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平议
朱铸禹（1904～1981），名鼎荣，号铸禹，以号行，室名小潜采堂，江苏省淮安市人。192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55年任职于山西省人民银行，1956年后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图书馆干部（一说馆长）。专长为中国古代史、古代美术史与古籍整理，兼擅美术理论、碑帖拓本及古书画文物鉴定。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参加过中华书局本《明史》校注。著有《唐前画家人名辞典》《唐宋画家人名辞典》《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等。
2002年，朱铸禹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卷首，有其南开大学的同事朱一玄（1912～2011）写于1981年的《序言》一篇[77]，分别就作者问题、书名问题、人物故事起迄时代问题、版本问题、校注问题等五个方面做了言简意赅的说明，此序资料翔实，见解精准，很值得参考。据此序可知，朱氏用了几十年时间蒐集资料才撰成此书：
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选用了现存的最早的最完整的宋绍兴刊本为底本；其次是校注的范围不限于《世说新语》本文，也包括了刘孝标的注文；第三是所采用的各家校注，已包括了我国近现代人王先谦、李慈铭、陶珙、王利器、周一良等人的论著以及日本恩田仲任、秦士铉两人的注释，其中也有朱先生自己的见解；第四是选录了宋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贞、王世懋、杨慎、李贽、凌濛初等人的评语；第五是对于人物的异称注了本名：总之，这是一部在各家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很有价值的著作。[78]
应该说，朱一玄的评价是十分中肯而切实的。故此书出版后，很快引起学界注意。总的说来，该书的主要特色在于以下数端。
第一，校勘以影宋本为底本，与袁褧嘉趣堂本等善本对校，忠实原著，校记翔实，颇可参考[79]。朱氏说：“现存的最早刊本日本前田氏所藏之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又直至1962年，中华书局始据日本之影印本再印。前此致力校勘之诸家，或多未能得见。”[80]可知因为当时海峡两岸阻隔，信息不通之故，朱氏并未看到过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故其校勘时，并未受到杨氏径改宋本唐卷之影响。也可以说，以影宋本为底本，对《世说》全书进行校勘，并严格忠实底本，汇集众多校勘成果的，朱氏反倒是王利器之后最早的一位学者。
第二，以1981年成书计，该书也是近代以来首次对《世说》有意识地进行“集注”的成果。尽管限于作者闻见，其参据文献相对有限，但这种努力依然值得嘉许。作者认为，《世说》的整理工作有一个难题，即其“所用文字却有不少古体、僻字以及当时的口语、方言，不易索解”，而以往的校注本，“大都侧重于校勘文字异同，对于方言、口语的注释，似尚不足”（《前言》）。考虑到作者整理此书时，余嘉锡《笺疏》及徐震堮《校笺》尚未问世，应该说，朱氏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都是具有前沿性的。尤可注意的是，其《序例·三》所列七种注释参考书目中，有两种来自日本，即恩田仲任的《世说音释》和秦士铉的《世说笺本》，这一国际视野，却是以往校注诸家阙如的。故此书出版后，征引者络绎不绝。
第三，此书也是当代为《世说》作“会评”的第一部著作。前文已说，最早为《世说》作会评的是明朝人凌濛初，此后诸多评点本不断涌现，皆从凌氏《世说新语鼓吹》本而来，唯陈陈相因，零散而不成系统。朱书将刘辰翁、刘应登、王世贞、王世懋、杨慎、李贽、凌濛初诸家评点置于本文上方，以为眉批，供读者参考，这在《世说》现代出版史上可谓首创，也使该书的文献价值得以提升。朱氏的评点也有可观之处。如《赏誉》第145条：“殷允出西，郗超与袁虎书云：‘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勿以开美求之。’世目袁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此条刘辰翁评云：“此语疑劝袁勿友殷，自亵其美。”朱铸禹案云：“开美者，开朗韵美，犹堂堂之意。殷素性谦退，与袁之开美风度正相反。故书言不必以如己之开美求之，正劝其从宽收纳订交也。而临川收入《赏誉》者，固称袁之开美，然亦赏之（笔者按：之字疑衍。）殷之谦退，故郗超作书与袁，勿以不同于己而不纳交，盖两美之也。若是，则刘批未为允当矣。”可谓的评。朱氏的会评工作虽然并不完善，但客观上的确推动了后续的相关研究[81]。
第四，此书总体面貌也颇有新意。（一）在未参考杨勇《校笺》的情况下，亦采用阿拉伯数字为每条正文标明序号，且从0001一直到1130条，一目了然。（二）与余疏和徐笺一样，将刘孝标注与《世说》本文参行，对本文及刘注的校注，依次排列于每条之后，以[校]或[注]标出，窃谓比杨勇《校笺》的做法更接近于古本原貌。（三）《世说》及刘注涉及人物众多，称谓不一，一般读者不易辨识，本书则在人名后注上本名，并以小一号字体加括弧标识；同时对于底本有误的字加圆括符，改正及增补的字加方括符；这样既方便了读者阅读，又忠实于底本原貌，值得称道。（四）书后附有《世说新语所见版本概况》《世说新语人物名字异称索引》，亦可参考。
此外，朱氏关于刘应登、刘辰翁批注本的考订，也颇具学术价值。在《序例》末尾，作者加了一段考订性的按语曰：
考订刘应登本刻书的年代，最可靠的根据，当是刘氏自己所作的序。序云：“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刬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丙戌的明年是丁亥，这就是说，刻成书的年代是丁亥年。刘氏一生，可能经历了两个丁亥：一是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二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引者按：此处误作1827）。《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六云：“刘应登字尧咨，安福人。景定间漕贡进士。宋社将危，隐居不仕。其为文出入经史，刘辰翁、赵文交推许之。所著有《耘庐集》《诗经训注》《杜诗句解》行于世。”景定是南宋理宗的年号，元年（1260）到五年（1264），共五年。刘应登的生卒年代虽不可考，但可以从和他有文字交往、同在景定间举进士又同在宋末元初隐居不仕的刘辰翁的生卒年代得到旁证，因为能在一起交往的朋友的年龄，一般说来，是相差不多的。按刘辰翁生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此推算，南宋理宗宝庆三年丁亥，尚在刘辰翁生前七年。即使刘应登的年龄长于刘辰翁，也还是在青少年时代，很难具备从事古籍著述和刊印的条件。如果把刻书的年代订为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那时他已到老年，“隐居不仕”，在“病思无聊”之际，整理古籍，刻印问世，则是比较合乎情理的。[82]
这一段考证丝丝入扣，解决了刘应登校注本的具体成书时间，也促进了对《世说》元刊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不过，比之上述优点，这部书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笔者曾撰文予以指出[83]，今再结合全书加以说明。
首先，校勘有误。朱书以影宋本为底本，以袁本等参校，无疑十分明智。唯书中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讹误。一种是想当然而致误。如《雅量》第36条“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不遑取屐”一句，影宋本“遑”作“惶”，袁本同，而朱氏却径误作“遑”，盖依今天的书写标准使然。一种是因宋本与各本有异文所致，如《排调》第7“头责秦子羽云”条，刘注有“不闲礼义”句，朱氏于“閑”字下注曰：“閑，沈校本同，袁本作‘閒’。”今查袁本，却作“闻”字。另一种错误更可怪，宋本与各本明明相同，朱注却误作不同。如《识鉴》第25条：“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角”。朱注引《正字通》《礼记》近百字释“总角”，又加案语曰：“袁本作‘总发’。”然查影宋本，亦作“总发”。又《赏誉》第17“王汝南既除所生服”条，“年二十八始官”句，朱注：“官，沈校本同，袁本、诸本作‘宦’。”而事实上，影宋本亦作“宦”。又，《赏誉篇》第149条，朱书作：“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愔愔竟夕。’”而影宋本“文度”前有一“见”字，一字之脱，遂使断句和注释皆有所未安。徐震堮《校笺》作：“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愔愔竟夕。”似更确当。又如《文学》第90条影宋本作：“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朱书则脱“时流”二字。《自新》第1“周处年少时”条，第一则刘注引《处别传》后，尚有“《晋阳秋》曰：处轻果薄行，州郡所弃”，共十三字，朱书亦脱落不见。又，朱书所引有“王仲任”或“秦仲任”者，亦为恩田仲任之误。其他讹脱衍倒之失亦不在少数，兹不赘举。(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标点有误。此种情况较多，正文和注文皆有。如《言语》第82“谢万作豫州都督”条，朱书将“高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并作一句，实则当在“形势”下断句。《雅量篇》第18条有“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句，朱书断作“言色无异状，如不觉”，显然不符合古汉语句法。同篇第20条：“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亦当于“过江初”下断句。同篇第26条：“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后几句朱书则作：“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多出一问号，可谓画蛇添足。又《赏誉》第12条刘注引山涛《启事》曰：“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余笺、徐校皆同。）作者引日本秦士铉《世说笺本》释曰：“出为外职，故其所处之官位缺，当选补之。”这一解释是正确的，但作者标点时却误作：“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读起来难免扞格难通。
第三，评语有误。前文已述，作者采集宋明清众多评家评点可称一大创举，也为今后《世说》的会评工作导夫先路。然，朱书所录各家评点均非完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评点，竟付阙如。例如，《文学篇》打破了《世说》以时序先后志人记事的体例，前65条所记为一个“叙事单元”，从汉至东晋，依次涉及经学、玄学、清谈及佛学，几乎是一卷故事本的“学术流变史”；而第66～104条在时间上则又“从头开始”，以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开启下一个“叙事单元”，专记诗、赋、文、笔等“纯文学”之属[84]。这一种体例上的“破格”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学观念十分重要，故被众多古代评点家所注意。如《文学》第65“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条，王世懋批曰：“以上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凌濛初评曰：“按《补》（指王世贞删定刊刻的《世说新语补》）依时次溷列，便失作者之意。”又如《方正篇》第35“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条，“钟”乃指前条所见的“侍中钟雅”，凌濛初于此批点云：“按，此钟因承上文，遂不言名字；《世说》原有断而不断之意，不得擅搀改。”窃以为这几条评语反映了古人对《世说》编撰体例的深刻洞察，非常重要，而朱书却一概阙如。此外，有些评语还存在着诸如张冠李戴、断句不当或窜入无关文字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本可以告一段落的《世说》会评工作不得不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注释有误。如前所说，朱书的集注工作卓有成效，但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德行篇》第14“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有“私起”一词，作者释为“起而便旋也”，语焉不详。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引《左传》杜注：“私，小便。”查朱注参考文献中竟无刘氏《校笺》，而此稿并不希见难得，其中的诸多校笺成果未能录入，殊为遗憾。《文学篇》第96条：“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朱注：“刘应登曰：‘王批故明，虽然，才宁独以官为利也？……”云云。此处有一极大的问题：若“王批”是指明人王世懋的批点，然应登为宋人，又岂可得见“王批”？此条批注并不见于各本，盖系窜入之文也。又，《赏誉篇》第139条：“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其中，“世胄”乃王堪字，有潘岳《北邙送别王世胄》诗为证；而作者却释为“世家之胄”，尤为失察。另有一些注释的错误直接与标点不当有关，凡此种种，恕不备举。
《世说》作为一部传世名著，虽称不上卷帙浩繁，然内容亦颇博杂深奥，历来研究著述甚夥，校注中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原也难免。平心而论，上述不足还是可以原谅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作者虽在《序例·三》中声明：“注释采自后列诸家者均予标明，不敢掠美”，而朱氏所列参考书目有日本恩田仲任《世说音释》、日本秦士铉《世说笺本》、清王先谦《世说新语小识、又补》、李慈铭《世说新语》（纷欣阁刻本）批注、清陶珙《世说新语零拾》、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周一良《世说新语札记》共七种。作者还说：“其出于拙见、臆说者，或冠以‘案’字，或不加注，以示区别。”[85]但是，朱注却多次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为“案语”，而未作任何说明。其中，尤以袭蹈程笃原（炎震）先生遗著《世说新语笺证》（原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史哲季刊》第7卷第2、3号，1942～1943年）最为严重，有的稍作文字改动，有的竟至原文照抄！兹举例以证：
1.《德行》第1条程氏“豫章太守”下笺曰：“陈为豫章，范《书》不记其年，以《穉传》‘延禧二年’蕃与胡广上疏荐穉等，推之，知在永寿间。”朱书作“陈为豫章，《后汉书》不记其年，以《穉传》延禧二年蕃与胡广上疏荐穉等推之，知在永寿间。”仅将“范书”改作“《后汉书》”。（第2页）
2.《方正》第61“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条，程氏笺证云：“王长于谢十七岁。阮以年少呼右军，亦当长十余岁，视谢更为宿齿矣。而谢不相推，岂亦如根矩之于康成耶？”朱书除“宿齿”作“老宿”外，又在“而谢不相推”后，加“以见其自负”五字，其余全同。（第297页）
3.《雅量》第15“祖士少好财”条，程氏笺证曰：
《晋书音义》：“屏当，上卑正反，下丁浪反。”《玉篇》：“摒，必政切，摒除。挡，丁浪切。”摒挡，《广韵》四十五劲摒：“摒，除也，卑政切。”四十二宕摒挡，挡，丁浪切。又《德行》第二十九条作“并当”，盖同字。《匡谬正俗》卷七颜师古曰：“或曰：‘今人呼履舄屐屩之属，一具为一量，于义何耶？’答曰：‘字当作两，《诗》云“葛屦五两”者，相偶之名，屦之属，二乃成具，故谓之两。两音转变，故为量耳。古者谓车一乘，亦曰一两，《诗》云“百两御之”是也。今俗音讹，往往呼为车若干量。’”《御览》三百八十九《嗜好》门引此事作《语林》。
朱书则分作两条注释。一是“屏当”，注称：“《晋书音义》曰：‘上卑正反，下丁浪反。’《能改斋漫录》曰：‘屏当二字俗训收拾。’本书《德行篇》二十九条作‘併当’，今书作‘摒挡’。”多《能改斋漫录》一句。二是“几量屐”，朱注案语则全抄自《匡谬正俗》卷七颜师古注文，仅在后面增加“案今又于‘两’字加‘车’旁为‘辆’，遂为车乘记数专名”一句及周一良案语百余字。（第311页）
4.《品藻》第8“刘令言始入洛”条“太鲜明”一语，程氏笺证谓：“《晋书·刘隗传》解作‘鲜’。《礼记·月令》：‘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吕氏春秋·季夏纪》《淮南·时则训》并作‘解落’。《墨子·节葬篇》：‘则解而食。’《鲁问篇》作‘鲜而食之’。……”云云，考证长达一百数十字。而朱书几乎全文照录，据为己“案”。（第435页）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或以为是所见略同的巧合，但引用典籍的顺序如此雷同，文法、语气如此相似，个中真相，明眼人一望可知。
不唯如此，宋明诸家的考订性按语也时有为朱书所用而成为其“拙见、臆说”者。如《言语》第27“中朝有小儿”条，凌濛初有“按《续博物志》曰：蜀人以病瘧为奴婢瘧”的考订，而朱书径自以“又案”出之；同篇“陆机诣王武子”条后所引“陈志华曰”云云凡数十字（第97页），亦见于凌氏批点本。再如《文学》第95条有“无复向一字”句，刘应登注曰：“谓一字不犯前本。”作者亦全录为“案”语而未加任何说明，天头眉批自然也就看不到刘应登的这条批注了。似此，当非一时疏忽所致。
总之，作为一部“汇校集注”之作，朱书的贡献及缺憾都十分显著，可谓瑕瑜互见，对于“世说学”研究而言，其经验和教训无疑值得后来者借鉴和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