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的一般理论
1.理性与渐进——政策分析的基本取向
众多政策研究者提出了关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各种模型，而这些模型主要分为两大类：理性主义模型与渐进主义模型。理性主义模型认为政策过程有着比较明显的阶段，每一个政策制定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这样一些步骤来形成某一项政策，例如，政策评估工作就可能发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而不是只能在政策制定的结尾部分。因此，对于特定的政策分析任务，重要的是辨识政策制定过程的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分析框架，并把具体的研究问题整合进这个框架。
与理性主义模型相对应的是渐进主义模型，这类模型强调政策制定过程是政治压力、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过程是一个充满互动、妥协的过程，远比理性主义模型“混沌”。
当然，现实中的政策过程往往处于这两类“理想类型”的中间位置，兼具理性的过程与权宜性特点。对于分析者来说，两类视角对于认识政策都是有益的。渐进主义模型可能更加符合实际的过程，但理性主义模型能够帮助我们辨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不同的技术性环节。因此，良好且稳健的政策过程是政治需要与技术性条件的结合。
2.时机、环境、政治的结合——政策议程的主要影响因素
政策议程的设定是政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预示着社会问题即将转为政策问题，并由未来的政策加以解决。解释这一过程的理论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举例如下。
（1）金登的“政策之窗”理论
金登的政策之窗理论认为，政策过程中的议程设定是3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3个独立的“流”交汇的结果。问题流是指社会面临的问题或形势，其中有一些比较突出或严重，需要公众的关注（发生了什么）。政策流是指由研究者或其他相关方面提出的关于对策的备选方案，包括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技术性手段等（我们要怎样做）。政治流包括政治传统、国家政治导向以及社会氛围等（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正确与否）。在一定的时机下，三股流交汇，进而开启了“政策之窗”。需要指出的是，金登认为“三流合一”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还提出了“政策经纪人”的概念，意指来自政府的外部，在合适的时机下与不同的政策利益群体沟通，推动政策制定的个体或组织。
（2）Shiffman政策优先序的确定要素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是Shiffman关于确定国际政策问题优先序的11项要素，而这些要素在做简单的调整后也同样适用于国内问题的分析。这11项要素可以分为以下4类。
1）能力：行动者（个人或组织）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力。
●政策共同体的凝聚力：个人或组织网络达成共识的程度。
●领导：个人在整合和协调利益相关者上的能力。
●协调制度：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不同参与方的机制。
●民间力量的动员：能否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来促使国际和国内当局重视这一问题。
2）观念：政策主体与客体对于政策的认识与感受。
●政策领域内对于某一问题的概念、成因以及解决方案的认识与感受程度。
●外部：某一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看法，这有助于影响一些掌握着资源的政治领导人。
3）政治背景：行动者所处的环境。(https://www.daowen.com)
●政策之窗：国内外环境中出现的时机，政策倡导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来影响决策者等。
●国际社会：某一领域是否能够在国际层面形成有效集体行动的平台。
4）问题特征：具体政策问题的严重性与可控制性。
●可信的指标体系：能够明确测量某一问题严重程度的手段，这也是监督政策执行过程的保障。
●严重性：客观评价问题负担。
●有效的干预：干预手段是否被明确地定义、是否有科学证据的支持、是否简单易行且成本较低。
上述这些政策过程中的要素可以帮助我们具体考量某一政策问题的优先序情况，并且可以找出某些问题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优势和阻力及其原因。
（3）Baumgartner时机均衡理论
就政策议程而言，Baumgartner的时机均衡理论也值得关注。时机均衡理论认为，在没有外来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政治过程一般是平稳的，即使有变动，也是非常微小的调整。但这种均衡状态往往被突发事件打破，而面对这种情况，就要有新的政策手段来应对，而新问题与新的解决途径使政策领域形成了新的均衡，如此反复。在这种时机均衡的分析视角下，“政策形象”（policyimage）与“政策场域”（policyvenue）概念是理解的关键。“政策形象”是指在均衡状态下，一个特定的问题在定义和解决方式上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体系，但这种体系会被外部环境的改变破坏，同时形成一个新的理解方式。“政策场域”是指政策涉及的一系列参与者或机构，它们掌握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权力。但在一定情况下，这些拥有决定权的行动者会受到其他行动者的挑战，并在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权力关系的均衡。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对于政策的表现形式以及政策参与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就是理解政策过程的关键。
关于政策议程设定的理论还有很多，但总的来说，一项社会问题能否进入决策者的议程是由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决策者在对问题本身、政治导向、政策时机与可预见的后果等因素做出综合考量后的选择。
3.关于政策过程中的行动者及其关系
（1）制度、资源、行动者的整合——政策网络的视角
当代各种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空前复杂性，使得传统依靠政府机构制定和推行政策的旧范式不合时宜，跨国界、跨组织的多层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在多主体、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或者影响公共政策的背景下，各种“主义”已经无法解释复杂的政治过程与治理次系统（governancesubsystem）。政策网络分析是指网络理论被引入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用来分析政府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新框架和视角。作为一种强大的分析概念，政策网络成为理解和描述当前这种复杂的政策过程的一种较好工具。
政策网络理论认为公共行政或者政策过程发生于相互依赖的许多主体形成的各种网络之中。早期的网络分析主要试图揭示政府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后来学者又将政策网络的概念上升到宏观层面的治理范畴。一般认为，政策网络的分析主要有两个途径，即研究的途径和治理的途径，前者将政策网络视为政策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的现象，而后者则将其视为一种分析的视角或工具。当然无论哪种路径，都是为了实现对政策过程更加准确而充分的认识。
从研究角度出发，政策网络并不认为政策参与者的行动是以集中化的统一途径来达到政策目标的，而是利用已经形成的网络结构，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即多中心的过程。所以，政策网络的治理分析途径的焦点就放在“许多分立但相互依赖的组织，通过资源与利益的相互依赖，协调彼此之间行动的互动”。这样，研究者就可以利用这些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和互动来认识政策网络内部的权力运作过程，使整个政策过程更加透明和可以观察。权力关系是政策网络中的重要内容。政策网络中的权力关系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庇护主义类型，即政府机构受到企业的挟持，丧失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政府机构面对利益集团所具有的自主性；私人利益集团受到国家挟持而呈现工具化；各种利益集团的权力相对平衡。
从治理角度出发，政策网络非常重视政策过程中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和资源交换，即它们所认为的相互依赖关系，“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讨论共同的目标；资源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个参与者的资源，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资源交换的环境”。在它们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网络概念来描述许多分立但互相依赖的组织（即多中心组织）是如何通过资源（包括信息、资金、技术）与利益来协调其行为的互动过程的。在这个政策网络结构中，各种对制定某种政策感兴趣的参与者，如相关的利益集团，与拥有政策规划、决策和执行等资源的机构和个人（如官僚机构、国会议员）之间互相交换资源，进而形成联结而构成网络。政策网络形成的方式和途径不一样，导致各种网络联结在强度、正常化、标准化与互动频率上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治理结构。
（2）政策互动的方式与层次：“权力立方体”理论
Gaventa在分析政策过程中的权力空间时提出了“权力立方体”的理论，用于分析不同行动者在政策过程中互动时的权力关系。从参与空间的角度来看，Gaventa认为，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有3种参与者互动的基本方式。第一种是封闭空间，这意味着所有的政策决策都是由少数核心决策者完成的，很少有外界的人或群体参与进来。第二种是“邀请”，这意味着决策者主动开放决策的参与空间，邀请外界合适的人群共同进行决策。第三种是“诉求”，即外界参与者的作用更加积极，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决策者，要求决策者在某一领域进行政策上的行动。
根据Gaventa的理论，对于政策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权力关系可以从3个方面来分析。第一种是显见权力，正式的法律规范与政治地位赋予某个参与者在政策过程中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力。例如，执法部门依法对某些违法行为进行干预与惩戒的权力。第二种是隐藏权力，也就是某些行动者可以通过对其他显见权力的参与者施加影响，促使其按照自身的意愿采取行动，进而实现自身目的。例如，某些利益相关者通过影响决策者的政策偏好与议程设定，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够体现其自身目的或利益。第三种是不可见权力，这种权力并不能作用于政策对象，但能够通过影响文化、意识形态、舆论氛围等社会心理层面的要素来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行影响，对不同参与者权力形态上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