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平议
当代的“世说学”研究，就校勘笺注而论，王利器的《世说新语校勘记》可谓导夫先路，此文长达80页，作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影宋本《世说新语》的附录而流布（1956年），沾溉学林，影响甚大。其后，才有杨勇和徐震堮二氏的《世说新语校笺》。后者虽不似前者曾引起一定程度的轰动，却也受到学界和读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徐震堮（1901～1986），字声越，浙江省嘉善县魏塘镇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和翻译家。先后就读于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史部。曾从王瀣、吴梅习诗、词、曲之学，又通晓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六国文字。22岁大学毕业后，曾为中学教师十余年，兼事翻译及世界语诗歌创作。1939年入浙江大学执教。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遂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又任《辞海》编委。1982年任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著有《唐诗宋词选》《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三家注李长吉歌诗》《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敦煌变文集校记再补》《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诗文选》等。
1984年，徐氏《世说新语校笺》由中华书局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很快便与1983年出版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齐名学界，迄今已再版多次，读者甚夥。而推究起来，徐氏《校笺》的问世，又与余氏《笺疏》有着某种微妙而难解的渊源。尽管徐氏在写于1978年的《前言》中，说到对此书颇有帮助的几位学者时，并未提及余嘉锡，但负责整理余氏《笺疏》的周祖谟，则在写于1980年12月的初版《前言》中做了如下补充：
这部书（按：指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原稿既然分写在三部书中，要条分缕析，整理成书是极为困难的。首先要综合各本，移录成编，然后依照原书每条正文与注文的先后序列《笺疏》，使与原文相对应。因此移录废时。幸得友人相助，始录成清稿二十六册。于五十年代中曾远寄沪滨，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请徐震堮先生覆检所抄有无错误，以便定稿付印。然稽留三载，未能检校，但别纸加己案若干条于笺疏之后，而与原来邀请覆查之旨不符。因索回与妻余淑宜和长子士琦就清稿检核，并加标点。对于徐氏案语，一律不用，以免掠美之嫌。[64]
据此可知，早在1950年代中期，或即余嘉锡逝世的1955年之后，《世说新语笺疏》的二十六册清稿，便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转给徐震堮覆检，以便定稿付印。而徐氏“稽留三载，未能检校，但别纸加己案若干条于笺疏之后”，周祖谟认为，这与“原来邀请覆查之旨不符”，故余氏《笺疏》出版时，“对于徐氏案语，一律不用，以免掠美之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周氏所谓“掠美”云云，显然心存芥蒂，话里有话。要知道周氏写此文时，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再看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前言》中对成书原委的介绍：
此校笺稿乃是二十余年前的札记，当时读这部书，颇多不易通晓之处，曾取《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互相参校，遇有异同，就写在书眉上，见闻寡陋，挂一漏万，实在不敢自信。偶然被友人见了，以为可存，怂恿整理出版，因又稍加补充，但不能通晓之处还很多，只好付诸阙疑，不敢妄为之说，补遗证谬，有待于高明。[65]
今按：此序写于1978年11月，此前“二十余年前”，正是1950年代中期，或即其收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并“稽留三载”之时。在此期间，徐氏发表了《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刊于《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第3期。这篇以文字训诂为主的文章，应该是徐氏研究《世说》的第一篇论文。而22年后，徐氏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一文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1979）。综合上述信息，或可做一大胆猜想：或许，徐氏正是受到余氏《笺疏》之启发，产生了对《世说》的研究兴趣，并在自己较为擅长的语言文字学领域勤加耕耘，先是“取《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互相参校，遇有异同，就写在书眉上”，积少成多，做成札记，嗣后又整理成文先后发表（即上述两篇论文），后经友人“怂恿整理出版”，这才有了这部《世说新语校笺》。而此书正式出版距离此序撰写之时，又是五六年之后了。
徐氏《校笺》出版后，学界反响不错，此书很快成为研治《世说》的重要参考书。其特色及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校勘严谨，忠实原著。是书无《凡例》，作者仅在《前言》中交代其所用版本：“本书用涵芬楼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作为底本，校以唐写本（附影宋本后）、影印金泽文库所藏宋本（简称影宋本）、沈宝砚据传是楼藏宋椠本所作校语（简称沈校本）、明凌瀛初刻批点本（简称凌刻本）及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简称王刻本）。凡此诸本异文甚多，各种史书及类书所引也时有出入，只取其可以是正底本的，其明显错误或和文义无甚关系的皆不录。”在具体校勘中，作者还广引《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晋书》及唐宋类书，作为他校资料，同时，今人沈剑知《世说新语校笺》（1944）及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二著亦为作者所取资。总的来说，作者的态度是诚实严谨的，做到了“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徐氏校勘，重在参校异同，一般不径改原文。如《德行》第3条刘注引《泰别传》，有“譬诸汎滥”一语，徐氏校曰：“汎滥在此处无义，《后汉书·黄宪传》作‘氿滥’，是也。”并未径改原注。当然也有改订的情况。如同篇第20“王安丰遭艰”条，刘注引《曲礼》“居丧之礼，毁瘠不形”，徐笺：“‘瘠’原误作‘濬’，据影宋本及沈校本改。”又如《德行》第2条关于周子居何许人，徐注先引《赏誉》第1条注引《汝南先贤传》：“周乘字子居。”又引《后汉书·黄宪传》：“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然后案曰：“举字宣光，见《后汉书·左雄传》，与此不同，未知孰是。”似此皆可见其审慎。正如唐翼明所说：“此书之笺注详略适中，不臆测、不武断、不擅改，虽尚有未尽善之处，但在目前的几本《世说新语》的校笺书中，是较为好用、适用的书。”[66]
其二，笺注详审，时见胜义。如《言语》第31“过江诸人”条，“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句，《晋书·王导传》《通鉴》八十七卷皆作“举目有江河之异”。胡三省注云：“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孙志祖以为胡注“解江河二字最明析”，认为《世说》改“江河”作“山河”，殊无义。《晋书·王导传》作“江山”，亦非是。（《读书脞录》卷七）徐氏则注云：“窃谓‘江河’语虽确切，而意尽于辞，情味反浅，作‘山河’语势阔远，情味尤渊永，所谓‘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正不必以彼易此也。”[67]又如《方正》第31“王大将军当下”条“狼抗”一词，徐注先引《通鉴》九二《晋纪》胡三省注：“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贪而敢抗人，故以为喻。”复加按语以驳之曰：
按胡注望文生训，殊不足信。翟灏《通俗编》：“今以狼抗为难容之貌，而出处乃是言性（《晋书·周
传》《世说》）。《玉篇》有云：‘躴躿，身长貌，读若郎康。’或今语别本于彼，亦未可知。”按此说近之。狼抗一词本有声无字，《晋书》《世说》作“狼抗”，《玉篇》作“躴躿”，后世如《今古奇观·倒运汉巧遇洞庭红》之“若不是海船大，也著不得这样狼抗东西”。《西游记》孙悟空每斥猪八戒为“囊糠货”，皆同此一词也。躴躿，训身长貌，是其本义，故字从身。从而凡物之长大者，皆可谓之躴躿，《今古奇观》之例是也，物大则难容，故《通俗编》以难容之貌训之。又大则转动不易，不灵便，《西游记》之“囊糠货”，犹言笨货也。以之言性，则此处狼抗，乃狂妄自大之意，即从初义引申而得。而《识鉴》一四周嵩自言“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则从第二义引申出来，言性不圆融，不善处世，动辄得罪于人。《晋纪》称其“狡直果侠”，狼抗与狡直义近，本篇二十七面斥刁协一事即其证。[68]
此一段训释旁征博引，明畅不凡，尤见功力。类似的例子不少，兹不赘举。此外，作者还比较重视采用古今评点以疏通文义，对刘辰翁、刘应登、王世懋等人的评语多有引用，近人严复的数条评语也采撷入书，为校笺增色不少。
其三，词语简释，有功后学。书后所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共对142个词语加以考释疏证，应该是徐氏最初发表的论文的进一步扩容。其所解释的词语如下（据书中《词语简释检字表》，为保留原貌，特用繁体字出之）：
二畫：人身、乃可；
三畫：下、大家、上，下、小郎、小溪、小人；
四畫：方幅、不辦、不必、不翅、不足、中朝、中外、手、仍；
五畫：平乘、未展、正、正當、正複、可憐、可恨、可念、目、兄伯、由來、白事、民；
六畫：西朝、有意、有情、此家、伊、行散、行來、名勝、多、向、劣；
七畫：沐浴、沒、却略、却後、劫、門公、門生、何有、何足、何等、何物、作計、作緣、身、忌；
八畫：定、官、於此、性理、東、杭、直、牀、帖騎、物、物情、併當、周旋、居然、函道、阿翁、阿堵、阿奴；
九畫：咨、咨事、咨嗟、衿契、郎、為是、故、胡牀、看、信、狡獪、風塵、矜假；
十畫：送故、料理、料事、消息、家君、記功、捉、問、卿；(https://www.daowen.com)
十一畫：清閒、設、情、理、教、莊嚴、唱、異同、異同得失、將無、偏、悠悠、脫、通、陵遲；
十二畫：尊、減、湯餅、詆突、惡、著、塢壁、壻、筆、無容、無為、稍嚴、勝達；
十三畫：義故、道人、遂、新婦、意氣、極、會、群從、經；
十四畫：爾、臺、酷、綱紀；
十六畫：録；
十七畫：豁；
二十畫：馨、覺；
现举一例以见其义例：
门生 投靠世族之门客，其地位高于一般仆隶，亦可以入仕。《颜氏家训·风操》：“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静，与主无别也。”《雅量》十九：“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壻。”《赏誉》一〇二：“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奚用之。”《宋书·陶潜传》：“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宋书·谢灵运传》：“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南史·徐湛之传》：“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姿质端美，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惟《文学》四：“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此处“门生”乃“门人”之同义词。[69]
这篇附录共占全书55页篇幅，成为徐氏《校笺》的一大亮点，也促进了后来学界对《世说》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及辞典的编撰。正如杨勇所说：“该书为徐氏平生读书札记之作，累积成文，晋宋人常语及习见义，甚见功力，所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亦最有用。”[70]毋宁说，对《世说》所见六朝习语词汇的精详解释，乃徐氏对“世说学”的最大贡献。
不过，若要实事求是地讨论徐氏《校笺》的成就与缺失，还须站在整个“世说学”的研究史上，对全书做一番审慎的考察才行。不可否认，徐氏《校笺》诚然有功于《世说》之流布，有禆读者之阅读，但若稍带“挑剔”的眼光审视一番，就会发现此书问题不少，在“世说学”史上的位置亦颇为“尴尬”。
首先，徐氏之思想旨趣与魏晋士风扞格难通。《世说》乃一部反映汉末魏晋之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人文士风的大书，横跨文史哲，兼综儒释道，欲对其做深入研究，虽不必对彼一时代充满“温情与敬意”，至少亦当抱持一种“了解之同情”；对魏晋名士之种种表现，虽不必定以为触处皆佳，亦不可先入为主，必以为一无是处。或许，《礼记·大学》所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才是最好的态度。准此，则徐氏对魏晋历史及人物的道德批判，就显得方枘圆凿，甚至隔靴搔痒了。在该书《前言》中，徐氏说：
从汉末到晋末，是士族阶层从开始形成，逐渐发展，一直到充分暴露其腐朽本质的时期。……士族阶层是依附于实权派军阀势力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代表，和军阀势力一样，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当东汉末年，在受到宦官外戚腐朽统治的迫害而起来反抗时，这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也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伸张了一些正义，因而获得了群众的尊重与同情。但在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他们是军阀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完全和群众脱离，走向了反面，充分暴露出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而他们所标榜的一切，实际上仅是一种假象而已。
且不说徐氏所使用的语汇，如“地主”“群众”“剥削”“本质”等，尚未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仅其将“士族阶层”做一种静止不变的“阶级”划分，以为汉末清议名士与魏晋清谈名士，都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他们忽而“伸张了一些正义”，忽而“完全和群众脱离，走向了反面”，这样的判断，就已偏离了“文化研究”的视角，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实，当作政治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样本了。徐氏接着说：
因为这个阶层虽然高踞在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事实上只是小小的一群，高高地生活于群众之上，其本身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当时的斗争是如此残酷，别说人民所经受的痛苦，从王族到一般贵族豪绅，也都像幕燕釜鱼，朝不保暮，一直处于覆亡前夕的那种彷徨痛苦的境界，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填补生活上的空虚，缓和精神上的痛苦。魏正始中，王弼、何晏高谈老庄，蔚成风气，继之，佛教的思想也乘虚而入，西方的佛教僧侣接踵而来，佛经大量翻译成中文，这两种思想，在士大夫中间流行开来，风靡一世，和汉末以来人伦月旦之风合在一起，大家谈空说有，相互标榜来自我陶醉，清谈之风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实际上不过是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是一个面临着死亡的阶层，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
同样是对魏晋士风的批判，余嘉锡站在正统儒家士大夫的立场，从“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角度切入，而徐氏则站在“人民性”的立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切入，两者相较，其文化上的贴合度大不相同。故而，我们读余氏《笺疏》，油然而生黍离麦秀之痛，读徐氏这篇《前言》，则仿佛被堵在了历史现场的入口，不得其门而入。无他，盖徐氏之学重在训解文字，思想史或文化史的诠释和疏解，殆非其胜场也。
其次，严格说来，徐氏《校笺》作为一部校勘笺注之书，客观上并未完工。尽管该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很快成为一部通行本。论者以为“徐书最适合用作中文系、所的教材，因为它每条都标出所注的文句，便于查考；注文也简单明了，同时也有深厚的功力”[71]。甚至有人将其与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相媲美，以为二书“都是集校、笺、疏于一体的研究著作”[72]。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徐氏《校笺》事实上并未完工，或者说，该书并非是一部完整的《世说》校笺本。
对此，作者在《前言》中已有交代：“因又稍加补充，但不能通晓之处还很多，只好付诸阙疑，不敢妄为之说，补遗正谬，有待于高明。”读者或以为此乃作者过谦之词，其实不然。查核全书，我们发现，竟有201条《世说》正文完全没有校注，占全书的15%以上。如《德行》第9“荀巨伯远看友人疾”条、《言语》第71“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条、《方正》第32“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条、《赏誉》第12“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条等，读者极欲一窥究竟的许多嘉言懿行、清谈名通，校注一概阙如。前引杨勇文接着说：“但问题也出在旨趣上。因把此书作为轶事小说来处理，所以在注释该书时不知不觉间偏离了清谈的意向，对于与清谈相关的词语，不见有任何解释。”这对于素有“清谈渊薮”之誉的《世说》而言，显然说不过去。退一步讲，假设这二百多条都属于作者“不能通晓之处”，“只好付诸阙疑，不敢妄为之说”，也即无从笺注，那么，至少可以借助不同版本加以校雠。但作者竟无一处校语。若说这二百余条各版本皆无“是正底本”的校勘价值，实在难以服人。
此外，还有120余条仅有1条简注（按：还不含仅有1条校语或注释的条目）。简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注人物，如《赏誉》第122条：“谢中郎云：‘王修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徐注：“谢中郎——谢万。”而王修载何许人、乐托为何意，一概失注。《品藻》第54条：“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徐注：“许掾——谓许询。”余则不及一字。二是注刘孝标“别见”或“已见”之例。如《贤媛》第23“谢公夫人帏诸婢”条，刘注：“刘夫人已见。”徐注：“刘夫人已见——见《赏誉》一四七”。对此，杨勇甚至疑徐氏抄袭自己的著作，并举例以证[73]。事实上，即便是把全书类似“已见”“别见”之例悉数注明，也无非起到一种“链接”效果，操作起来亦不甚难，不过省去读者查检之力而已，学术价值远不如余嘉锡旁搜远绍，考出《世说》许多条目出自某书。从研究角度而言，这些简注，枝蔓随意，给人以赘疣之感。一般读者初入门，反不如选择《世说新语译注》之类的本子更为完整而翔实。若将这些仅有1条简注的条目与全无校注的条目加起来，就有三百数十条，将近占全书1130条的三分之一。这就不仅是“旨趣”问题了，恐怕只能认为是友人“怂恿整理出版”“因又稍作补充”，然后仓促付梓的结果。作者自言“挂一漏万，实在不敢自信”，盖缘于此。
第三，全书内容稍显重复，标点及校注时有讹误。前文已及，该书附录《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共55页，注释词语142个，采取本义、引申义加例证的方法，诚为全书一大亮点。但不少词语正文中已有注释，如前引“门生”一词，类似的注释亦见于《雅量》第19条的“校笺”，文字大同小异。再如“方幅”一词，附录中概括其本义为方整，指形体；又有三个引申义，分别是：1.正面；2.正当或光明正大；3.公开，并分别举例以证。而在《贤媛》第18条、《巧艺》第10条中，又有笺注解释。如此，则正文和附录单独看各有其用，合而观之，却难免给人以重复之感，似乎全书不过是围绕一篇札记论文而做的扩充。按照这一套路著书，则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李详《世说新语笺释》及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皆可扩充为一部大书了。
徐氏《校笺》亦有不少错误。如《惑溺》第3条“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刘注引《晋诸公赞》后云：“臣按傅畅此言，则郭氏贤明妇人也。”徐笺云：“‘臣’不知何人，此段疑是后人评语，阑入注文。”[74]对此，龚斌说：“考孝标注多次自称‘臣’，如《贤媛》九注称‘臣谓’，《汰侈》六注称‘臣按’。徐笺岂无见耶？”[75]又，《文学篇》第66条，徐氏所据袁褧本作：“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余氏《笺疏》校曰：“‘菽’，景宋本及沈本作‘豉’。”徐本校亦曰：“‘菽’，影宋本及沈校本并作‘豉’。”而事实上，影宋本却作
”，二者皆误，而徐氏之误显从余《疏》而来。至于徐氏《校笺》断句及标点之误，亦复不少，详参方一新论文[76]，此处不赘。
总之，徐氏《校笺》作为一部当代《世说》版本，校雠谨严，疏解精审，颇可参考；然其书并非完帙，疏漏甚多，不唯与余氏《笺疏》相去甚远，即视杨勇《校笺》，亦大段不如。唯其于《世说》传播有功、于读者进阶得力处，又不容抹煞，良可称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