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说”及其流传经过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公安说”及其流传经过

通过上面的考察,在今人关于智顗出生地的各种说法中,潜江说已被排除,剩下的只有监利说与华容说,而这两种说法也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在相应的条件还不俱全的情况下,最多只是可能的答案;而且,智顗的出生地只有一处,监利说与华容说不可能同时成立。这样,答案的选项虽然减少了,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被这些本来也未经立证的说法所束缚,而不妨在更大的范围另作思考。换句话说,智顗的出生地也许既不在监利,也不在华容,而是在另外的某个地方。不过,这个范围不应漫无边际,而应当是与灌顶所说的“荆州之华容县”有关的地方。

实际上,在今人的说法之前,古人对华容早有解释,上文提到的日本江户时代的监利说与华容说就是例证。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荆州之华容县”就是公安县。是为公安说。这个公安县,就在今日湖北的荆州。

历史上的公安说主要见于三种文献史料:一是智顗传记的注释,二是明代“公安三袁”的作品,三是方志文献的记载。以下分别考察。

(一)智顗传记的注释

公安说始于何时不得而详,但是可以肯定,此说在宋代已经出现。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天台宗僧人昙照对灌顶的《别传》作了一部注释,书名《智者大师别传注》(35),是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公安说资料。其中有两条与智顗出生地相关的记述:

荆州属荆湖北路,今号江陵府,又改荆门军华容县。《后汉志》云:“古华容侯国。”即楚灵王国基,今有章华台基存焉。《九域志》云:“乾德三年以汉华容地置建宁县。”今为公安县,今岳州华容县是也。(36)

《荆碑》云:大师欲挈锡遍览诸方胜概,辞其母。母曰:“子今远游,父母甘旨依何人耶?”师运慈心,指其茅化为稻,指其水化为油。今有茅穗村、油河存焉。余尝问游荆州者,云:“昔华容县,今为公安县,有油河里茅穗村,俗人呼之。”(37)

上面第一段是对《别传》中“荆州之华容县”的注解。其中首先说明荆州就是宋代荆湖北路的江宁府,然后引《后汉书》的记载说明华容就是汉华容,又附带指出这里还有楚国章华台遗址,然后引《元丰九域志》说明这个汉华容也是北宋时期的建宁县,最后说明建宁县后来改为公安县,汉华容也是后来的岳州华容县。建宁县曾几经置废,存在于北宋前期,隶属江宁府,治所在今石首市东七十里(38),大致包括石首和公安的地盘,后来又改为公安,所以昙照说“今为公安县”;但是,他接下来又说“今岳州华容县是也”,这样就给人造成建宁既是公安又是岳州华容的印象。实际上,宋代的公安属江陵府,华容属于岳州,两地并非一事,昙照的表述不很清楚。综合这一段的整体来看,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华容就是汉华容,而这个汉华容既是宋代的公安,也是岳州的华容县。这里,他根据文献史料认为智顗家乡的华容就是宋代的公安与华容。

第二段是对《别传》中“后遭二亲殄丧,丁艰荼毒”二句的注解。其中先引《荆碑》的记载,后引时人的见闻,说明智顗的家就在公安县油河里的茅穗村。在昙照的注释中,《荆碑》也叫《荆州碑》。关于此碑的情况,今已不得其详,但从其名称可以推测它原本存在于荆州一带,再从昙照多次援引此碑而与《别传》相参照的情况来看,它应作于更早的时期,内容包含智顗生平的记述。碑文里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智顗出家之前,母亲问他如何奉养父母,于是智顗凭借慈悲心力,手所指处,茅草变成稻谷,河水化为油河;因为这个缘故,至今还有茅穗村与油河。这个传说以神话的方式透露出智顗家住茅穗村、村的附近有油河的消息。昙照为了证实这个传说,曾向到过荆州的人进行咨询,得到的回答是:“过去的华容县,现在成了公安县。那里有油河里茅穗村,当地人就这样称呼。”昙照生活在浙江,于是通过时人的见闻证明荆州当地的人们确信公安就是昔日的华容,茅穗村位于油河里,其名犹在,至今未改。这样,他根据碑文的记载和时人的见闻,不仅说明华容就是公安,而且进一步说明智顗的家就在油河里的茅穗村。

话说至此,问题已经涉及智顗的家是在公安县的什么地方了。按照昙照的记述,智顗曾经指水为油,茅穗村又在油河里。油河既然在他手指所及的范围之内,当距茅穗村不远,而油河里显然因油河而得名,按理说油河应可作为确定茅穗村之大体方位的参照系。说到油河,尽管《荆州碑》里说是由智顗指水变化而成,但那只是传说。其实油河之名古已有之,原来称为“繇水”或“油水”,后来称为“油河”。那么这个油河究竟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结合实地调查再作讨论。不管油河的情况如何,公安说自昙照伊始就不仅有文献的依据,而且还有物证和人证。

南宋时期,另有一位天台宗僧人也持公安说,此人就是《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磐。该书卷六有智顗的传记,其中说智顗“世为颍川人,晋朝避乱,止于荆州之华容”(39)。这种记载和以往没什么不同,但是在“华容”之后有注释云:“今江陵府公安县”。按照这个解释,“荆州之华容”就是宋代江陵府的公安县。另外,志磐也引用了《荆州碑》的记载:“按《荆州碑》:师欲游方,母曰:‘父母甘旨,当何供邪?’师运慈心,指其茅化为稻,水化为油。今茅穗村、油河,尚存其名。”(40)志磐引用的《荆州碑》,很可能是根据昙照的记述,他与昙照一样,确信智顗的家乡就在公安的茅穗村。

另外,日本江户时代也有人主张公安说。例如敬雄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翼注》卷上对“荆州之华容县”的解释是:“《统纪》云:今江陵府公安县。又《荆州府名胜志》八。”(41)此说依从《佛祖统纪》的解释,又举《荆州府名胜志》以为佐证。遗憾的是,尽管江户时代的学者对智顗的传记作了许多详细的注释,但是在现代的智顗研究中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公安三袁”的说法

到了明代,“公安三袁”的袁氏兄弟也持此说。所不同的是,他们把智顗视为同乡,并且提出了若干新的证明。在他们的著作中,阐述这种观点的作品主要有五,其中第一种是袁宏道(1568—1610年)的《圣母塔院疏》:

图示

《荆州碑》云:智者禅师辞亲出家,母以甘旨为言,师遂指茅为穗。其说颇不经,然邑中茅穗村名始此,今圣母塔即其故封也。邑自汉唐来无文士,故旧事多略,而塔碑剥蚀尽,逸事仅见《统纪》中。所谓《荆州碑》,乃《统纪》夹注所拾耳,亦不知碑为何人作也。叹先迹之久湮,悲文献之残阙,后来者弥永弥敝,他日摩耶藏骨地,焉知不为卜兆者所夺略也。夫中国之有智者,犹西土之有释迦也,以藏通别圆判一代时教而教意尽,以空假中三观发明真谛而禅那启,以十疑释西方净土之旨而往生决。夫四字尽四十九年之微言,则马鸣、龙胜所未发也。三观直指心宗,摄无量义海,则惠、安、生、什所未诠也。约十六观门而皆归之第一义,则永明、天衣诸大师所共祖述也。蕞尔小邑,生此大圣,辟彼盲龟,值浮木孔,而乡里后生至不闻其名,遗文阙略,抑至于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墙宇堂厨之类,费青铜将八十千,合众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母,计当不难,生第勉为之,唯渐而恒乃可成。(42)

文中提到的《荆州碑》是指南宋志磐《佛祖统纪》里引用的碑文,“茅穗村”是指智顗的家乡,“圣母塔”是指智顗母亲的墓塔,《统纪》是《佛祖统纪》的简称,“崔生”是指袁宏道的友人崔晦之(43)。崔生也是公安人,家距圣母塔不远,当时发心为圣母该塔修建塔院,于是袁宏道撰写此文加以鼓励。在这篇文章里,袁宏道首先概述《荆州碑》里智顗指茅为穗的传说,然后发表议论,认为此说虽然显得荒诞离奇,但是茅穗村之名即由此而来,圣母塔至今尚存,就在该村故地,可见其说并非虚构;然而本地自古缺少文士,对于往事多有疏忽,圣母塔上的碑文已经剥蚀殆尽,关于智顗的故事只能见诸《佛祖统纪》里引用的《荆州碑》,由于引用不详,无从知晓该碑文字出自谁手;旧迹消失,文献残缺,时间越久记忆越是模糊,恐怕将来有一天连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的墓地也搞不清楚,这种情况令人感慨;智顗在中国的地位就如同西方之有释迦,他的学说既可以统摄佛教的各种教义,又有超越前人的新创见,而且对后来的禅法和净土信仰深有影响,总之,他对佛教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孕育出智顗这样的大圣人,就好比瞎头乌龟碰到了浮木上的小洞孔,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事情,然而遗文缺失,以至于乡里后人连他的名字也不知晓。总之,袁宏道根据《荆州碑》的记载和圣母塔就在茅穗村的事实,说明公安县的茅穗村就是智顗的家乡。

第二种是袁宏道的《公安二圣寺重修天王殿疏》,其中有云:

仅仅一智者禅师为邑产,邑人多不知,记者述其所自,或曰颍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独《荆州碑》中载有茅穗、油河事,可为的据。而茅村之圣母塔,石级如故,然邑人已不知为谁家封鬛,耕耨耘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为镰刃砺石者,或亦髯将军呵持之耳。(44)

二圣寺是公安境内的古寺,传为东晋时期著名高僧道安、慧远师徒二人创建。本文系为当时重修寺内天王殿而作,其中说智顗是公安本地出身,可是人们并不了解,于是把他说成是颍川人;《荆州碑》所记茅穗村与油河都是确凿的证据;茅穗村有圣母塔,石阶完好如故,当地人已不知是谁家之物,于是常加损坏,然而却能保存至今,或许是因关公的神灵加以护持的结果。文中提到的“油河”,是指公安境内的一条河流,油河之名在《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中早有记载,按照《荆州碑》的说法,智顗出家之前,以手指水,其水变而为油,油河之名即由此而来。“髯将军”是指三国时代名将关羽,关羽生前曾在荆州一带驻守征战,死后葬于当阳,当地人一直相信关羽死后变为神灵,庙食玉泉山上,而智者大师开辟的弘法道场玉泉寺就是在关公神灵的帮助之下得以建成。这种信念把关羽看作保护佛教的护法山神,袁宏道也根据同样的信念,认为圣母塔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也是由于关公神灵的庇护。

第三种是袁宏道的《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兴。《荆州碑》所载与《统纪》虽不甚合,然核其名与其故迹,智者为里人无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会大师,或云智者于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报本、南观音皆是。智者尝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夫师以酬恩南还,此地乃其生缘,安得无刹?迨台教东渡,中国之人至不知有三观,而钱氏王临安,始还故物,大师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国学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于尺椽寸块也?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寥,文采著闻,不得一指,中间阐宗乘者,亦才得一二衲,要之门庭互异,则又非彼门下客也。普光寺颓久矣,近邑长者多谈禅那,诸乡落所谓蓝舍者皆云兴,而大师所创立尤属意焉。里大姓竞为光复,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无烦他舍。”以告袁子。袁子曰:“去圣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时考之则可矣。”(45)

普光寺也是公安境内的古寺,位于旧时茅穗里,当地信为智顗创建。当时寺宇颓废已久,乡人欲加修复,于是袁宏道撰写此文以助之。文中首先根据《荆州碑》和《佛祖统纪》的记载,肯定智顗就是茅穗村出身,因智顗在佛教中被尊为“东方小释迦”,所以袁宏道说茅穗村是“佛所自出”;然后说明智顗曾在家乡建立过很多寺院,普光寺或为其中之一;接下来感慨智顗的影响被埋没已久,公安自隋唐以来人才稀少,好不容易出现了像智顗那样的杰出僧人,可是由于佛教中的门户之见而得不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在这里用“孱陵”指称公安,这个提法也许并非刻意而为,但也不会纯属偶然,因为作者不是一般的野老村夫,而是博学多识的文人学者,所以才有可能随意自如地使用这个古地名来谈论家乡的故事。这种也许是不经意的词语变换,刚好表明袁氏兄弟对公安历史的了解,而这种历史认识对于他们把公安理解为古华容至关重要。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说明。

第四种是袁中道(1570—1623)的《游玉泉记》,其中有云:

盖智者亦公安人也。智者俗姓陈,父名起祖,梁封益阳侯,居公安。以公安即旧华容地,故亦曰华容人。有二子,长曰鍼,次曰道光。道光即智者。其母夫人釜鬛在公安牛头里,今犹称圣母塔。旁有智者所建报恩寺,其为邑人无疑。(46)

题名的“玉泉”是指当阳的玉泉山或玉泉寺,该寺为智者大师创建,既是天台宗祖庭之一,也是荆楚一带的佛门圣地。袁中道曾多次游访玉泉,与该寺住持无迹正诲交往密切,并撰有多篇游记,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文中说智顗是公安人,他的父亲叫陈起祖,梁代封为益阳侯,居住在公安,因为公安就是原来的华容之地,所以也可以说是华容人;陈起祖有二子,次子道光就是后来的智者大师;智顗母亲的墓塔在公安县的牛头里,至今还称为“圣母塔”,而且旁边还有智顗所建的报恩寺,因此智顗为本地人乃确定无疑。这里提到的智顗的父亲被封为益阳侯之事,最早见于灌顶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以下简称“《别传》”),其中说:“孝元即位,拜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47)孝元即梁元帝萧绎(508—554年),他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承圣元年(552年)于江陵(今湖北荆州)登基,此前曾长期兼任荆州刺史,陈起祖为其门下宾客,梁元帝即位之后,被封为益阳侯。益阳即今湖南益阳县,陈起祖的封地虽在益阳,但是本人在荆州供职,既非益阳出身,亦无长期住在益阳的机会,因而所谓陈起祖“居公安”的说法是基本符合实际的。袁中道断定智顗为公安人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智顗的父亲住在公安,智顗为陈家次子;二是智顗母亲的墓塔(当时称为“圣母塔”)就在公安的牛头里,旁边还有智顗所建的报恩寺,其塔其寺,就是智顗母亲死在公安的物证。既然公安为智顗双亲生死所系之地,那么智顗当然也是公安人。袁中道在这里还明确肯定公安是古华容之地,并认为根据这种关系,用今地名说,智顗是公安人,用古地名说,智顗是华容人。至于公安在什么时候为古华容之地,他在下面的文章中作了清楚的交代。

第五种也是袁中道的作品,名为《智者缘引》:

《天台智者传》,智者为华容人,其实即公安人也。父于陈时封益阳侯,有二子,智者为仲,居公安,今茅穗村、油河其遗迹;而村中报本寺,即智者报母之刹。以六朝公安地隶华容郡,故称为华容人耳。智者修海内刹宇,号四绝,而天台尤著。予屡欲游而不果。今闻寺已凋敝,予友钱惺复偕诸公捐赀兴复。予舟次金阊,公安僧持钱公疏来乞予数字。予亦公安人也,故不辞而为之引。(48)

根据文中所记,本文作于苏州(金阊);天台山是智者大师生前修行弘法的大本营,袁中道憧憬已久,多次想去参访都未能成行;当时天台寺宇已经破旧,他的朋友钱惺复募捐集资欲加修复,于是托人请他写一篇短文来说明缘起;他认为自己和智顗同为公安人,感到义不容辞,于是写下这篇引子。文中提到的《天台智者传》,是指灌顶的《别传》;报本寺就是上面提到的报恩寺,位于旧时茅穗里,当地相信是智顗为母亲而建。袁中道认为,《别传》里说智顗为华容人,其实就是说他是公安人,因为他的父亲住在公安,智顗为陈家次子,当然也是公安人;当时尚存的茅穗村与油河,还有茅穗村的报本寺,都是可以证明智顗家在公安的实物实地遗迹;由于六朝时公安一带属于华容,所以《别传》中才把他说成是华容人。在这里,袁中道也是明确肯定智顗是公安人,而其理由和上文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上文中提到的“公安即旧华容地”,现在变成了“六朝公安地隶华容郡”。很显然,他所说的“旧华容”是指六朝时代的华容,在他看来,当时的公安属于“华容郡”,因此说华容就是公安。至于六朝时的公安是不是属于“华容郡”,下面再作讨论。

袁氏兄弟是公安本地出身,又肯定智顗是“公安人”,在他们眼里,智顗就是同乡,于是称之为“邑人”“里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除了继承《荆州碑》和《佛祖统纪》的说法之外,还提出了新的证明:

第一,袁中道所谓“公安即旧华容地”,就是说明代的公安是古代华容的地盘,和以往宋代把华容解释为公安的说法相比,这个提法更加直接了当。那么“旧华容”是指什么时代而言呢?就像上面看到的那样,他认为“六朝公安地隶华容郡”,因此他所说的“旧华容”就是指六朝时代的华容。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公安在六朝时期是华容的地盘。然而这一判断的根据又在哪里呢?对于这一点,袁中道也没有说明,但是通过袁宏道用“孱陵”代指公安的事实,可以看出他们把公安与古华容联系起来的理由。

孱陵是古代县名,始设于西汉,前后存续了大约八百年时间,也曾经历复杂的变化。大致来说,两汉时期属武陵郡(49),治所在今公安境内,辖境最大时包括今公安到湖南安乡一带的范围,东与南郡的华容接壤,当时南郡与孱陵所在的武陵郡同属荆州刺史部。东汉初期,划孱陵之一部为作唐县(治所在今安乡)。刘备占据油口,此地改称公安;后又归吴,复为孱陵。西晋分孱陵立江安(大体相当于今公安),孱陵与江安、南安、作唐等县同属荆州南平郡(50);南北朝时期宋、齐、梁大体因之(51)。南朝陈代改江安为公安,以公安为荆州治所;隋改作唐为孱陵,开皇九年(589年)又将孱陵、永安二县并入公安,隶南郡(52)。由此可见,汉孱陵包括后来的公安,公安出自汉孱陵,以后孱陵逐渐缩小,最后又归入公安。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后来公安境内一直都有孱陵故城(53)。袁宏道对公安的历史有所了解,所以才把“孱陵”当作公安的同义词。很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公安与古孱陵原为一体。这样的理解虽不够严格,但大体符合历史事实。

既然他们把公安与孱陵看作一体,那么所谓“公安即旧华容地”就意味着孱陵是古华容地,换句话说,孱陵与古华容也是一体的。那么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呢?或者说历史上的孱陵及公安与古华容有没有交叉重合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自汉至隋,无论孱陵与华容的建置如何变化,两县各有领地范围,它们在同一时期内不大可能有交叉重合的关系。两汉时期,孱陵与华容的范围最大,两县分属武陵郡和南郡,以景水为界东西相邻,并不存在交叉关系(54)。晋代以后,两县都经过划分,各自的范围都比原来缩小,在划分后的“小孱陵”与“小华容”之间,一般来说不仅不会相互重合,而且还有不相接壤的情况。如此说来,“公安即旧华容地”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由于两县原为近邻,以后又历经复杂的历史变化,因而在长达几百年的期间里,很难避免在一定范围内的古今重合情况,也就是说,后来的“小孱陵”或公安领有原来华容的一部分,或者相反,后来的“小华容”领有原来孱陵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两县历代的各自界线,但是在公安的历史上就有兼容原来孱陵与华容的情况。公安的主体原来属于汉孱陵,而且当初的孱陵县城也在这里,但是公安的东北部原来属于华容。西晋初期立江安县,范围较广,大概兼有汉代孱陵与华容的部分地区;太康元年(280年),又在原来汉孱陵的基础上分立若干县,其中江安的治所设在公安,隶属荆州南平郡,南北朝宋、齐、梁等历代因之(55),最后在陈代改为公安。江安的范围今已不太清楚,但是汉孱陵与汉华容的部分地区大概都在其中。由此可见,孱陵与华容至少在公安一带有过古今重合的情况,从这样的关系来看,“公安即旧华容地”的说法亦非毫无根据。不过,袁氏兄弟对公安的历史虽有了解,但是未必了解得十分详细,他们把孱陵或公安与古华容看作一体,恐怕不是根据专门的历史考察,而是另有依据。

实际上,孱陵、公安与华容之关系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人们对此关系的理解又是一回事。说到这种理解,自唐代以来就有一种孱陵说,认为华容源于汉孱陵。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华容县,本汉孱陵县地,吴分置安南县。”(56)《旧唐书》地理志亦持此说(57),以后历代也有同样的说法。在涉及华容历史的问题上,这种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58),同时也影响到人们对孱陵与华容之关系的理解。按照这样的观点,不仅公安属于古孱陵,而且华容也是古孱陵的一部分,于是现在湖北的公安、石首、监利以及湖南的华容、安乡、南县等等都被纳入汉孱陵的范围(59)。显然,这种说法实为一种大孱陵观,以此为前提,可将孱陵与华容看作一体。尽管这种看法未必符合史实,但是源远流长,就连大多数史地学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袁氏兄弟概莫能外,他们虽然对公安的历史有所了解,但是未加深究,其“公安即旧华容地”的说法,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孱陵说。

从孱陵说的背景,可以看出他们把公安和古华容联结起来的思路:孱陵是最早也是最广的平台,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汉代的华容,在这个范围内,孱陵与华容有着古今重合的关系,所以两者一体;公安与古孱陵原本一体,至少是古孱陵的一部分;既然公安与古华容原本都在古孱陵的范围,所以二者原为一体。再换个角度说,对于公安来说,古华容是相对狭窄的近源,古孱陵是相对宽广的远源,其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说公安既是古华容,也是古孱陵。总之,在他们的思考中可以明显看出“公安=孱陵=华容”的理路,其中孱陵是把公安与华容联为一体的关键环节。从今天的观点看来,这样的思考在逻辑上并不严格,同时也缺乏史实的验证,但是从他们的立场来说,这样的理解可谓有根有据(孱陵说),至少在大体上可以说得通。无论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公安既是他们的家乡,也是智顗的家乡;这个家乡,最初叫作孱陵,后来叫作华容,再后来叫作公安;名称虽然有异,其实同为一地。这才是他们真正要说的意思。

第二,举出了新的物证。在他们看来,除了《荆州碑》里提到的茅穗村与油河可以作为智顗出身于公安的证据之外,智顗母亲的墓塔圣母塔以及智顗创建的普光寺、报恩寺等等,也都是有力的证据。不过,关于圣母塔的所在,袁宏道说在茅穗村,袁中道说在牛头里。那么圣母塔、茅穗村、牛头里等等到底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下面也要结合实地调查再作讨论。不管怎样,袁氏兄弟确信它们是和智顗相关的历史遗迹。

总之,在袁氏兄弟看来,智顗的出生地就在公安的茅穗村,关于这个史实,既有历史记载可依,又有实物遗迹可证,因而确定无疑。

(三)方志文献的记载(https://www.daowen.com)

明清两代的《一统志》和地方志文献里也有关于智顗的记载。此类资料通常不易见到,所幸近年来有台湾自由作家、著名风水学者张觉明先生著成《智者大师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书中第二章对此类资料作了相当周密的调查,于本文的研究大有参考价值。笔者最近赴公安调查时得以参阅此书的打印本,在此不妨参照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讨论。

在张先生的《研究》中,一共收集了明清时期十三种方志文献的相关记载,包括明代的六种,清代的七种。因资料难得,故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今按年代先后排列,并加以适当的校正。

1.明天顺五年(1461)《一统志》卷六十二《荆州府·仙释》:

智顗,荆州人。七岁闻诵《法华》,便能记忆。谒大苏山思禅师,得其宗旨。思曰:“汝于陈国有缘。”顗即诣金陵,随处阐化。尝梦登高山,见一僧以手招之曰:“此天台山也。”遂往天台,居北峰螺溪之上。陈宣帝闻之,割始丰县以供其费,储后以下并宗戒范。(60)

2.明嘉靖二年(1523)刊本《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仙释》:

智顗,时七岁,闻诵《法华》,便能记忆。谒大苏山思禅师,得其宗旨。思曰:“汝于陈国有缘。”顗即诣金陵,随处阐化。尝梦登高山,见一僧以手招之,曰:“此天台山也。”遂往天台,居北峰螺溪之上。陈宣帝闻之,割始丰县以供其费,储后以下并宗戒范。(61)

3.明嘉靖十一年(1532)刊本《荆州府志》卷十《方外志·仙释》:

图示

智顗,即智者禅师,华容(今监利)人,姓陈氏。母徐,始娠,梦香烟五色萦绕于怀,诞生之夕,光烛邻里。幼有奇相,肤不受垢。七岁闻果愿寺僧诵《法华经》,即随念之,忽自记忆七卷文。十五誓志出家,恍如梦见临海峰顶有僧招手,接入一伽蓝云:“汝当居此。”十八岁丧亲,遂入果愿寺,谒大苏山慧思禅师,既承印可,遂往金陵阐化,寻隐天台山佛陇峰。峰定光禅师所住也。师见即向梦招引者,见之。夜闻钟声,光谓曰:“此金地,吾居之。北峰银地,汝宜开山。”陈宣帝为建修禅寺,割始丰租充众费。及隋炀帝请受菩萨戒,名号总持。开皇十七年十月,俄至剡东石城寺百尺石像前,谓侍者曰:“观音来迎。”命笔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迄,趺坐而逝。弟子迎归佛陇峰焉。载《传灯录》。(62)4.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刊本《重刊公安县志》卷上《仙释》:

晋智顗禅师,厥族颍川,散骑益阳公之次子也。晋室离乱,迁于荆南。顗生于公安,母氏怀孕时,梦五色香烟绕身,复梦吞白鼠,母氏觉身心如虚空,怪而卜之,曰:“白鼠者,白龙化之也。”父母庆喜,既而生顗。颖悟异常,长而出家,远游辞母,母曰:“汝今远游,甘旨何依?”顗乃指其茅化为穗,指其水化为油。后母丧,葬于大贤里之西,累一塔,名曰“圣母塔”,至今尚存其迹,而茅穗村因此以得名也。(63)

5.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本《荆州志》卷五《人物志·方伎列传》:

隋智者大师,即智顗禅师,荆州华容人,姓陈氏,目有重瞳。在南岳诵《法华经》,至《药王品》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于是获法华三昧,获旋陀罗尼,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陈灭归隋,炀帝执弟子礼,号“智者大师”。游当阳,止覆船山。后游天台、东阳、五泄云。(64)

6.明万历四十年(1612)刊本《华容县志》卷八《志余》:

梁智者大师,讳智顗,字德安,姓陈氏,颍川人也。随晋迁都,因止荆州之华容县。今公安有圣母墓,相沿信谓其乡人。而监利志亦载其始末,未知孰是。(65)

7.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刊本《监利县志》卷九《人物志·仙释》:

智顗,即智者大师,姓陈。母徐氏,始娠,梦香烟五色萦绕于怀,诞生之夕,光烛邻里。幼有奇相,目重瞳,肤不受垢。闻《法华经》,一诵即默记七卷,至《药王品》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于是获法华三昧。一日谓母曰:“儿梦临海峰绝顶有僧招我去。”入果愿寺,谒大苏慧思禅师,寻隐天台之佛陇峰,定光禅师隐处也。顗见定光,即向所梦招己者。夜闻钟声,益多妙悟,光谓曰:“此地吾居之,北峰汝宜开山。”陈宣帝闻之,割始丰租费建禅寺。隋炀帝赐号总持。开皇十七年十月,至剡石城寺百尺石像前,谓侍者曰:“观音来。”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弟子迎归佛陇岩。(66)

8.清雍正十年(1732年)《湖广通志》卷七十四《仙释志·荆州府》:

智者禅师,《指月录》:讳智顗,荆州华容人,姓陈氏。年十八丧二亲,于果愿寺依僧法绪出家。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趺坐而逝。师始受禅教,终乎灭度,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道场一十二所,国清最居其后,及荆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万五千人,写经一十五藏,造金铜塑画像八十万尊,事迹甚广。按《神僧传》:释智顗,字德安,姓陈氏,颍川人。年十八投湘州果愿寺出家,后于当阳县玉泉山立精舍,敕给寺额,名曰“一音”。开皇十七年卒于天台山。所载小异,未知孰是。(67)

9.清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九《荆州府》二《仙释》:

隋智顗,荆州人,俗姓陈。少欲出家云游,母止之曰:“甘旨谁供?”智顗指茅化为稻,指水化为油,遂入天台山。后归当阳玉泉山,建道场。

10.清乾隆年五十九年(1794年)《当阳县志》卷七《人物志·仙释》:

隋智者禅师,《传灯录》:名顗,姓陈氏,公安茅穗里人。七岁入果愿寺,闻僧诵《法华经》,随念之即记忆,宛如宿昔。十年誓志出家,依僧法绪于果愿寺。陈天嘉元年,谒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师一见乃谓曰:“昔灵鹫同听《法华经》,今复来矣。”后辞思,往金陵阐化。七年,谢遣徒众,隐天台山。隋晋王广迎师维扬,执弟子礼。既克金陵,师因西上,止于玉泉山。广奏请立寺。寻还天台。一日忽顾侍者:“观音来迎,不久去。”命笔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迄,趺坐逝。(69)

11.清同治五年(1866年)刊本《当阳县志》卷十三《人物下·仙释》:

隋智者禅师,名顗,本陈氏,荆州公安茅穗里人。父起祖,梁封益阳侯,有二子,次即顗。童时出家,从师南岳,诵《法华经》,独具慧悟。将复远游,母止之曰:“甘旨谁供?”顗指茅化为稻,指水化为油。遂入天台,又居金陵光宅寺。隋开皇初,晋王广既平陈,迎顗西上,止玉泉山,因为表请立寺。居数年,复还天台,示寂于石城。(70)

12.清同治十三年(1874)《公安县志》卷七《人物志·仙释》:

隋智者禅师,《传灯录》:名顗,姓陈氏,公安茅穗里人。七岁入果愿寺,闻僧诵《法华经》,随念之即记忆,宛如宿昔。十年,誓志出家,依僧法绪于果愿寺。陈天嘉元年,谒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师一见乃谓曰:“昔灵鹫同听《法华经》,今复来矣。”后辞思,往金陵阐化。七年,谢遣徒众,隐居天台山。隋晋王广迎师维扬,执弟子礼。既克金陵,师因西上,止于玉泉山。广奏请立寺。寻还天台。一日忽顾侍者曰:“观音来迎,不久去。”命笔作《观心偈》《诸法门纲要》迄,趺坐而逝。(《指月录》)(71)

13.清光绪六年(1880)刊本《荆州府志》卷六十一《人物志·方外》:

隋智者禅师,《传灯录》:名顗,姓陈氏,公安茅穗里人。七岁入果愿寺,闻僧诵《法华经》,随念之即记忆,宛如宿昔。十年,誓志出家,依僧法绪于果愿寺。陈天嘉元年,谒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师一见乃谓曰:“昔灵鹫同听《法华经》,今复来矣。”后辞思,往金陵阐化。七年,谢遣徒众,隐天台山。隋晋王广迎师维扬,执弟子礼。既克金陵,师因西上,止于玉泉山。广奏请立寺。寻还天台。一日忽顾侍者曰:“观音来迎,不久去。”命笔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迄,趺坐而逝。(《指月录》)(72)

以上资料中,关于智顗出生地的记载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荆州人或荆州华容人,如明天顺《一统志》、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明嘉靖《荆州府志》、明万历《荆州志》、清雍正《湖广通志》、清乾隆《大清一统志》等,或说智顗为荆州人、荆州华容人,或将其作为荆州历史人物,这样的判断都是沿袭以往智顗传记资料的提法,而未说明智顗的出生地是在明清时期荆州府下的哪个县;二是监利人,明嘉靖《荆州府志》沿袭以往的智顗传记而说他是华容人,同时又把华容解释为监利,这个解释显然是根据监利为古华容之地而提出的;清康熙《监利县志》把智顗作为监利历史上的仙释人物,而其关于智顗生平经历的记述,与明嘉靖《荆州府志》同样,是源于《景德传灯录》或《指月录》里的智顗传记;三是华容人,明万历《华容县志》把智顗作为湖南华容的历史人物,但是在具体记述中,一方面采用以往智顗传记的“荆州之华容县”旧说,一方面又指出公安县有“圣母墓”(即圣母塔)。《监利县志》也有智顗经历的记载,诸说并举之后,得出“未知孰是”的结论;四是公安人或公安茅穗里人,此说主要见于明清时期公安和当阳两县的县志,如明嘉靖《重刊公安县志》、清乾隆《当阳县志》、清同治《当阳县志》、清同治《公安县志》、清光绪《荆州府志》等,之所以如此,因为公安人出于乡土情怀,自然容易对历史上的公安说多加留意,而当阳是智者大师曾经修道传法的所在,他所创建的玉泉寺就在这里,而且成为佛教圣地,于是在当阳也比较清楚地保留了公安说的记忆。尽管明清时期有这些不同的说法,然而从上面的资料排列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安说在荆州一带的地方志中逐渐成为主流。

图示

这些资料中关于智顗生平的记载,主要是源于《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或《指月录》卷二的智顗传记,除此之外,在明嘉靖《重刊公安县志》、明万历《华容县志》、清乾隆《大清一统志》、清乾隆《当阳县志》、清同治《当阳县志》、清同治《公安县志》、清光绪《荆州府志》等志书里,或明言智顗生于公安,或说智顗为公安茅穗里人,有的还记述了智顗指茅为穗(或稻)、指水为油的故事,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公安说的成分。

此外,在清光绪《荆州府志》卷六十一里,智顗的父亲陈起祖和哥哥陈鍼也被作为公安人物记载下来:

陈启祖,梁散骑常侍,封益阳公,智者禅师之父也。(73)

陈鍼,智者之兄,仕梁为晋安王中兵参军。年四十,遇仙人张果,谓之曰:“吾观汝相,阳数已尽,当死在期月。”鍼以白大师,师令行方等忏法,授以《童蒙止观》。咨受修习,夙夜不怠。未及一载,复见果,果大惊异曰:“服何药而至此?”鍼曰:“但修忏耳,非药也。”果闻之,以手加额曰:“奇哉道力,易短寿为长龄,而卒能越死超生,诚然乎!”鍼常于禅定中,升天宫,见金殿榜曰:“陈鍼之堂,后十五年当生于此。”越十五载,偏谒亲知言别,端坐而化。(74)

这里没有交代把陈起祖当作公安人物的理由,但从上文袁中道说智顗的父亲“居公安”的情况来看,或许当地很久以来就把他看作公安人,于是光绪《荆州府志》便如是记载。既然智顗的父亲是公安人,那么子从父籍,自然也是公安人。而关于陈鍼的记载,可能源于当地的传说。

这些记载涉及智顗父兄的事情,也是地方志中与公安说相关的资料。

通过上面对公安说的内容以及流传经过的考察,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此说发生时间甚早,而且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公安说的记载始见于北宋,而其一部分内容是根据更早的《荆州碑》;此说出现之后,直到清末还有流传,又远播东瀛日本,不仅为智顗的传记资料所沿用,而且影响到公安及荆州一带乡土史的认知和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公安说的发生和流传与公安或荆州一带的特定地域有密切关系。《荆州碑》很可能原本存在于荆州一带;在昙照记述《荆州碑》的传说时,又有当时人在公安当地的耳闻目见以为证明;袁氏兄弟以他们对公安本地的了解又增添了新的证据;明清时期荆州一带的地方志里也有关于公安说的记载。此说出现在荆州一带,应有当地特殊的依据。根据灌顶的《别传》,智顗的父亲曾在荆州生活,智顗青少年时代也在这里。无论智顗的家乡在不在公安,这一带都与他早年的经历关系甚深。假如完全没有史实根据,很难想象公安说偏偏发生在这里。第三,此说的证据比较充足。作为公安说的证明资料,既有通常的史地文献,也有古来沿袭已久的孱陵说,又有方志文献以及碑文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当地的传说、遗迹实物等等,而且这些遗迹在宋明时期还有人可以确认指证。

公安说超出了今日监利与华容的范围,那么公安是否与灌顶所说的“荆州之华容县”有关呢?事实上,公安与灌顶所说的华容一样,所属关系也在荆州。具体地说,公安在汉代为孱陵,孱陵属武陵郡,此郡属荆州;公安一带在两晋及南北朝大部分时期名为江安,江安属南平郡,南平亦属荆州;南朝陈代改江安为公安,公安为荆州治所;隋代公安属南郡,南郡也在古代大荆州概念的范畴之内;唐代公安属荆州江陵府。总之,不管公安的地名和建置如何变化,基本上一直是荆州属下的一个县,其名称虽不叫“华容”,但是比华容隶属荆州的时间更久,符合灌顶对华容的隶属关系所作的规定,因此与“荆州之华容县”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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