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宗夔与《新世说》
易宗夔（1874～1925），原名鼐，戊戌变法失败后改名宗夔，字蔚儒，一作味腴。湘潭（今湖南省湘潭市）人。县学生员，与朱德裳同为著名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湘报》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伸民权。他认为，中国的祸患在于“君权太重，民权不伸”，所以宜仿英、德君民共主之法，“利之所在，听民自主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第一人。湖广总督张之洞斥之为“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十分悖谬”，被人骂为“杂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选送日本学习法政。归国后，正值清廷下令开办学堂，湘潭改宾兴堂为学务办公所，他与黎承福等任董事，倡办新学，并与胡元倓等创湘潭中学堂，先后在明德学堂、湖南高等学堂、清华高等学堂执教。著有《新世说》及《湖海楼诗文集》[83]。又《民国人物大辞典》所载易宗夔小传云：
易宗夔（1874～？），字蔚儒，湖南湘潭人。早年与谭嗣同等创立南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任《湘学报》史学编辑。1904年赴日本留学，未几返国。1909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法典编纂会纂修。民国成立后，任中国国民党政事部干事。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国会解散（1914）后，携眷回湘，经营实业。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3月，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局长。1924年5月免职。[84]
可知易宗夔实民初政坛之风云人物，惜其晚年之事未闻其详，殊为憾事。《新世说》成书于1918年，易宗夔《自序》云：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一书，托始汉魏，终止东晋，捃摭逸事，宏奖风流。隽旨名言，溢于楮墨。孝标作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意义。高似孙《纬略》极推其典赡，纪晓岚则谓其纠正义庆之纰缪甚为精核，所引诸书纪载特详；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不是过也。故淹雅硕彦、裙屐少年皆喜读而乐道之。后之作者，刘肃仿之为《唐世说》，何良俊广之为《语林》，李绍文继之为《皇明世说》，清初王丹麓则著《今世说》，李邺嗣又著《续世说》，其书咸有可观。然以视临川王之书则有间，良以二刘去晋未远，竹林余韵、王谢遗风，不啻身亲酬酢，掇其语言，而挹其丰釆也。予生也晚，幼承先君子耕莘府君庭训，又从舅氏李少疏先生游，涉猎于艺林，即酷嗜临川王之书，以彼片语只辞，别具炉锤，自甘吻颊，非凡响所能及耳。长游东瀛，归为议士，益广交海内贤豪，习闻掌故，辄笔之于册以备遗忘。因思前清入主中原，亦越二百六十有八年矣，其政俗之嬗变、朝野之得失，轶事遗闻，更仆难数。顾钟虡虽移，简册犹秘，私家著述充栋汗牛，岂无记载详赡可供参考者。欲求一斟酌群言、足谐雅俗之作，戛戛乎难之。迨鼎革以后，当代执政、革命伟人，党派纷拏，互相攻讦，民国记载亦鲜完书。国会散后，留滞燕京，端居多暇，爰不揆梼昧，仿临川王《世说新语》体例，编辑一书，名曰《新世说》，内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上起前清初叶，下迄现今。本春秋三世之义，成野史一家之言。品必取其最高，语必取其最隽，行必取其最奇，重实事而屏虚谭，有臧贬而无恩怨。使阅者流连往躅，雅趣横生。或疑名贤生平多嘉言懿行，讵藉此一言一事以传？不知就此一言一事之微，政如颊上添毫、睛中点墨，但稽已往之陈迹，即可见近日名流逸韵之由来，更可为他日论世知人之一助。至后之人得睹是书，或覆酱瓿，或亦如今人于临川王之书皆喜读而乐道之，则惟付诸茫茫不可知之数而已。民国七年九月湘潭易宗夔蔚儒作于宣南寄庐。[85]
此序几乎可说是一篇《世说》续仿小史，作者学识抱负，尽显于字里行间。虽然被《新语林》作者陈灨一讥为“滥冗”[86]，然平心而论，此书倒是一部非常严谨而有特色的《世说》仿作，其内容基本达到了易宗夔在《自序》中所说：“品必取其最高，语必取其最隽，行必取其最奇，重实事而屏虚谭，有臧贬而无恩怨。”
此书《例言》十五条也非常值得注意，几乎可以说是易宗夔的“世说体编撰学”，今抄录如下：
一、是书条目，悉遵《世说新语》原编。惟原编只分三卷，每卷析为上下，兹依编辑之便，析为八卷。
一、是书就事论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则《德行》之，可入《文学》则《文学》之。并非以一事概其生平，勿疑论列之不当。
一、《世说新语》称谓最多，或以官爵，或以地望，或以名字。是书于名贤或字或号，只载其最著者，虽至数见，俱各从同，以便省览。
一、是书于先贤称某公，时贤称某君，奸佞墨吏则直斥其名。虽无笔削之权，微寓予夺之意。
一、古人著作，如班之于马，多全袭其辞，以后不可胜数。缘事迹未可凭虚以构，非故袭旧文也。卫正叔之言曰，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某著此书，惟恐不出于人。可谓先获我心矣。
一、是书持论，务趋平允。近人所著《清稗汇钞》，称洪、杨为盗寇，列孙、黄于会匪，固失之偏；而《满清稗史》《清宫秘史》之类，则又种族之见太深，诋毁之辞过当。兹编一为廓清之。
一、编辑是书时，所资参考书不下百数十种，纪载之事虽未能一一标明来历，要皆具有本末。其言之繁冗而芜杂者，悉翦裁而修饰之，俾归于简雅。
一、清代名儒分程朱、陆王两派，经学分汉学、宋学两派，古文分桐城派、非桐城派，诗分汉、魏、唐、宋各派。分茅设
，入主出奴。是书则并蓄兼收，藉以觇一朝之风会，绝无门户之见存焉。
一、每人于纪事之下，注载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见不赘书，有官者注某某爵里见前，无官者注已见前。
一、《政事》门间列前贤之武功，然只以对外战争为限。至国内战争全不敢纪，以弭同胞残杀之嫌。
一、是书本小说家言，以供谈助，而《德行》《方正》《雅量》《箴规》等篇，修身伦理，教员可为参考书；《文学》《品藻》《赏誉》等篇，国文教员可为参考书；其全部又可为历史教员之参考书。至《政事》为官僚之圭臬，《言语》为议员之南针，《贤媛》为闺阁之良师，《捷悟》为军人之鸿宝，乃其余事也。
一、王丹麓所著《今世说》，详载清初之事，辞意隽永，妙并临川。是书采录数十则，意在宏畅宗风，非敢掠美。
一、昔人因文网严密，深自韬晦，往往谈鬼说狐，妙托于寓言诡谏之列；或则歌功颂德，自附于奴颜婢膝之俦。兹编于怪诞离奇、幽冥果报之说，及帝后达官无谓之谀词，概不采录。
一、当代名流、高僧、闺秀，寄来事略及诗文，有为时略后者，不及录入是编。拟俟收辑稍多，再编《续新世说》一书，以饷阅者。
一、孝标之注《世说》，旁征博引，几至二百余种。京寓书籍无多，于名人履历多注未详者，尚期海内大雅君子有以教之。(https://www.daowen.com)
通过《例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易宗夔谨遵《世说》体例，门类编排全仿《世说》古本，分八卷，三十六门，毫厘不爽，完全不似明代“世说体”小说如《焦氏类林》《初潭集》等对门类常加损益。体现了易氏对《世说》门类之系统性及高度概括性有着充分认识，大有将《世说》体例视为典范之意。
其二，是仿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何良俊《何氏语林注》，而自为之注。“每人于纪事之下，注载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见不赘书，有官者注某某爵里见前，无官者注已见前。”当然，易氏说“孝标之注《世说》，旁征博引，几至二百余种”，却失之未察，至少叶德辉《世说注引书目》盖未寓目[87]。而其又说“京寓书籍无多，于名人履历多注未详者”，也算实事求是。
其三，易氏著述颇有史法，不仅尊重史料来源，“惟恐不出于人”；于人物称谓，则由繁转约，“俱各从同”，且忠奸贤愚，“微寓予夺之意”，盖春秋笔法之余绪也。
其四，持论平允，兼收并蓄，尽量弭合不同学派、种族、政治营垒之界限，力求呈现客观中正之立场。这大概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学者渐能以科学态度对待著述之风气有关。
其五，注重社会实效，不辞教化之责。指出“是书本小说家言，以供谈助”，但又揭示出不同门类所承担之社会责任及教化功能，此虽为己书张目，亦可视为《世说》“导读”。
其六，尤为难得的是，易宗夔表达了以往“世说体”著作每将“谈鬼说狐”“幽冥果报”阑入书中的弊端，明确《新世说》对“怪力乱神”之事“概不采录”的严正立场，表现了相当坚定的文体自觉和审美态度。
当然，如陈灨一所说的“繁冗”之弊也不是没有。如《文学篇》有云：
乾、嘉之世，经学昌明，殆如日月之中天。自清之初叶，朴学始萌，颜习斋、顾亭林、毛西河、阎百诗诸公，开风气之先，其后钜儒踵接。元和惠氏、武进庄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盛于吴中。婺源江氏、休宁戴氏，继起于宣歙。曲阜孔氏、桐城姚氏、仪征阮氏，莫不远绍微言，兼通大义，遂使遗经坠绪，焕然一新。
（原注：颜公、顾公、毛公、阎公已见前，均为清初经学大家。元和派有惠周惕，所著曰《诗说》；士奇为周惕子，所著为《易说》《礼说》《春秋说》；栋为士奇子，所著为《易例》《周易述》《易汉学》《易大义》《易微言》《周易本义辨证》《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左传补注》《九经古义》。惠氏三世治经，至栋而益盛。吴中汉学实惠氏一家开之。栋之弟子一为江藩，著《周易述补》《尔雅小笺》；一为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皆于汉学一派有功后学者也。武进派有庄存与，所著曰《周官记》《周官说》《周官说补》《春秋正辞》四种。述祖为存与从子，所著曰《尚书校逸》《尚书说》《毛诗考证》《周颂口义》《夏小正考释》《五经小学述》《说文古籀疏证》；刘逢禄为述祖弟子，所著曰《尚书今古文集解》《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论语述何》《发墨守评》《箴膏肓评》《废疾申何》。龚自珍为逢禄弟子，所著曰《婺源三传书》；魏源亦逢禄弟子，所著曰《书古微》《诗古微》。武进又有古文学派，孙星衍卓然名师，所著曰《周易集解》《尚书今古文马郑注》《尚书今古文注疏》《明堂考》《魏三体石经考》《孔子集语》。当时洪亮吉与孙齐名，然亮吉所著《左传诂》，远不如孙之精深。高邮派有王念孙，所著曰《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为念孙子，所著曰《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高邮自创一派，专以形声训诂校勘古书，于是千古沉晦不可解之文词，循其例无不涣然冰释。后有俞樾者私淑之，为《群经平议》，为《诸子平议》，为《古书疑义举例》，而后四部书之讹文脱简，重门洞开。嘉定钱氏大昕，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其说经之文散见《潜研堂文集》中，弟大昭、犹子塘、坫、侗皆深经术。婺源派有江永，所著曰《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例》《仪礼释宫》《增注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礼书纲目》《律吕新义》《律吕阐微》《春秋地理考实》《乡党图考》《群经补义》。戴震为永弟子，所著曰《戴氏遗书》。段玉裁为震弟子，所著曰《经韵楼全书》《说文解字注》。永之学出于朱子，而震乃操入室之戈。曲阜孔广森所著曰《巽轩所著书》，孔广林所著曰《孔丛伯遗书》。桐城派始于方苞，所著曰《望溪全集》。刘大櫆为苞弟子。传古文辞而不传经。姚鼐为大櫆弟子，有《左传补注》《公羊补注》《穀梁补注》《国语补注》《九经说》。桐城方氏说经诸书，源出北宋，再传至鼐，以参合义理考据为宗。仪征派有阮元，所著曰《皇清经解》《诗书古训》《车制图解》《仪礼石经校勘记》《曾子注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后有长沙王先谦著《续编皇清经解》，亦能推衍宗风，网罗散佚云。）
此条正文及注文共一千余字，差不多是一篇清代经学纲目。而《惑溺篇》“陈圆圆”一条正文几百字，注则全引吴梅村《圆圆曲》。博赡有余，而剪裁不足。
与以往“世说体”仿作不同的是，《新世说》一方面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规整和保存，另一方面也不避对现实的观照和评论。再看《文学篇》另外一条：
近有陈仲甫（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傅孟真（斯年）诸君，发刊《新青年》，创为文学革命之议，主张以白话为文章。胡之言曰：“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陈则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为根本上之解决。钱并主张废去汉文，另采用一种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傅则欲铲除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谓“吾国数千年来，所有学术，为阴阳学术；所有文学，为偈咒文学。若非去此误谬，自与西洋文明扞格不入。”观诸君之绪论，类皆以旧文学为死文学，须一律扫除。主张言文一致，于新文学界放一异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渐，未始非吾国文化进步之一转机也。
此条夹叙夹议，关注现实，表现了易氏对正在发生之时事快速反应的能力，而作为文化保守派的一员，易宗夔显然有着比激进派更为理性和审慎的态度。
《新世说》的撰著，使易宗夔成为《世说》续仿史的重要作家而为人瞩目。北大校长蔡元培亲作跋语，给予很高的评价：
右《新世说》八卷，吾友易君蔚儒所作也。昔汉魏之际，渐尚清谈，逮晋宋而极盛。临川王义庆乃仿刘子政《世说》之例，而作《新书》，务以标领新异已耳。得博闻强记之孝标为之作注，而其书始有裨于掌故焉。有清之初，王丹麓承明代诗社之余习，作《今世说》，颇多隽语，而读者颇以称许溢量、标榜声气为言。易君后王氏二百年而有是作，自采录王书数十则外，皆以见闻所及，精择而雅言之，几乎无一字无来历。昔人评《唐语林》曰：“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吾于是书亦云。七年（1918）九月十二日蔡元培跋。
蔡元培将《新世说》与王晫的《今世说》相比，又称其“皆以见闻所及，精择而雅言之，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甚至与《唐语林》同样“多与正史相发明”，皆理中之谈，洵非溢美。后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也在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说：“至于《世说》一书，仿者尤众，……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88]后来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再次提到《新世说》：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89]
鲁迅对《新世说》的嘲讽，当与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时《新世说》的出现显得不合时宜有关。《新世说》为当时方兴未艾的白话文运动和即将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表达了与“革命派”不尽相同的观点。“从《新世说》的文字看来，我们虽不能说易宗夔是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但至少应是一位对古典文学温情脉脉的儒雅之士。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迷恋，使这部诞生于一个‘咸与维新’时代的书，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怀旧气息。这也正是当时大量出现的一批文言笔记著作的共同特征。”[90]要研究“旧文学”在“新文学”冲击下如何自处和应对的实况，《新世说》显然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