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出击，活下去
开发区管委会办公会议最初的会议记录很随意，有时用笔记本，有时用信纸、活页纸、打印纸等多种大小不一的纸张临时记录，然后用订书机订好，在我查阅的会议记录中有的用钢笔记录，有的用圆珠笔记录，还有没墨水了用红笔记录的段落。
我在那些记录里看到了创业初期开发区的困顿和焦虑，更看到了开发区创业者的信念、勇气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
那时候讨论最多的是钱从哪儿来，建设往哪儿建，项目怎么去谈，拆迁安置如何协调，人才需要哪些，每一项工作一刻都不能停。还有几乎每次会议都要提到的，迅速把国家级开发区的牌子扛回来。
所有的议题核心指向是：钱！
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刚刚开始，5平方公里起步区规划配套工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原先规划的建设项目必须上马。新班子成立第二天，刚刚上任的管委会副主任梁建银就直接站在了丹霞路建设现场，全权负责打通莲花路到始信路中段的连接通道，将框型大道的“口”字变成“日”字。锦绣复建点、朝霞复建点等四处安置工程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梁建银提起自己负责的这两块工作时说，最难的一是区县协调，二是工程缺钱。协调他可以全身心扑进去摆平，而缺钱则毫无办法。
土地卖不掉，贷款贷不到，借款借不到，拨款拨不了，如果不想办法自救，无异于坐以待毙。
别人不来开发，我们自己先开发。
从哪儿下手？管委会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依托政府的资源、利用自身的力量办公司、做实体、创效益、求生存。管委会无计可施的时候，能拿出来的办法就是办公司，“一个机构、一顶帽子、一个人，去创收”，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先行，此后合资成立了香馨建材公司、可明丽高科技广告材料有限公司、晨龙石化贸易公司、恒达贸易公司、江淮新发汽车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公司，与此同时，又独资成立了新都贸易公司、繁华大酒楼、海恒工贸公司、海恒酒楼等。开发区四大公司最多时曾繁衍出了54个公司，这54个公司就像54个子孙，为开发区的生存与发展耗尽了心血，拼光了元气，如今这些公司和实体都已经消失了，但它们注定了是以“忠烈”的形象凝固在合肥经开区的历史册页中。
合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公室，简称“开发办”，直属市政府，直接指挥和参与合肥的旧城改造。政府想改造，也没钱，于是，就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综合开发。旧城改造一拆一建，重新规划设计后的土地和空间就会增值，这个增值的部分就是综合开发的利润，利润拿出来再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政府不花钱改造了旧城区，还赚了钱。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的尝试很大胆，也很有效，合肥市开发办主任就是杜平太。杜平太出任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市里的其他职务都免了，唯独没免开发办主任。开发办原先为旧城改造服务，现在还得为“新合肥”建设出力，于是市里把开发办下属的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剥离到开发区的旗下，成立“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公司在老城区开发，挣来的钱给新城建设使用。
开发区档案室里，我找到了一份“合政函（1993）19号合肥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同意成立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的批复》的历史档案，文件下发时间是1993年4月23日，是省政府批准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后的第7天。省政府批文下来了，市政府拿不出钱来支持，唯一能够动用的政府资源就是杜平太手里的开发办，利用城市综合改造挣点钱支持开发区启动。也许用“接济”比“支持”更准确，因为在老城区挣的钱根本不能满足开发区的建设，顶多算是救急。尽管如此，至少在1997年以前的四五年时间里，开发区发不出工资和需要应急的时候，最先站出来掏钱的就是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
合肥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的运作模式是：边拆、边建，以地生财，就地挣钱。三里庵要新建电信大楼，新城开发办嗅出了钞票气息，立即冲了上去，先征用土地，土地卖给电信，再用卖地的钱在市政府划拨的三里庵和卫岗建拆迁恢复楼8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用于安置，没赚到现钱，但赚了3万平方米房子，得把房子推向市场，可1993年还是福利分房的年代，商品房根本卖不动，新城公司只好以房子抵水泥、钢材和工程款，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商业运作方式来维持运转，能卖出一点房子，挣点现钱，全都用于开发区救急。
青年路小学出土地，新城公司出资建设，建好后新城公司分得了一栋宿舍楼和一半的综合楼，全都卖了。卖的钱除了付工程材料款，剩下的利润全部交到了开发区。王勇当时在新城社会化公司销售科，他说起卖房子的经历时，感慨万千：“房子不好卖，我们低价抵给材料商、施工单位后，他们又来以更低的价格委托我给他们卖房子。”政府没钱，企业没钱，老百姓手里也没钱，那时候的合肥真穷。
框型大道建好后，开发区一时变得冷清了下来，周宗华就回到市里参与中菜市改造。本来这个项目是市政府委托市信托干的，信托有钱，但拆迁、安置、规划、设计、跟商户签合同，太烦琐，干不下去了，揭不开锅的杜平太得知这一信息，当即愿意接手，“规划、设计、建设、拆迁、安置的人，我们都有，我们干，保证你满意”。干了整整一年，挣了300万，这笔钱可以给开发区用来发工资，支付一些逼得太紧的工程款，但欠钱太多，杯水车薪，只能撒一点胡椒面。说起这段经历，杜平太眼圈都红了，他说，那时开发区就像一个沿门乞讨的要饭的，哪儿有钱赚，就往哪儿扑。在新城社会化公司苦战过的李应天、杜勤、杜玉梅、王勇、周宗华、张红环等一帮冲锋陷阵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开发区的中层干部和中坚力量。
1993年10月的一天，正在工地的祖朝兴接到周玉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安徽饭店开会，祖朝兴穿着沾满烂泥的大胶鞋，骑着自行车到了安徽饭店，会议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毯，祖朝兴找了一块布擦掉了胶鞋上的泥后才进去。
里面召开的中外合资的“合肥香馨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会已经结束，由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合肥市土地开发总公司、合肥市政总公司第四工程公司、香港富达电脑软件有限公司四方合资，总投资51万美元，注册资本36万美元，开发区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占51%股份，市土地开发总公司占20%股份，市政第四工程公司占4%股份，香港陈妙龄的富达公司占25%股份。
祖朝兴进了会议室后，杜平太对他说：“你干总经理，照不照？”
穿着大胶鞋的祖朝兴毫不犹豫地回答：“照！”
这是开发区第一个合资公司，也是第一个有港资背景的公司，香馨公司虽不大，却是开发区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落地的第一个企业。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战线很长，在建设之外，配套的涵管需求量极大，开发区自己成立公司参与进来造涵管，既可以缓解工程款和材料款的压力，也可以挣一些钱养活自己。股份制公司启动时，开发区没钱，只能以土地作价入股，在投入少量资金后，第一个合资公司就办起来了。香馨公司有两大业务：做基建工程，造水泥涵管。公司开张，先买了一台挖掘机、两台推土机，接着又买了一台康巴斯重型自卸车，施工、运材料、推土方，干得热火朝天。而公司生产的水泥涵管种类齐全，质量过硬，最大直径3米，经过二十多年砥砺，香馨水泥预制品如今已成了合肥建筑市场上的名优品牌。
香馨公司开张一年，完成700多万营业额，利润200多万，只是工程建设基本上是为开发区自己做的，没钱付，利润挂在账上。自力更生，自我造血救自己的命。
廖津民从办公室主任位置上到公服公司任总经理。一开始，公服公司做水电路气的服务，项目来之前，三通一平，行道树、绿化、卫生都由公服公司负责，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既为开发区省钱，又为开发区挣钱。后来越做越大，挣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到明珠广场建设时，公服公司借6万块钱买树苗，成立明珠广场物业管理办公室，在承担明珠广场绿化工程的同时，又承接了乡村花园绿化工程。除了开发区的道路绿化、养护、管理、环卫之外，还有一些配套建设工程，包括为企业接水、接电、通信安装、广告牌制作安装，什么都干。廖津民在公服公司干了20个月，从账上分文没有，到还清欠下的200多万工程款，公司盈利301万，与香馨公司一样，这些利润是从开发区工程中挣来的，又被空挂在开发区管委会的账上，拿不到现金。如果这些工程由社会上的公司来做，不仅成本大增，更令人恐慌的是，开发区付不起钱，也付不出钱。
肖光华原是合肥汽车制造厂的厂长，管过4000多人，下海到厦门外资企业筹建金龙汽车。钟咏三在厦门招商时劝他：“要干就干我们自己的汽车，跟别人干有什么意思。”肖光华就回来了，回来没干汽车，干起了开发区工业发展公司的掌门人。虽说后来工业公司跟印尼、江汽合资成立了江淮新发汽车公司，但只是以土地入股，占了10%的股份，肖光华的主要任务还是以工业发展公司为平台，通过合作、合资的方式全方位地办实体挣钱。实体越多越好，这叫“多生儿子好打架”，不到一年多时间，工业发展公司就成立了7家下属公司，老肖任7个公司的总经理。
现在人们很难理解，当时开发区为什么那么急不可待地四处拉人合伙办公司？开发区没钱、没地位，公信力严重短缺，没有人愿意来投资，没有人敢到麦田、油菜地来办企业，开发区没有项目，工业公司只有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来坚定投资者的信心，相当于把自己抵押出去，跟对方绑在一条船上，是一种同舟共济、同生共死的合作方式。这是招商中没有办法的办法。(https://www.daowen.com)
可以这么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艰难起步的时候，是工业公司点燃了开发区招商的第一簇火焰，它是开发区最困难时期的项目开发的火种。正是有了工业公司顽强燃烧着的火种，才有了后来开发区工业化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焰。
最初工业公司实际上承担的是招商引商的任务，招不到大商，招小商，认准一个目标，奋不顾身地参与进去。“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无论大小，先把项目拉过来，把开发区“开发”的门面撑起来。当然，在债主围追堵截、工地经常停工、工资发不出来的穷困潦倒境遇中，开发区压给工业公司的另一个重任就是，挣些钱来“养家糊口”和“贴补家用”。
挣钱谈何容易，合作做生意，连本钱都没有。工业公司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和安庆石化联合成立的“合肥晨龙石化贸易公司”。管委会主任助理李平带着肖光华和曹文林去安庆石化谈了好几次，反复描绘开发区的光辉前景和加油站的光明前途，安庆石化终于被说动，同意合作。办晨龙贸易公司实际上就是办一个加油站。加油站占地15亩，位于合安路边（如今正大广场地块），总投资204万，开发区占60%股份，安庆石化占40%股份。开发区钱不够，外面借不到，就向内部借，六十多位开发区职工每人集资3000元，凑了将近20万，管委会机关又定向集资10万元。有了这30万集资款，加油站总算开张了。
靠职工集资款来启动招商项目，这也就在合肥经开区能发生。职工一方面工资不能按时发，一方面还得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开发区办公司，开发区职工面对家庭和朋友们的集资质疑，壮着胆子吹嘘说：“开发区是干大事的，这点小钱连毛毛雨都算不上，还能少得了你一分？”总经理肖光华和工业公司专职副书记卢崇福知道这笔钱来之不易，知道这笔钱的分量，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加油站开张初期，他们每天安排两个人站在路边，24小时数合安路上来往的汽车，根据流量测算加油概率，再计算出每年总需求量，以此来确定综合成本和利润目标，老肖说：“谁都不敢大意，不能亏损，亏不起。”
肖光华从厦门回来后，没干成汽车，却卖起了汽油。
卢崇福在工业公司实际负责在加油站卖汽、柴油，晚上轮流值班，他就睡在公司旁边小屋里的单人床上，夏天电风扇一夜吹到天亮，天亮醒来后，身上还是一身汗；冬天早上起来，脚还是冷的，吴寿保说不冷不热的天气，夜里也睡不踏实，怕火险，怕被抢劫。老卢说，值夜班领导带头，那时候谁也不会搞特殊化，总经理老肖也不例外。
大家觉得既然来开发区了，就该夜里睡在工地，睡在值班室里。老卢每天早上起来后要量油罐里的油位，加油机是电子加油，电子没人能管得住，要是哪天电子失灵了，多加了油出去，那就亏惨了，到时候谁也承担不起。吴寿保做加油站经理时，每天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一早起来给芜湖、南京、铜陵、淮南等地加油站打电话，询问油价，那时候是没有统一定价的动态油价，油价高了，人家就不来加油。那年月车子太少，油并不好卖，老卢、吴寿保他们还要四处低三下四地去推销油票，亲戚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就动了恻隐之心，买上一两百块钱的汽油票。吴寿保清楚地记得，为了省钱，当年加油站竖灯箱指示牌，他和老卢两个人自己挖坑，一人多深的坑，两人整整挖了一天，当广告灯箱竖起来后，两人瘫坐在地上，怀里抱着铁锹，满身泥污，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看到头顶上的天空是弯的，直晃。老卢是部队正团级转业的军官，在部队，少校们见到他都要立正敬礼，吴寿保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全国重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走出来的，当年被称作“时代骄子”，此时此刻，他们就是农民工。
晨龙加油站是安庆石化全省合资的十几个加油站中效益最好的，每年盈利都在40万左右，第一年40万利润按合资比例，开发区分得了24万，12万还本，12万付息，两年后，集资款连本带息全部还清了。开发区干部职工拿到本息后，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终于享受到了开发的成果了。”
在开发区最艰苦的岁月里，自费开发和自找活路其实是一个意思。
当年的工业公司贩红砖、倒钢材、卖水泥，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加油站边上还兼卖冷饮，一台“香雪海”冰柜，一台冷饮机，垛在收款桌子边上，天热，司机加完油，结完账，剩下些零钱，忍不住买一根冰棍或冰镇酸梅汤解渴，成交一笔，加油站就能赚上五分一毛的。
开发区最早在小平房食堂接待，工作餐不讲究，省长、市长、局长，包括北京来的国务院特区办的领导们都在食堂吃过饭，草创时期，没人计较。可商务接待，来的都是老板，是跑遍天下也吃遍天下的人，食堂接待肯定不行，怠慢了，项目可能就要泡汤。可要是都拉到安徽饭店、稻香楼、金满楼去宴请，实在吃不起。于是，开发区决定自己开酒楼，劳动服务公司法人李铁亮干开发区繁华大酒店经理，海恒工贸公司法人周宗华在市区干海恒酒楼经理，客商来开发区的接待就近在繁华大酒店，到市区接待就安排在市里的海恒酒楼。开酒楼一是为开发区省钱，二是根据不同客商做特别订制，管委会挖空心思给两个酒楼做了基本定位，酒楼装修要体面，灯光要亮，包厢里要配备音响系统，把那个年代流行的卡拉OK搬到包厢里，搬到酒桌边，酒喝到兴头上，客商吼上几嗓子，晕晕乎乎地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最爱你的人是我》《月亮代表我的心》之类煽情的流行歌，喝足了酒，拉近了关系，消除了界限，项目落地筹码自然就增加了。酒楼菜肴立足创新，主打本地正宗土菜，巢湖的鱼虾蟹鳖、肥西乡下的鸡鸭，花钱不多，风味独特，加上态度热情，吃过的客商都说：“特别的菜品，特别的接待，合肥开发区很特别！”如今，这两个酒楼都不在了，但他们为创业时期的开发区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招商项目和融资项目都是在这两个酒楼里谈成的，更重要的是，酒楼为囊中羞涩的开发区省下了大量的招待费。
开发区的公司做建筑工程、造涵管、做铝合金门窗、搞绿化养护、倒买倒卖建材、开酒楼、卖汽柴油、卖土地、卖房子、卖冷饮，而这些倒买倒卖的人，原先是一些机关干部、大学生、部队首长、国企领导，在这里，所有的身份都失去了意义，要是有的话，每个人只有一个身份：大家都是为开发区生存而玩命的人。
“玩命”是一个文学化的表述，开发区再难还没难到要丢掉性命的地步，但丢掉虚荣和面子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挑战。韩立伟从航天工业部皖安机械厂投奔到开发区，在王刚手下的项目开发处招商，他想来干一番大事，可开发区让他干的大事是开超市，他带领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财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找几个营业员，靠着4.5万块钱资金，开起了700多平方米的超市，宣平任经理，韩立伟任副经理。为了省钱，韩立伟带着大学生打扫卫生、平整地面、进货送货，看着简易货架上堆满了方便面、烟酒、毛巾、胶鞋等日杂百货，韩立伟心里既充实，又别扭，当年拼死拼活考上大学，不是为了站柜台卖香烟、啤酒、方便面的，回到父母身边从来都捡好听的话说：“开发区可厉害了，我们三天两头要跟外商打交道，那些外商，大夏天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后来几个大学生实在受不了，差不多都走了，有的是考研走的，有的是调走的，有的是撂挑子走的，难兄难弟们分别的时候，几乎都是哭着鼻子离开的。开发区后来有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那都是从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华，留下来的都是抱定必胜信念和愿与开发区同生共死的人，这些人应该叫作“同道”或“同仁”，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事”。
卢崇福在谈起工业发展公司经历时说，“大家都豁出去了，所以，我们‘保饭碗，求发展’的目标实现了”。
那年头非常流行一个新观念，“找市长，不如找市场”。合肥经开区54个实体公司就是在市场上搏杀的一群英雄好汉。然而，真正的战略性目标的实现还得要找市长。找市长，一是给政策，一是给钱。给政策就是给钱。
1994年，开发区发誓要开工建设30万平方米的配套设施，确保建成20万平方米，1000门程控电话、8000米自来水管网、3.15万千伏变压器及输配电线路，还有明珠广场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管委会简单预算了一下，没有2个亿根本干不起来。开发区管委会在春天寒冷的空气中开了一个热血沸腾的会，1994年香港兆峰陶瓷项目、华东建材城项目要落地，印尼轮胎项目还有合肥矿机厂等项目要穷追不舍，宏观调控下形势不妙，但开发区的开发建设势头不能减。等和靠就像守株待兔一样，会把你等垮，会让你守死。
从1993年4月到1994年5月，开发区各项基础设施投入1.5亿，实际可用建设资金却只有7600万，资金缺口由框型干道建成时的1200万迅速飙升到7400万，开发区已经扛不动、背不起了，四大公司“保饭碗”尚可，“求发展”也行，但是扛不动开发区全面建设的重负。
所以，找市长比找市场更有效率。
市政府答复很简单：没钱！
市政府没钱，但市政府可以协调来资金。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994）50号文件《关于请求由房改资金中解决开发区建设周转资金的报告》是直接打给市政府的，市政府本着“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将合肥市老百姓的房改资金借给开发区，斗胆借了一笔，5000万，期限两年。可没有这5000万，开发区的1994年是挺不过去的，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也是没法开工的。
与此同时，经省政府宋明副省长协调，由市信托投资公司担保，开发区委托市交行向马钢股票H股资金贷款350万美元（当时相当于3000万人民币），贷款期限两年。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一分钱难倒三尺男子汉”，还有一句民谚叫作“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用这两句民谚来描述合肥经开区的起步阶段，应该是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