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天：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路修好了，还不能说“筑巢引凤”的巢就已经筑好。
标准化厂房流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中小型企业和产业集聚发展的生产场所和运行平台，标准化厂房在规定区域内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以通用性、规范性、配套性、集约性见长。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个“五彩梦”，所以，最初他们一直是活在梦想中的，梦想中的世界是信马由缰的，是没有边界的。
“要干就干别人没干过的，要干就干别人干不了的”，这样的宣言，有时是梦中的呓语，有时就是梦醒后的行动。经开区是活在梦想中的，或是为梦想活着的，所以一出手就建标准化厂房，一建就是10万平方米。合肥没人干过，安徽也没地方干过，没干过倒也罢了，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标准化厂房在1993年经开区成立之初就立项了，但直到1994年4月3日，也就是10.8公里干道建设一周年后才开工，这看上去似乎有纪念意义，但实际上是因为没钱才拖到了第二年，香港的兆峰陶瓷项目已经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签署了合作投资协议，设备采购、人员配置、组织准备一切都在进行中，100天建成厂房，虽有玩笑的成分，但也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承诺。
不能再拖了，那年月流行一个说法，叫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就是没条件而创造条件上马的一个工程。
这时候，资金压力和危机比一年前干道建设时更大了，靠着从市里挪用来的房改资金根本不够，而干道建设欠下的工程款债主们每天都在围追堵截着要钱，有时不得不挤占少得可怜的厂房建设资金去应付一下债主。
先把队伍拉起来。1994年4月2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建设指挥部”成立，相当于一年前的干道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杜平太，副总指挥梁建银，指挥刘自忠，指挥部办公室全权负责现场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祖朝兴为现场总调度，副主任张义权负责厂房现场建设，副主任陈和平负责水电安装和保障。三个毛头小伙子三十刚出头，却已在建筑江湖上闯荡多年，是有着三拳两脚真功夫的年轻人。
学道路桥梁专业的祖朝兴是一个建筑情结很重的人，毕业的时候分在合肥市公用事业总公司坐办公室，可他主动跑到市政公司要求到工地一线干活，他似乎在工地上的水泥、钢筋、砂石、泥灰中找到了工作的乐趣和意义。有过寿春路项目负责人的经历，祖朝兴在10万平方米厂房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显示出与他30岁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和老练。
标准厂房位置低洼不平、池塘和沟坎交错，土方工程量很大，而工期只能提前，不能拖后。当时征地拆迁安置是由肥西县负责的，一些粪窖、草堆因没有补偿标准而产生扯皮，影响了现场清理。敢作敢当的祖朝兴带着推土机连夜将粪窖、草堆推平了，第二天村民来闹事，指挥部按每个粪窖20块钱，每个草堆10块钱给了，不用肥西付钱，快刀斩乱麻，立马搞定了。
工期太短，工程分成三大块，杯形基础施工、预应力构件现场浇注、梁柱安装几乎同时进行。土方工程、挖地基、砌墙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工程由七里塘建安公司、湖滨建安公司、广厦建安公司、大圩建安公司、烟墩建安公司五家乡镇建筑企业去做。预应力构件，单跨24米，单体厂房三跨72米，技术要求很高，工程交由省水安公司完成。梁架吊装、安装则由省机械化施工公司负责。这些施工单位很多人都跟祖朝兴在市里打过交道，因为以前祖朝兴给施工单位付钱很爽快，协调起来很顺利，可这一次不灵了。
一开始，工程进展很快，15天时间就把10万平方米厂房的杯形基础做好了，基础最浅的两米多，深的有七八米深，300多根柱子凭空矗立在绿油油的麦田里，远远望去，像是麦地里生长出的一片茂密的森林，在四周飘扬的彩旗和工地高音喇叭声响的烘托下，气势恢宏，蔚为壮观。在10万平方米厂房对面的华东国际建材城负责工地建设的俞光远被这一切深深感染着，他想有朝一日自己要是能融入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中，那将是人生最壮丽的一页。一次杜平太站在他身边，指着夕阳下10万平方米厂房工地对他说：“你看，这些高柱子就是现代化，高柱子撑起的就是现代化的新城！”俞光远说，杜平太说得激情而富于诗意，他记住了这句话，并在三年后投奔开发区。
10万平方米厂房建设的场面完全可以用惊天动地来描述，像一年前建框型大道一样，工程建设24小时连轴转，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高音喇叭一个接一个地捆绑在每一个施工单位的电线杆顶端，喇叭里每天不间断地滚动着振聋发聩的口号标语、现场新闻，工地上成立了宣传组，由新来的大学生彭桂贞、刘自强、赵志刚、徐晓枫等组成。赵志刚、徐晓枫在各个工段采访，彭桂贞和刘自强则是既当通讯员，又当播音员，他们自采、自编、自播，对每天的工程进度和工地上的好人好事进行报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曝光。工地上人多车多，生拉硬扯的广播电线经常被碰断和撞断，这个时候，在部队当过通信兵的卢崇福带着登高板、脚扣，亲自爬到电线杆上去接通电线。毕竟已经45岁，他每次从电线杆上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卢崇福说：“开发区百业待兴，每个人的十八般武艺全都能用得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彭桂贞和刘自强会放一些流行音乐的磁带，建设者们捧着饭碗，高音喇叭里回响着《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拼才会赢》《跟着感觉走》之类很切合当时情境的歌声，歌声穿过一个个工棚上空的炊烟，最终融入了深远的蓝天白云之中。
从工地到管委会小平房有3公里地，从村里抄近道走约有2公里，当时参加厂房建设大会战的年轻人称之为“胡志明小道”，香馨公司隔壁的临时小平房里共住了八九个人，晚上在管委会食堂打一瓶开水，从“胡志明小道”拎着回来。这里是荒郊野外，没吃的，没喝的，没商店、没娱乐，实在寂寞难耐了，他们会说：“划两拳，再睡觉！”于是，同宿舍的两小年轻就划起了拳，没划几个来回，发觉依然不好玩，就睡了。靠划拳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是滑稽而无奈的。
还有不能睡觉的。每天送到工地的材料要登记造册，然后经几方确认才能付款。这天天色已晚，钢材还没送到，黄小平和夏可政不能离开，黄小平就骑车到3公里外的小饭店买了点卤菜、花生米和几瓶啤酒，他们坐在集装箱上一边喝啤酒，一边等送材料的货车。夜已经很深了，啤酒喝光了，花生米吃光了，卤菜的骨头都啃净了，天上的星星也累了，夏可政和黄小平就坐在集装箱顶上数星星，后来终于看见了由远而近的货车灯光。货送来了，夏可政和黄小平跳下集装箱忙着清点登记，等到最后一辆车登记完毕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两人又接着去上班了，我问夏可政：“不累吗？”夏可政说：“那时候，通宵不睡觉是常事！”
其实，10万平方米厂房的建设过程远没有高音喇叭里歌声渲染的那般浪漫，钱不够，水电不通，劳务纠纷不断，施工单位间相互摩擦，100天的工期像一把利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工程调度会每周二、四、六下午2：30在管委会小平房大会议室召开，每天下午5：30在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的工地现场召开工程建设碰头会，现场办公，现场解决难题。
难题太多了，像影子一样，你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
陈和平的记忆是清晰而牢固的，没水，从2公里外的繁华大道用水管接到工地，水再分配到各个施工点，根本不够，24小时放水、存水依然解决不了水荒，实在急得没办法了，就用拉水车过来保养砖墙和水泥构件，混凝土搅拌机昼夜不息，为争水，工地上甚至大打出手；没电，从桃花、十八岗变电所临时架线过来，临时架线，线路不规范，电压不稳，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工地经常跳闸，负责水电的陈和平就不停地在水和电之间来回奔跑。(https://www.daowen.com)
劳务纠纷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从干道建设开始，开发区出台政策，农民可以通过劳务来维持和改善生活，劳务主要是建筑材料卸货，我在一份开发区文件中看到劳务细化到卸水泥每吨2元，黄沙每吨1.4元，钢材每吨1.6元，红砖每千块4元，还有PVC水管、木模板、钢模板、石灰、井盖等建材全都明码标价。可在实际操作中，意想不到的扯皮的事层出不穷，村里的劳务分了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几人十几人不等，最常见的扯皮是货到了工地后，人没来齐，先到的人就不干，而送货的车要急等着回去；第二种是开发区出台的政策中有些建材没标出价格，比如玻璃、塑料棚布、钢架、油漆等等，还有一些新材料，卸货时村民讨价还价，有时漫天要价，不答应就不卸货；第三种是由于村民装卸不及时，工地又急等材料，货主卸了，付了装卸费后，村民又来要钱，说这是开发区规定的，劳务由我们做；第四种是有的虽有标价，但货卸下来后，就地堆在车下，如果要送到十米二十米外，那就要加钱，不加钱就不卸货，因为文件上没说将货送多远。
指挥部人员都是年轻人，遇到扯皮，就自己上。一次天色已晚，安庆送水泥的四辆大货车急等着回去，而村民卸货小组只来了三五个人，人没来齐，他们不愿干，工程建设公司的莫之福、张仁斌、张晓明、李军等十几个年轻人说：“我们一起扛，钱还都给你们！”于是几个年轻人一起蜂拥而上，将水泥全都扛到了工地工棚里，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感化村民。二十出头的张仁斌在工地上已经很多天没洗澡没刮胡子了，人晒得黝黑，一身水泥灰，一脸胡子拉碴，显得很苍老，有一个心地善良的村民在扛完水泥后问张仁斌：“你有几个孩子？”张仁斌说：“两个孩子。”村民很同情地说：“那你负担不轻。”说这话时候的张仁斌还没找到对象。
通常情况下的扯皮，多少都能说出一些充分或不充分的理由，还有一些人强行送砂石、材料给施工单位，价格高，还要付现钱，不要就用车将前后路堵死，让统一送材料的车进不来，出不去。这样的建设环境和投资环境影响很坏，指挥部一方面通过村干部协调，协调不了就让开发区治安办依法处理，治安办是市公安局的派驻机构，有15天拘留权，治安办主任张学法二十多年后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一般给他们三次机会，跟我们好好谈，如果还谈不好，我只有掏出手铐，拘留。”
那时候，水泥比粮食还贵重，在10万平方米兆峰陶瓷原料厂工地，因为绕道时加长大货车的一个后轮陷到了养鱼塘里，车子失去了平衡，已经有三四包水泥滑到了水里，眼看着几十吨水泥就要翻到水里全部报废，可养鱼的村民不给车走，说水泥把鱼呛死了，要赔钱。莫之福找村干部和规划土地处处长夏可政协调，补偿款最终由几万降到了几百元。夏天的天说变就变，闷热的空气中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水泥不能淋雨了，莫之福和张仁斌来不及到村里找人了，两个人愣是将几十吨水泥卸到了塘埂上，等到他们雇佣村里的拖拉机将水泥全部拉走后，天上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他们冒着倾盆大雨推着自行车走了六七里路赶到开发区二十埠小平房，人累得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莫之福说：“腿抽筋了。”
夏天的工地上日子难熬，天热、晚上工棚里蚊子、虫子横行肆虐，在这样的环境里久了，人就容易上火，失去控制，两家施工单位为争水洗澡发生冲突，双方五六十人打群架，指挥部控制不了现场局面，紧急调动开发区治安办和肥西警方出动警力制止了械斗，一方被打伤了七八个人，占了上风的另一方被抓走了四个。工地停工了，负责工程的张义权冒着烈日骑自行车到黄山路工地求有工人受伤的公司复工，公司经理见张义权大汗淋漓、言辞恳切，动了恻隐之心，复工了；有工人被抓走的公司要求公安放人才能复工，在开发区和市建筑管理处的多方协调下，两天后放人复工。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累就算了，工地上千万不要出事。
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缺钱。
“带资建设”是建筑行业中风险很大的一种建设模式，弄不好的话，利润没赚到，垫进去的资金还收不回来，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般都不愿这么干。可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要求施工单位“带资建设”，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质疑，管委会是合肥市政府派驻机构，是一级政府，而且到开发区干工程又是合肥市建筑业管理处（现建管局）亲自组织的，在建筑业管理处召集的那次会上管理处就提出了“工程很大，必须是有实力的企业方可带资建设10万平方米厂房”。于是七里塘建安公司、湖滨建安公司、广厦建安公司、大圩建安公司、烟墩建安公司毫不犹豫地就来了，这是合肥市最有实力的几家乡镇建筑企业。
广厦建安公司建的厂房工程量最大，可广厦干到一半时，决定停工，因为开发区的钱迟迟不到位，起初带资建设答应要付一半工程款，现在连一半的一半都没付，张义权将停工的事向总指挥杜平太做了汇报，杜平太对张义权说：“现在账上只有5万块钱，开发区全部吃饭的钱就靠着5万块了。”杜平太要张义权跟施工单位再说说好话，让他们再挺一挺。张义权找到广厦经理，好话说尽，软话说透，广厦依然不松口，后来开发区找了市建筑业管理处出面，才没有停工。说起那时候没钱的困顿，张义权说，“工地上度日如年，只想着混一天算一天地赶紧熬过去。”
10万平方米厂房以“超深圳速度”的77天干完了，厂房建成了，可由于没钱付工程款，来的时候很牛的几家乡镇建筑企业公司有的倒闭了，有的趴下就爬不起来了。广厦公司老总因为付不出工程款，被工头在屁股上捅了一刀，杜平太被堵在门边，不让出去。杜平太说：“我现在没钱，不等于将来也没钱。相信我，我会连本带息还你！”
开发区建设工程款大约在2000年左右全部还清，而那时候，有些建筑公司已经找不到了。它们虽然消失了，但它们就像一些雪中送炭、拔刀相助的义士一样出现在开发区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
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成的那天晚上，指挥部全体参战人员在二十埠小平房食堂聚餐庆祝，大家都喝了不少酒。
聚餐后，杜平太带着三四十个年轻人坐上中巴车，绕着10公里干道绕行一圈，最后在始信路佳安公司附近停了下来。
下车后，杜平太对着黑灯瞎火的二十埠方向问大家：“你们看到了什么？”
年轻人说，没看到什么，有人说看到了远处香馨公司方向有一盏日光灯亮着。
杜平太借着酒兴，豪情万丈：“不，那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你们看，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火辉煌！”
杜平太手舞足蹈地比画着，他的激情和梦想在酒精的催化下彻底爆发了。
年轻人一个个听得热血沸腾，他们也被杜平太的激情点燃了，想起吃过的苦头，受过的委屈，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020年9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央视拍一部《扶贫路上的文学力量》的专题片，知道我要写一部新合肥的创业史，摄制组到我房间采访，我对记者们说到了这一情节，现场年轻的导演魏瑞娟眼泪似断线的珠子流了下来，把我吓了一跳。回来后她微信截图发了一段她跟台领导的对话给我。其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周四采访听许春樵说的。”“我真的好感动。”“就是他说他们指着黑黢黢的黑夜说，那里就是新合肥。”“我默默地一直在哭。”
这段微信截图我至今还保留在手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