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伯乡籍考
摘要
岐伯乡籍，宋以前无说。自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始云“安化岐氏”，罗泌《路史》等认为岐伯为岐姓之祖，潘自牧《记纂渊海》指实岐伯为甘肃庆阳人，郑樵《通志》及明清《庆阳府志》《庆阳县志》皆沿其说。宋代以降，岐伯作为医学正统之祖被请进庙堂供奉，除庆阳之外，历史上单独为岐伯建祠立庙者概莫有之，大量出土文物、传说故事、方言、人文历史等都是岐伯乡籍在庆阳的有力佐证。
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史上，流传最久且最完备的医书莫过于《黄帝内经》，影响最大的医学家莫过于医祖岐伯。大量事实表明，岐伯确有其人，既有其人，必有乡籍，但不见医史记载，实乃一大憾事。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岐伯乡籍在甘肃庆阳、陕西岐山、四川盐亭三说，往往令人莫衷一是。大量事实研究表明，岐伯乡籍在庆阳，兹考证如下。
1.史典
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载：“《陈留风俗传》曰：‘黄帝，师岐伯，之后唐段秀实与判官岐灵岳谋杀朱、砒，迎乘舆，不克，被害。安化岐氏，唐万福府统军岐才，庆州人’。”罗泌《路史·卷二十六》载：“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迁岐之阳，今凤翔岐山县西北有岐城故址。后魏为岐州，以山之岐而名。文王初为岐侯（《琴操》），在邰西北不百里。而豳又在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干之永寿亦为豳地，故传谓自稷至武五迁，不出所封，以此。”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四·郡县部》载：“庆阳府（倚郭—安化，外县二：合水，彭原）郡号安化。”同书《人物·上古》又载：“岐伯，郡人。黄帝尝与论医，有《素问》《难经》行于世。”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四》载：“《风俗传》岐伯黄帝师。安化，唐万福府统军岐才，庆州人。”郑樵《通志·艺文略》载：“古有岐伯，为黄帝师，望出安化。”元代梁益《诗传旁通·卷十三》载：“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迁岐之阳……桓谭《琴操》云：‘文王初为岐候。’岐亦作，一分为二曰岐。”
综上所述，岐伯乡籍，宋以前无说。自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始云：“安化岐氏。”罗泌《路史》云：“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迁岐之阳。”又引《琴操》曰：“文王初为岐侯。”由此说明岐伯为岐姓祖。宋代潘自牧《记纂渊海》始载岐伯为甘肃庆阳人，郑樵《通志》亦尊是说，并明谓岐姓之祖在今甘肃庆阳。由此可见，岐伯乡籍在庆阳，为正史经典所载。
2.方志
明代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乐蟠（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襄乐）人侍郎韩鼎编编纂，后经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庆阳知府赵本植重修的《庆阳府志·方技》载：“岐伯，北地人。精于医术，黄帝师事之，著《内经·素问》。”《庆阳府志·乡哲》又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神明，洞察天地、阴阳、四时、气运之理。黄帝与论医术，有《素问》《难经》行于世。”清代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张精义编纂，后经1962年陆为公等人重修的《庆阳县志·人物》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神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同书“坛庙”“志余”“艺术”“书目”等门类中亦有对岐伯的多处记载。1919年张维重修的《甘肃人物志·方术》载：“岐伯，北地人也。黄帝与论医，有《素问·内经》行于世。”1928年甘肃省镇原县人慕寿祺编纂的《甘宁青史略·正编》载：“岐伯，北地人。精于医术，黄帝师事之，著有《内经·素问》。”同书“卷四”等多篇中均谓岐伯为北地人。除此之外，近年来编纂出版的《甘肃省志·医药卫生志》《庆阳地区志》《庆阳卫生志》等地方史志中，均明谓岐伯乡籍在庆阳。由此可见，在庆阳的旧府州县志上，有关岐伯的记载量大面宽，门类事实皆具。岐伯乡籍在庆阳，为地方史志所证。
3.遗址(https://www.daowen.com)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载，宋朝在杭州通江桥北太医局内建殿，“以医师神应王，以岐伯善济公配祀”。由此可知，自上至元、明、清，各地的三皇庙、先医庙中，多有对医祖岐伯的供奉，但单独为岐伯建祠立庙者概莫有考。
《庆阳府志·坛庙》载：“岐伯、鞠陶、公刘为‘三圣’，城内有‘三圣庙’。”又载：“岐伯庙旧在南原，今废。”《庆阳县志·坛庙》载：“岐伯庙在城南嘉会门外。”《甘肃通志稿·建置四·庙宇二》载：“庆阳县城南有岐伯庙。”
立庙祭祀为中国百姓独特的一大信仰共性，依方志学的体例原则，历史名人只有在其乡籍或其功绩卓著之地才有可能“立庙祀之”或“存史入志”。因为只有依照这个传统，才能充分体现乡党邑里对其尊者“善作善报”的纯朴心里和荣耀一地景胜的永久铭碑。从民间祭祀的角度考察，中国百姓对官绅和自然神崇拜心理最为虔诚，因而各地大都林立风雨雷霆山川坛、社稷庙等，而对一地一技之长的所谓方技神，其地域性、乡籍性的要求非常明显而且严格。这也是孔庙唯山东独尊，岐庙只北地而存的“方志贵方”原因。目前，庆阳市政府和人民又在庆城县（原庆阳县）东山重建“岐伯圣景”，并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以志纪念。由此可见，岐伯若不是庆阳人，他不可能功著于北地而名垂青史、立庙入志的。
4.考古
庆阳悠久的历史沉淀所遗留下的各类文物，是庆阳文明史的缩影。1920年在庆阳市华池县上里源赵家岔出土的旧石器，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旧石器，被考古界鉴定为“中国第一块旧石器”，距今10万年前后。说明庆阳很早就有古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蒲河人群”和“马莲河人群”，是中国早期的古人类。1973年1月，在庆阳市合水县板桥乡田窑村，发掘出世界上个体最大的“黄河古象”化石，距今约200万年，说明远古庆阳天气炎热，水草丰茂。1978年5月，在庆城县三十里铺镇的石板层中，发掘出“环江翼龙”化石，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个体最大的翼龙化石，距今约1.8亿年到7000万年之间。说明庆阳当时是一个大湖泊区，有森林和茂盛的草原，气候温暖湿润。庆阳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相当丰富，遗址分布得相当稠密，现已查清的就有200多处。这些古文化遗址，有的灰层堆积的很厚，其中有白灰面住室、灶炕、窑址以及墓葬等，说明此地早已有人类定居。所以说庆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医药界都有不同的志徽，即中医药界是用阴阳鱼，而欧洲一些国家则是用“蟠曲灵蛇”的神杖为帜。1976年，在庆阳市合水县曹家沟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共首鱼纹彩陶盆，其质地为泥质红陶，剑口圆肩曲腹小平底，器肩用黑彩绘画两条鱼纹，共首相重合为一首一眼，简约别致，富有创新，距今约6000年，与中医药志徽阴阳鱼有形似意合之趣。共首鱼纹彩陶盆的发掘，距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发现，被誉为是太极图原始雏形的刻有太极图样的石器还要早1000多年。它在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仰韶时期人们的意识和思维，这种意识和思维肯定对后世的意识形态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医祖岐伯在撰集《黄帝内经》时，也正是受到了故乡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1981年10月，在庆阳市宁县阳洼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又发掘出鼓祖陶鼓，距今约4500年，说明岐伯“作镯铙、鼓角、灵鼙、神钲”（《资治通鉴》）有源可循。在庆阳境内，文物工作者还先后于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表面有数种刻画符号的一批陶器，出土了战国时期刻有“作册吾”铭文的玉戈，西周时期“中生父”铜鬲和战国时期铜量器“区”上篆刻的铭文等，足以说明战国时期庆阳先民已普遍应用文字。以上大量文化遗存，都足以证明庆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医学知识当不例外，因而出现岐伯这样的医学大家完全是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在庆阳境内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岐伯在庆阳的传说故事，沿用至今的《黄帝内经》中多处引用的陇东方言，境内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岐黄之术在北地的流传与影响，以及历代文人圣贤题写的诗句篇章等，都是岐伯乡籍在庆阳的有力佐证。
（刊登于《甘肃中医》2009年第22卷第7期，夏小军、谢君国、张士卿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