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小释迦 思想传天下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夏初之时,晋王杨广就遣使入天台参拜智者,期望智者夏安居竟即奉迎再入江都,并施物件。由于晋王入朝未还,故直到秋末冬初,晋王还藩之后,才派人奉迎智者。九月二十二日,晋王所派的幕僚高孝信从江都出发,十月十七日到达天台,“卜留一宿,邃比荧光”,催促智者大师早早赶路。智者大师次日不顾老病之躯,便随使下山。十一月,行至新昌石城寺(今新昌大佛寺),智者病情加重,“气疾兼笃,不能复前”。晋王接到消息,曾遣医李膺前往参病,并希望大师“小得康损,愿徐进路”。但智者已经做好要舍投往生的准备了,他对侍者说:“大王召唤我来,我不负言而来。我知命当终此,故不必再前进了。石城是天台西门,大佛(指弥勒石佛)是未来之佛。这里环境很好,我当最后用心修持。衣钵道具,分为两份:一份供奉弥勒,一份供羯磨用(作业师)。”说完,右肋西向而卧,只念弥陀、般若、观音。
侍者奉请服药。智者说:“药能除病,留残年吗?我病不与身相合,药何能除?残年不与心相合,药何能留?智晞你过去听说过哪些经?《观心论》中所讲的是些什么?别让医药之事扰累你了!”侍者又请吃斋饭。智者说:“非但步影能作为斋,内无能观之心,外无所观之像,心缘一致,这才是真斋。我活着,多所劳作,死了才是休养生息的乐事。世间的情况就是如此,不值得多叹息。”
喘过气来,智者继续口授临终发愿遗疏:一是嘱咐后人要修立佛像。当时石城寺十丈大佛金身斑驳。吴县维卫迎叶二像、鄂县阿育王塔寺阿育王像、共刻县十丈弥勒石像三处,佛像“颓毁剥坏”,修治佛像功德意义在于“先为兴显三世佛法,次为拥护大隋国土,下为法界一切众生”。二是智者大师在佛前所发之愿。“自己应缘出山,气疾增动,形命色身若能使众生利益,愿病愈除痉。如命虽未尽,而魔障增多,损害众生善根,发誓“岂须停世,愿早灰灭”。此疏写好后,智者托付弟子灌顶和普明,连同写给杨广的遗书,与《观心论》《净名疏》一起,交给杨广,有希望杨广能承担修治佛像之意。
接着,智者大师口授写给解拔国的遗书,首先略述了天台放生池的由来,然后,从世间法和佛法两个角度对地方官解拔国进行护生放生的劝诫,希望解拔国能护持放生事业令善始善终。告诉解拔国有德必酬,无善不报。体现了智者大师舍己为他、济物救生的真切之情。书末嘱托弟子普明将遗书交给解拔国。
智者让弟子取出他的三衣一钵,洒扫清净,令弟子同念唱《法华经》和《无量寿经》,作为最后闻思。当唱经时,吴州侍官张达等五人陪伴,只见大佛增大一倍,石像光明满山,直照房内。诸僧或得瑞梦,或见奇相,虽居住各处,却同时发生。
唱经毕,智者索香汤漱口,念“十如是”“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无量心”“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然后说:“这是我最后谈玄论道,我当去了!”
弟子智朗请示道:“请您再慈留一下,解释我的疑问。不知您往何处?今后谁可作为我们的宗师?”
智者回答说:“你等懒种善根,问他人的功德,如盲人问乳,拐者问路,告诉你何用?……我已不久于世,若不因领众修习事烦,必登六根清净之位;但今为他人损了自身,只是五品弟子位而已。你问我生往何处?势至,观音都来迎接我去西方净土。问谁可信仰?你没有听说过只有戒这位大师(指戒律)能作为我们的依止。我与你们因法相遇,以法为亲,传习佛灯,都是佛的眷属。若不能遵守戒律,传习法灯,就不是我的弟子了!”
最后,命侍者净扫室内,香汤沐浴,结跏趺坐,唱三宝名,就像进入更深禅定,满屋异香,顶温身直,颜色如常而去。
时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597年1月7日),春秋六十,僧腊四十。
智者圆寂的消息传出后,万民悲痛,“道俗奔赴,烧香散华,号绕泣拜过十日”。
智者圆寂后,留下打坐真身,端坐如旧,世人目为神奇。弟子遵嘱将其遗体运回天台山佛陇峰。
如今,在智者大师的修行之地,佛陇峰真觉寺院内,天台人供奉了一座石刻宝塔——智者大师肉身塔。塔高七米,全身洁白,雕刻典雅精致,第一层正面龛中端坐着智者大师像,神态逼真。宝塔每层都刻出栏、枋、柱、斗拱,全塔的构件上都有精致的浮雕。名垂青史的智者大师,就长眠在天台山的怀抱里,与天台的锦山秀水千古相伴,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智者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十帝。作为天台宗的创立者,智者大师对佛教有四大贡献:
一、智者大师独创讲解佛经的两类格式,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广泛传播。一类是随文解释、注疏,像著名的《法华文句》。另一类就是五重玄义,“五重玄义”的内容是: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智者大师还用七种方法疏释五重玄义,即:标章、引证、生起、开合、料简、观心、会异。他找到了这条能适合当时中国人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讲经体制。这是智者那一代高僧研读佛经达到的深度。
二、智者大师用判教把释迦一代所说之教通过高度归纳,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判别或判定佛所说的各类经典的意义与地位,在南北朝“南三北七”各家判教说的基础上,根据天台宗所尊的《法华经》的观点方法,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判教”在理论上调和了佛教各类经典、学派的分歧和矛盾,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创立了理论上的环境。带动了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百花齐放,促进了南北佛教的统一,引领了隋唐时期的佛教发展,这就是智者那一代高僧继承发展佛学达到的广度。
三、智者大师将创始于印度的佛教的内核拿过来,将中国儒家的心性论、道家的自然论,与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在一起,出现了新的理论境界,形成了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五时八教”等一系列耸立在世界佛法史上的天台哲理的高山。公元10世纪开始,印度佛教急剧衰落,至公元13世纪,佛教在印度濒临灭绝。中国化的佛教又“倒流”再传回它的故乡印度,不但“倒流”,还有“横流”,它又从中国传到日本、韩国、东亚、南亚,再传到欧美。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佛学赖中国发扬光大而传承,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就是智者那一代高僧发展创新佛理达到的高度。
四、智者大师确立的天台宗理论体系分两大部分:一是“教”,指“五时八教”;二是“观”,即“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学说。但智者从未脱离宗教实践的“止”,来谈论哲学原理的“观”,而是把禅定实践与宗教理论紧密结合,最能指出极端坐禅的愚昧,又最能反映纸上谈兵的空洞。“人有八万四千烦恼,佛有八万四千法门”。智者的杰出贡献就是将慧文、慧思的止观双修思想和实践予以体系化,改“证悟”之路为“解悟”之路,以闻思修而入,依浅定而发深解,多在哲学思辨上下功夫。即以止观并重的学说取代早期以禅定为中心的定慧关系思想。
智者大师的这一贡献,开创了中国佛教的一个新时代。
智者大师在完成大量著述的同时,还“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旃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胜数。”
智者大师在为佛教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还为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一、“一念三千”对天人合一及心学思想的深化和影响。
二、“中道义”在思辨层面对中庸的进一步提升。
三、“止观双运”(定慧双修)对“知行合一”的丰富和拓展。
四、“性具善恶”对传统哲学“人性论”难题的解答。
除上述理论外,智者大师的判教理论对“统一哲学”的启示,智者大师关于“经典判释”的方法中孕育的解释学思想,智者大师热爱生命、努力开创放生事业对生态哲学的启迪,智者大师终生奉行的不冲突、不对抗,包融、融通的伟大圆融思想,更是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厚积于河南大苏山,薄发于湖北荆州,扬显于江苏金陵,大成于浙江天台山的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弘传史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宗派第一宗。(https://www.daowen.com)
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以其“宗依《法华》,判释五时八教;行在止观,总持百界千如”的教观体系,引导中国佛教走向精湛成熟,被史家誉称“东土小释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哲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宗师。著名佛教史家、南宋高僧志磐法师把智者列为东方佛祖载入史册。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为国清寺中日天台宗祖师碑亭内竖立的“天台智者大师赞仰颂碑”撰写的碑文起句就写道:“陈隋之间,高僧辈出,后世所崇仰者曰天台智者与嘉祥吉藏,二者皆开立新宗,泽流后世,而天台智者大师,影响尤为深远。”寥寥数语,刻画出智者大师在佛教发展史中的崇高地位。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池田大作教授在他所著的《我的天台观》一书中,站在国外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角度来审视和评判智者大师和天台宗,现将主要论述阐明如下:
一是对智者和天台宗高度赞誉。“天台智者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巨人。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天台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巨峰”“天台立足于中国古来诸多思想的交汇处,使中国佛教形成了一个能动的体系”“智者将创始于印度的佛教从理论上集大成,牢固地奠定了东方哲学的基础”“天台学恐怕是中国最高深、最有系统性的哲学之一”“中国的代表性的头脑如果要从佛教徒中挑选的话,那就恐怕非天台大师智者莫属。”
二是对智者及其天台思想与释尊及其浩邃庞大的佛教经典体系作了恰当而准确的对比,突出天台哲学发展和丰富了佛教理论。“从佛教的流脉来说,释尊阐示佛教的根本原理,而天台使佛教作为一个哲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完成”“天台的佛法是继承了佛教的正统,耸立于释迦以来印度和中国佛教史上的最高哲学”“在佛教史的长河中,如果认为释迦是首先提出佛教根本原理的圣人,那么可以说,天台是把这种佛法根本原理形成了一种哲学体系、理论体系的哲人。我认为佛法作为一种理论,在天台身上已达到顶峰。”因而,智者被人们称为是“中国的释迦牟尼”和“东土小释迦”,就是理所当然了。
三是阐明天台宗理论是中国后世诸宗产生的土壤和基础。天台宗不仅在创宗的时间上堪为中国化佛教第一宗,更加重要的是其理论影响了后世诸宗,从根本上说,它们中任何一宗都没有超过天台哲学,甚至可以认为都是受到天台教理的影响,由此而派生发展的。“天台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在近三千年的佛法史上始终保持着最高水平。”
四是强调天台思想不仅对佛教界,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在对儒学的影响方面,突出表现对宋代形成的宋学的影响,并指出,道教所谓的洞真、洞玄、洞神三洞的经藏,就是模仿佛教的经、律、论的三藏。
五是阐明天台思想是日本佛教和日本文化之母。池田教授指出:“在思考日本的佛教时,要注意其渊源正是天台思想。没有天台则无从谈起,没有天台的法华三大部,佛法在日本的发展就会失去光明,处于暗夜之中。”天台思想对日本文学艺术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是诞生众多的日本佛教和日本文化之母。”1975年10月15日,日本延历寺第253代座主山田惠谛长老率团朝拜国清寺时,也曾深情地说:“没有天台宗开山祖智者大师,就没有日本的天台宗,也就没有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兴起。”
六是指出现当今时代学习和研究天台思想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文化、教育、和平的佛法运动扩展到全世界,其隆盛不能不令人深感天台思想之正确。”当今世纪,哲学大放光辉,“它会给现在正面临崩溃的西欧近代文明体系带来新的觉醒”“给未来找到光明”。面对1400多年前产生的天台思想,池田教授动情地感叹:“一种伟大的哲理会超越时代、国界而传播和渗透,并由此而创造出推动时代的新的思想和文化——成为必然会从生命的深处震撼人的,指导现实人生的指针。”无疑,天台思想就是这样的真理和指针,也是天台宗在日、韩、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至今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天台宗最早流传到日本是在隋末唐初。最早将大批天台宗经典带到日本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688—763年),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十四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青年时代游学长安、洛阳一带,研究天台宗教理与律宗。后回扬州任大明寺住持,受日本入唐僧人荣睿、普照之请,赴日本弘法。自天宝二年(743年)起,前后五次东渡,历尽艰险,均未成功。但仍不气馁,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与僧徒24人,乘船到达日本。翌年,居皇家首刹东大寺,被委任为大僧都,主持全国佛徒戒传律事宜。鉴真单在天台宗方面就带去了天台三大部、天台五小部和智者的一批重要著述。其随从弟子如法进、如宝、思托等,也都是天台宗的著名学者。由于鉴真及其弟子大力弘扬天台教义,使得天台宗在日本广泛流传开来。
日本的最澄大师(767—822年)是天台宗最忠实的信徒之一。781年,在日本京都比睿山草庵修行,研习鉴真带去的天台教典,大受教益。他决心入唐进一步深入钻研天台学说。804年,最澄带弟子义真乘日本遣唐史船入唐,当年九月到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大师受学,延请几十名经生帮助抄经,共抄得128部345卷天台经典回日本比睿山。把比睿山作为日本佛教的根本道场,从比睿山推广和发展了日本独特的佛教。天台也许可以称为日本佛教之母。最澄为护法护宗耗尽心力,822年6月4日,圆寂于比睿山。嵯峨天皇悲痛欲绝,作《哭最澄上人》诗,并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大乘戒坛,改比睿山寺为延历寺。866年,清和天皇追赐最澄“传教大师”谥号。
最澄圆寂后,其弟子圆仁、圆载、圆珍、慧锷等相继入唐求法,为日本天台宗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847年,圆仁(749—864年)请回天台宗等有关教典共七百余卷,被敕封为延历寺座主,先后为文德、仁和两天皇授菩萨戒,并大弘具有日本特色的天台宗,成为山门派创始人。圆珍(815—891年)在华研习五年后,请回智者大师所说教文兹碑铭等,兼别家章疏,总计341本,772卷。回日本后,敕住持比睿山山王院,屡次应召入宫说法,并创立唐院,收藏从中国请来的经典,后任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著作很多。
到了宋代,日本佛教界对天台宗的研习,更加深入。整个宋代,日本入宋求法高僧主要有奝然、寂昭、绍良、成寻等。
元明清时期,日本国内的天台宗仍在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元代,正是日本的镰仓时代,日本天台宗非常兴盛。其中日莲(1222—1282年)出身天台宗,他创立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的日莲宗,影响很大。日莲著作很多,在文前署名为“天台沙门日莲”,大力呼吁听众要正信天台,排除外道。
德川时期,日本天台宗僧天海(1536—1643年)应德川家康之召到骏河,入京都从事复兴天台宗的工作,重建无量寿寺,称“东睿山喜多院”,成为日本天台宗在关东的中心。德川家康去世,天海葬家康于日光山。天海死后,其弟子法亲王任天台宗座主,将比睿山、日光山、东睿山作为天台宗的三大本山。
1950年后,日本经济复苏,日莲宗系、天台宗系等佛教团体发展迅速,并产生了许多新兴教派。如创始于1930年的“创价教育学会”,后来改名为创价学会,是日莲宗的派别之一,1955年会员近70万,1956年有三名会员人参议院。创价学会主张不断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睦邻关系。从1974年至1992年,学会主要领导池田大作等八次率团访问中国。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延历寺与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的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1975年10月,日本佛教协会副会长、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率团来国清寺朝拜祖庭。1978年4月,天台山国清寺方丈唯觉率团去日本回访。1980年4月,日本以中里德海为团长的天台宗参拜访问团来国清寺参拜,并护送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1982年10月18日,山田惠谛率146人,在国清寺建立祖师碑,并举行揭幕仪式和报恩法会,充分表达了对智者大师的感恩戴德之情。1984年,日莲宗访华团,在国清寺大雄宝殿西侧建立“南无妙法莲华经幢”。1986年9月,日莲宗52人访华团到国清寺举行经幢揭幕法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书“知恩报恩”四字铜匾,镶于幢前。1988年,日本天台宗信众发起在天台山智者塔院前建造“般若心经塔”,中藏日本百万信众书写的《妙法莲华经》。1992年,日本天台宗又在国清寺祥云峰下建造日本智证大师(圆珍)入天台山求法纪念塔。1993年5月,应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邀请,全日本佛教协会会长、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率249人友好团再次参拜国清寺,是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交往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

天台宗传至韩国要比日本早得多。南朝梁陈时,新罗在中国的留学僧很多。其中玄光禅师曾向南岳慧思学习法华法门。同智者大师一起名列慧思门下二十八大弟子之一。玄光禅师归国,于熊州翁山结茅为居,集众说法。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高丽僧波若(562—613年)至天台山佛陇,从智者大师学习教观。至天台山华顶峰宴坐修持十六年,未尝下山,后圆寂于国清寺。
唐代新罗僧来中国求学的更多,很多人专修天台宗。如开元年间著名新罗三禅师法融、理应、纯英入天台,从玄朗大师学天台教观,勤学苦修,融通教旨,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回国弘法。由于入唐求法僧人络绎不绝,故他们从中国请回的经典也多。其中天台教典几乎网罗无遗。因此,有些新罗高僧,尽管没有到过中国,照样可以研习天台宗义理。例如元晓(617—686年),他虽两次赴唐求法未成,却悟出:“三界惟心,万法惟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抛弃入唐想法,转入著述。他留下的著述极多,质量超绝,属于天台宗方面的就有《法华经宗要》等六种13卷。唐代学者尊为《海东疏》。元晓以后,还有高僧道证、玄一、义寂等研习天台宗。
五代至北宋前期,前往中国研习天台教观的高丽僧人中最杰出的有四位大德,即道育、义通、谛观和义天。前三位学成后留居中国。而义天返回高丽。义天(1055—1101年),原名煦,是高丽王子,是文宗第四子,也就是肃宗的弟弟。他十一岁从景德国师在高丽王宫学佛,对从唐代传入的佛教经典深有研究。景德圆寂后,他继承法门,登座说法,在高丽佛学界有广泛影响。为了扩大视野,决心赴中国求法,但父王不许。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他把信留给国王和母后之后,带着弟子,身穿微服,在夜里乘商船入宋。受到宋徽宗亲自接见,并派使臣全程陪同,他主要活动在河南、江苏,重点是浙江。入天台山,拜智者塔,以弟子礼事慈辩、从谏,受天台教观。访问宋朝著名高僧大德近五十人,内容都是互相交流,当时中国缺失的典籍,一部分是义天从韩国带回的。义天还在智者大师塔下发愿:“他日还乡,尽命弘扬”天台教观。由于国王母后来信频频促归,义天在宋逗留十四个月后,于宣宗三年六月回到高丽,积极筹建高丽天台宗,并动手修建高丽国清寺。义天从中国带回了章疏三千多卷,回高丽后,一边讲天台教观,一边刊行经书,编制目录,总共收入章疏一千零十部4740卷,称为高丽续藏。在义天的努力下,高丽肃宗二年(1097年)二月,高丽国清寺落成。义天任第一任住持,讲天台教观,受学者达一千余人,开创了高丽天台宗。讲经之余,义天勤奋著述,有《新集圆宗文类》等四种。肃宗六年(1101年)义天入寂,终年47岁,谥号义天大觉国师。传法弟子中大德辈出,主要有教雄、德麟、翼宗、景兰、连妙、顺善等。他们继承师志,弘扬宗风,使天台宗在高丽盛传不衰。
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但不久,日本殖民者入侵,吞并了韩国,佛教完全停止。1945年日本投降,韩国获得解放,不久全国一分为二,北方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方是大韩民国。朝鲜佛教界1945年成立了佛教徒联盟,韩国的佛教在战后发展迅速。
20世纪中叶,韩国天台宗大师上月圆觉(1911—1974年)来天台山参拜国清寺,礼智者灵塔,发心在韩国重兴天台宗。回韩国后,在小白山创建救仁寺,规模庞大,有一柱门、天王门、观音殿、仁光堂、光明堂、止观堂、说法殿、香寂堂、钟楼、藏阁等,金碧辉煌,成为韩国佛教天台宗的总本山。数年之内,信徒达数百万人,蔚为一大教团。1966年8月的制宪宗会上,上月圆觉大师被推为第一代宗正。从此,韩国天台宗大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中天台宗僧众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1989年9月,韩中佛教文化交流团来中国天台宗圣地参访。1990年7月,韩国中央博物馆馆长尹乃铉带领大学教授一行六人来天台山考察,并进行学术交流。同年10月,韩国天台宗第二代宗正南大忠率团一行18人,来国清寺朝拜祖庭,并赠送供具。1992年4月,韩国天台宗总务院院长田云德、宗议会议长尹德山率韩国天台宗佛教文化交流访华团一行18人参拜祖庭,并提出在天台山八桂峰麓建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以报祖恩。纪念堂于1995年6月建成,建筑庄严典雅,堂内竖天台智者大师彰德碑、高丽义天大觉国师杖履遗墟碑和上月圆觉大师重兴韩国天台宗功德碑。充分表达了韩国天台宗学子对于智者大师创宗演教的景仰之心。
天台宗的伟大哲理,传播和渗透超越国界超越时空。时至今日,天台思想已传遍东亚、南亚、欧美及华人世界,推动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长盛不衰。
选编自龚平、龚德金编著《智者大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