢复脆弱的、动摇了的平衡，他们往后退缩，离开席卷时代而去的潮流，躲进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中，这能保证他们抵挡看到的和不愿再看到的东西。”由于他们暗地里对这种倒退着走并不感到自豪，便像虾一样摆尾倒退，在唯美主义中宣称精神的革命主义，这决没有使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危险，而只会保证他们优先的社会等级地位，以他们败落的威信去粉刷门面。

让我们重新粉刷他们的建筑，我们在艺术家身上关注的是，想同行动长期结合的那种人。

我时常听到我们有些作家，忠于社会革命事业的优秀作家，抱怨他们的艺术深入不到人民群众中，并指责人民思想准备不够。我想，他们应该指责的倒是自己。那些想获得无产者同路人称号的作家，首要的职责是说出一种为他们的伙伴接受的语言。只为某些人阅读的作家，我是不信任的。我年轻时，曾经利用过老托尔斯泰这句俏皮话：

“为不到十万读者写作，我对这根本不感兴趣！”

在接受初级教育（巴黎的市立小学）时，我获得的经验虽然短暂，却留下深刻印象；在不守纪律、爱吵爱闹的顽童中，我看到了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全班学生在激动的聚精会神中张着嘴，可以感到所有年轻的心在怦然跳动。在我同大学和工人群众性的教育小组接触时，我又经历了阅读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阿尔封斯·都德、托尔斯泰的杰出中短篇，同样迅速的精神融合（接触到某些名字和外国词时是有点不舒服，但很容易熟悉起来）。三个世纪的距离，不能阻止莫里哀像对“伟大世纪”的资产者和侯爵那样，直接影响广大的下层观众。

即使在人民和普鲁斯特、瓦莱里的同事们之间存在更大的距离，也不要下结论说，这是人民远离他们！远离他们的是你们，列入精英人物，而且对此自豪的先生们。如果你们想让人理解你们的作品，那就接近人民！在你们的“超人”[4]时代，你们总是有办法为蒂博岱[5]先生所说的“典雅人物”的小圈子，为贵妇人的“蓝色沙龙”而写作。你们的名字列入纹章图案集，被看作最高荣誉，这荣誉挑逗着你们为人民“所不齿的”儿子和兄弟的心。做什么都有的是时间。可是你们想为大家所理解，那就要为大家说话，而决不要为纹章图案集说话！丝毫不要担心，你们的艺术为大家所接受，会有“庸俗化”的危险！如果你们运用伏尔泰的风格，那么放心，艺术不会损失什么，也不会让任何人损失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你们的作品。

这不仅对于表达你们的思想，而且对于思想本身，对于它的内涵，对于它所体现的被选择的题材，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对作家所说的话，也可以用于其他艺术。倘若一切有才能的艺术家必然是一个新大陆（包括思想和形式）的发现者，倘若这个发现值得努力，那么他就要善于把别人拖进他的帆船里，不让他们待在彼岸。莫扎特的天才今日重新受到推崇，他就善于成为他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音乐家。在一切伟大的艺术中，对所有饥渴的人都有可吞下的东西。对于今天和明天的艺术饥渴者都是这样。但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天才从来不和时代失去接触。巴赫[6]的发现经历了两个世纪还没有清点完；他天天为了当地多明我修会的教区需要而创作。即使他像大步流星把同伴远远抛在后面的音乐家那样，本该知道他的一部分领域和埋藏在里面的珍宝，要过很长时间才具有价值，他仍然会坚持不懈地为修会效劳，让手稿装满他的阁楼。他以天主的名义写出杰出的赞美歌、耶稣受难曲和大合唱；而这是“Gemeinde”[7]的天主。心里没有他的“教区”的艺术家是可怜的！

当我们创作了一部艺术作品——戏剧或小说时，掌握材料、深入到我们创造的人物的内心，这不是易事！这还不够。必须收缩起人群的爪子，它与我们结成一体，围住我们和我们的猎获物。如果我们心想事成，当个诗人、画家、雕刻家、建筑家、音乐家，总之，成为人类的精神、双手、双目和双耳的先锋，那么，我们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人类才去猎获。要让人人都能得到一份！同千百双手一起抓住应得的一份！要成为每一个通过你去观察、倾听、理解和获取的人！你要成为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你决不会失去宝贵的自我。它会变得更强壮、更丰满。它在自身孕育人群，在身后带领一支军队。

作家和群众这种必不可少的结合，构成艺术的重要时期的力量，就像希腊悲剧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那样，虽然时间太短。要让这种结合反复进行，作家和艺术家要迈出第一步。不过人民也应该迎上前去。这里事先要完成一整套社会工作。

在我致力于在法国建立为时过早的人民戏剧的时期，——那是30多年以前，我达到这个结论：为了拥有人民的艺术，必须“以此为开端：让人民具有相当自由的精神，充分享受自由，让人民有闲暇，贫困、不停的工作压不垮他们，让人民不被各种迷信、狂热弄得愚钝，让人民能主宰自己，取得今日这场战斗的胜利。浮士德说过：开始就要行动”。

这是在1905年革命的前两年写下和发表的。[8]

今天，我还要再对西方说一遍。在欧洲的东方，在苏联，用不着说。苏联锻炼了它的人民。它做出了行动。既然这行动是解放我们的人民，出自它、通过它和为了它而产生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作为艺术家，我们坚持参与这个行动。我们通过我们掌握的一切武器，首先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武器：我们的笔，我们的画笔，我们的凿子去行动。必须让植根于目前行动的沃土中的作品得益于今日的心灵力量，它的激情、它的战斗、它的冲劲。

难道说，行动要在其中受到控制吗？要像莎士比亚那样，他不受心灵魔鬼的控制，在自己的戏剧中把这些魔鬼释放了出来。不过，他在融合这些魔鬼的时候，控制着它们，使之净化，得出它们的规律，扫清精神必须通过的道路。因为这是艺术家的特权——或者应该是这样——就是比别人生活和观察到的看得更远，体察得更深入。正因此，他们需要建立大军的参谋部，或者如同斯大林所说的，一个精英人物的集合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愿他们能晋级！并非要从前进的人民中分裂出来，才有权利获得精英人物的头衔。精英人物就是面对炮火，在纵队前列突进的人们。

我们的同志、苏联作家对此十分明白！他们毫无保留地参与共同行动，宁可倾向于低估对内心生活的全神贯注，其实内心生活是完整的艺术的另一半。我曾有机会向他们要求描写内心生活的权利，正如我向西方作家要求共同行动的责任一样。

或许这不是多余的：我在这里摘录我在1934年8月通过贝拉·伊莱斯[9]，在去年召开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上，向苏联的革命作家发表的讲话。我在讲话中简要地对年轻的苏联文学所作的评价，可以看作我对西方文学评价的一个补充。我们要向我们的苏联同行学习的地方，并不比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少：(https://www.daowen.com)

“最优秀的苏联新作品（例如肖洛霍夫的作品），大体上与前一代的现实主义伟大传统相联结，这一传统似乎是苏联艺术的本质，它使托尔斯泰的艺术成为不朽。描绘处在自然中的群众具有同样广阔的画面，目光能毫不变样地反映整个广阔的视野，也具有同样的客观性：艺术家同样消失在他的艺术描绘对象后面，相反，在西方，艺术往往是覆盖在现实面孔上的脂粉。

“但是，古往今来伟大的俄国文学的特点，年轻的苏联文学都加以革新，不仅通过它所研究的不同对象（这个新世界是在战斗中建立的），而且通过激励着它的信念，通过它的集体精神，通过把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的汹涌浪潮。

“我重读了俄国小说中的杰作之一，感到两个时代的差异更加鲜明。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总是最珍贵的：《战争与和平》。这次重新阅读，我被列夫·托尔斯泰的天才所掀起的生活尘暴所慑服，似乎没有任何表面的选择，没有任何次序在主宰这种生活片断的更替。一切都以同样的真实表现出来。不管大与小，也没有优劣之分。这强有力的生活尘埃，个人、人群和军队，列队上升，又突然落下来，仿佛被盲目的命运所操纵，它主宰着他们嘲笑一切意志。

“宿命论在前一个时代把托尔斯泰拖向宗教，与这种观点迥然有别的是，新时代知道往何处去，充满激情地一往直前。个人和群体都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理智指引着他们，它和他们一起，指引着作品。这种意志和这种理智，不断与本能、偏见和激情相悖和斗争。作品的戏剧性就在这里。但不管情节、人物和阶段怎样曲折，这部戏剧，这部作品总是一个迈向或远或近目标的世界；精神为自身制定了这个目标。

“这种新文学的社会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大胆地给广大的读者群众提供了一面忠实的镜子。伟大的艺术家是他的时代的眼睛。时代正是通过他去观察和观察自身。在苏联，人们实行自我批评，既满足又严厉（有时不够谨慎，因为敌人滥用了它，转过来反对苏联），对于阅读和通过作家学会自我评价和自我约束的群众来说，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检查良心的学校。苏联的重要小说所描绘的集体生活的广阔图画，如同共产主义的澡堂，新一代强壮的年轻人经过沐浴得到成长。

“但是我也必须说，在这年轻的文学中，我觉得还有培育得不够的地方。这就是内心生活的广大领域。而以往时代的文学狭隘地禁锢其中，滥用了这种描写。问题不在于把这种变得狭隘的自私心加以翻新，它切断了同集体的联系，在资产阶级作家那里证明了他们缺乏内心生活的源泉。问题在于穿透生活的表皮，直至激情的深层。因为不管社会生活的制度如何，激情都是，而且将来也是生活的隐秘内涵。苏联的同志们，你们健康的共同生活习惯不应该排除每个人自身的生活。你们应该在行动和共同激情的驱使下，安排一个隔绝的房间，可以单独关在里面，估量一下你们的力量和弱点所在，思考、凝思，重新和大地接触，就像安泰[10]一样，振作起来，变得更强大，提起精神，投入新的战斗。我对你们的苏联文学的了解（除了一些特殊的时期以外），表明往往表面上力量分散，多于在重要或紧张时刻集中激情与思索。让深层生活的浪潮涌现吧，就像在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的杰出作品中那样喷发出来！我们的时代在基本生活的力量方面，优于他们的时代。它等待着描绘者。”

我相信这些提醒对所有国家的作家来说，也是有价值的。这能令他们想起艺术确定的范围的两极。伟大的艺术家从这一极到另一极自然死亡。没有行动和幻想的力量联合，就没有伟大的艺术。这是相得益彰的力量。

“必须幻想。”列宁说过。

“必须行动。”歌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