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苏联歌曲大师杜纳耶夫斯基

记苏联歌曲大师杜纳耶夫斯基

在写歌曲的苏联作曲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或者说，在中国最受欢迎、影响力最大的，毫无疑问，当首推杜纳耶夫斯基（И.Дунаевский）。他的歌曲《快乐的人们》（Марш весёлых ребят）、《快乐的风》（Песня о весёлом ветере）、《雁之歌》（Высоко，под самой тучей）、《热情者进行曲》（Марш энтузиастов）、《祖国进行曲》（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е）、《青年歌》（Молодёжная）、《我的莫斯科》（Моя Москва）、《飞翔吧，和平鸽》（Летите，голуби，летите）、《红莓花儿开》（Ой，цветёт калина）、《从前是这样》（Каким ты был）、《你不要忘》（Не забывай）等，至今还在中国民间和各类音乐会上传唱。

但在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最初那几年，电台、电视台不再播放苏联时期歌曲，书店商场也不再销售苏联歌曲的乐谱和唱片，音乐会上主要演出俄罗斯古典浪漫曲、民歌和宗教歌曲，也几乎听不到苏联歌曲的曲目，杜纳耶夫斯基还有其他苏联作曲家的歌曲曾“被冷落”了好多年。

物换星移，时代不同了，杜纳耶夫斯基过气了吗？他那些高歌猛进的进行曲和清新单纯的爱情曲过时了吗？现在还会有人愿唱愿听他的歌曲吗？他的歌曲作品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吗？

“轻音乐大师”的童年

1900年1月30日，杜纳耶夫斯基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洛赫韦察镇一个犹太人家庭，因此他有一个长长的犹太姓名：伊萨克·贝鲁·约瑟夫·贝察列夫·察利耶维奇·杜纳耶夫斯基。不过，通常他用的是一个俄式的姓名：伊萨克·奥西波维奇·杜纳耶夫斯基（Исаак Осипович Дунаевский）。他父亲是当地一家信贷社的出纳员，他爷爷是犹太教堂唱诗班的领唱，他母亲会弹钢琴也会拉小提琴，而且唱歌也唱得不赖，他舅舅会弹吉他，也会吹口琴。全家最大的乐趣是经常去看走穴的乌克兰戏班子的演出和城市公园的露天音乐会。他的博利斯哥哥有一位钢琴教师，经常在他们家里弹奏贝多芬、肖邦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当时年仅五六岁的小伊萨克静坐在一边听得出神。过了几年，他的父母也给他请了一位小税务官来教他小提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7个孩子（6男1女），后来有5人成为了职业音乐人。

杜纳耶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和乌克兰的大自然、乌克兰的民间文化艺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10年他们全家迁居乌克兰东部大城市哈尔科夫。杜纳耶夫斯基在中学就读期间还在哈尔科夫音乐学校学小提琴和作曲。大城市的音乐环境、学校的良好条件，培养了杜纳耶夫斯基多方面的艺术兴趣：从歌剧、民间音乐喜剧到娱乐音乐、舞会音乐和军乐。并且他自己还学会了弹钢琴。

最使他忘不了的，是中学校长家的音乐沙龙。他担任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这位未来的作曲家狂热地从不朽的古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他后来回忆说：“每次参加完音乐晚会回去，总是深更半夜了。我常常在街上情不自禁地高唱或低吟着令我醉心的旋律。”

杜纳耶夫斯基在中学期间就显示出自己在作曲方面的天赋和浓厚的兴趣，在15~16岁时就写出了第一批钢琴小品。

他在1947年写给母校一位教师的信中曾经这样说：“三十五年以前，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您能不能料到：我，当年一个小小的乐手——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和鲍罗丁的崇拜者，竟会成为‘轻音乐大师’？实际上，正是那时打下的牢固根基，才使我今天能以严肃的手法创作出‘轻松’的作品来。”

杜纳耶夫斯基1918年以金质奖章在中学毕业后，遵循父命考入了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同时兼读于哈尔科夫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和小提琴系。但他对法律实在不感兴趣，过不久就放弃了，一心攻读音乐。

剧院是他的第二座大学

19岁毕业时已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了。杜纳耶夫斯基考进了哈尔科夫剧院，担任首席小提琴手和乐队指挥。五年后去了莫斯科，先后在几家剧院担任作曲和指挥。又过了五年，去了列宁格勒。他每到一个城市，都是在剧院里工作——担任作曲、首席指挥或艺术指导，指挥过轻歌剧、滑稽剧、芭蕾舞剧，轻音乐和讽刺小品的演出。

他在剧院里结识了俄罗斯戏剧界许多泰斗，参与了大量世界名剧的演出，尤其是快乐的喜剧和尖锐的讽刺剧，例如《一仆二主》《图兰朵》《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伪君子》等。剧院成了他的第二座大学，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各种各样的经验，学到了不少东西。用杜纳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剧院教会他“养成音乐语言的具体性，在音乐中进行舞台化的思考，即现实地可触摸的音乐形象”。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比较偏重技巧提高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他开始在摸索怎样用音乐语言更好地反映新生活了。

杜纳耶夫斯基后来持续不断的、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就是在剧院里开始的，他自己称这一时期“就回忆而言是最甜蜜的，对自己的影响而言是最重要的”。

早在20世纪上半叶，杜纳耶夫斯基就已经开始在轻歌剧领域进行创作尝试，当时在苏联上演的，一类是匈牙利作曲家雷哈（Ferenc Lehár，1870~1948）和卡尔曼（Imre Ká1mán，1882~1953）的轻歌剧，另一类则是赶时髦、搞笑、格调不高的滑稽剧。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的第一批轻歌剧开始尝试反映苏联人的现实生活，探索当代的正面人物。其中1927年的《未婚夫们》（Женихи）在当时很受欢迎，虽然他那几年创作的轻歌剧，在现在看来是稚嫩的、不够成熟的，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但后来的学界要谈论苏联轻歌剧历史，大多从《未婚夫们》谈起。杜纳耶夫斯基通过创作和演出积累了经验，学会灵活地运用新的体裁、新的声调音律，渐渐形成了这位未来的苏联歌曲泰斗的成熟的技艺。

1929年他在列宁格勒结交了乌焦索夫（Л.Утёсов，1895~1982）——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创办人和主唱。爵士音乐源自美国的黑人乐手。苏联音乐家拿来“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尝试以苏联歌曲的音调和苏联各族民间音乐的元素来丰富爵士乐这一音乐品种。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当时就摆在杜纳耶夫斯基的面前，他为乌焦索夫乐队改编和创作了不少爵士歌曲和爵士乐曲，他用实践证明爵士乐队也可以在苏联土壤上生根发芽，开放出具有苏联歌曲独特音律的爵士之花。

有声电影给了他新的起点

杜纳耶夫斯基真正获得全民声誉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时开始有了有声电影。正是有声电影这一最大众化的艺术，把这位作曲家推到苏联音乐艺术的前沿。从1931年开始，杜纳耶夫斯基参加了当时位于列宁格勒的“苏维埃白俄罗斯电影厂”。他应邀为第一批白俄罗斯影片配乐并兼任新电影录音的指挥。第一批影片单薄粗糙，音乐在其中纯粹只起到辅助作用。电影厂的领导甚至谨小慎微地对待从“音乐厅”来的作曲家，生怕他配上过于轻佻的音乐玷污了相当严肃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于是，在拍摄期间杜纳耶夫斯基和过度“警惕”的领导不时发生摩擦，他深深地感到屈辱，差一点和电影厂闹翻。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伯乐”，从此改变了杜纳耶夫斯基的人生，他就是格·阿列克桑德罗夫（Г.Александров，1903~1983）。当时他还在大导演爱森斯坦（С.Эйзенштейн）的影片《罢工》（Стачка）、《波将金战舰》（Броненосец«Потёмкин»）、《十月》（Октябрь）中担任助理导演。1932他开始独立拍片，酝酿拍一部“爵士音乐喜剧”，邀请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创始人乌焦索夫饰演主角。乌焦索夫把杜纳耶夫斯基力荐给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十分赏识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才华，特邀他来为未来的音乐片作曲。

杜纳耶夫斯基异常兴奋，加入了年轻的摄制组，他果然不负众望。写出的欢快的、朝气蓬勃的青年歌曲成为影片的核心，成为情节开展的基本推动力，音乐在影片中广泛地、全方位地参与，这在苏联早期电影中还是从未有过的。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

1934年12月25日，一部名为《快乐的人们》（Весёлые ребята）的音乐喜剧片首映，没过几天，几乎全国到处都在唱那首热情奔放的主题歌《快乐的人们进行曲》。那些年，在红军队伍里、在农村田地上，在奔驰在全国公路上的汽车里，到处可以听到这首歌，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们也在唱。

《快乐的人们》的上映，可说是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生活的新起点，也是群众歌曲的新起点（就世界范围而言），因为在它之前，还不曾有过像这样洋溢着青春活力和欢乐气息的、体现新时代新人精神风貌的歌曲作品。它还证明了他过去在剧院里十多年的苦功和探索没有白费。这位天才的作曲家已经能够在影片中出色地掌握和运用音乐这一工具，走上成熟的道路。

这部影片第一次确定了苏联音乐喜剧片样式。影片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和主演奥尔洛娃形成的创作集体，在后来几年还推出过三部音乐片：《大马戏团》（Цирк）、《伏尔加-伏尔加》（Волга-Волга）和《光明之路》（Светлый путь），均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电影主题曲《快乐的人们进行曲》成功席卷全国，使杜纳耶夫斯基成了各家电影厂最抢手的红人，各方争先恐后地邀请他为新电影配乐——生活片、喜剧片、体育片、儿童片。作曲家在战前这段时期的高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仅在1936年一年他就为5部影片配乐，每一部电影必有两三首新的歌曲，而且电影一上映，其中的插曲几乎一下子就斩获了几百万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热烈反响。例如：电影《球门手》（Вратарь）中朝气蓬勃的《体育进行曲》（Спортный марш）、电影《追求幸福的人》（Искатели счастья）中玲珑剔透的《渔歌》（Рыбацкая）、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儿女》（Дети капитана Гранта）中活泼轻快的《快乐的风》、电影《富裕的未婚妻》（Богатая невеста）中豪迈的集体农庄女庄员进行曲《前进，前进，快乐的姐妹们》（Марш весёлых подруг），还有电影《贝多芬音乐会》（Концерт Бетховена）中少先队歌曲《哎，多么好！》（Эх，хорошо!）等，在全国传唱。

《祖国进行曲》是他的巅峰之作

1936年5月25日首映的《大马戏团》中的音乐被公认为杜纳耶夫斯基的巅峰之作。杜纳耶夫斯基在影片中设计并创作了那么多的音画，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有华丽嘹亮的《出场进行曲》（Выходной марш），有抒情流畅的《月光圆舞曲》（Лунный вальс），有马戏团丑角的滑稽小调《一辈子放声歌唱》（Весь век мыпоём!），有真挚温馨的《摇篮曲》（Колыбельная“Сон приходит на порог”и“Спи, мой мальчик”），当然，还有主题歌《祖国进行曲》，它成了苏联爱国主义的歌曲标识，后来传唱很广，相当于苏联的“第二国歌”。

《祖国进行曲》一向被认为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也是苏联群众歌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之一。它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苏联著名音乐学家聂斯梯耶夫（Израиль Нестьев，1911~1993）曾这样评论过杜纳耶夫斯基：“如果《祖国进行曲》只是杜纳耶夫斯基的唯一作品，那他的艺术功绩已足以获得普遍的赞扬，更何况他还写了无数家喻户晓的歌曲呢！”

1936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决议：“由于发展电影艺术事业中的贡献以及创作出一系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苏联歌曲”，特授予杜纳耶夫斯基和他的合作者——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В.Лебедев-Кумач，1898~1949）以劳动红旗勋章。

就是这些年，斯大林在党内搞大清洗运动，揭发“危害分子”和“人民公敌”。斯大林的“威权”正处于至高无上的地步。这种在高层干部中开展的恐怖镇压对于平民百姓、对于文化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太清楚。不过，也是在这些年，苏联全境掀起了建设高潮，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显得欣欣向荣。怀着社会主义热情的年轻人都在高唱：“这歌声帮助我的生活和建设”，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杜纳耶夫斯基无疑是当时最受欢迎、最令人瞩目的作曲家。1937年起他担任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领导，1938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

搞砸了的《斯大林颂》

1937年，有一次在音乐会结束后，权倾一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人称“铁腕”的叶若夫（Н.Ежов）走到杜纳耶夫斯基跟前，先是对他的音乐夸上几句，接着话锋一转，说：“您的歌曲非常出色，涉及许多现实题材，但最主要的您没有写，没有歌颂斯大林同志。”杜纳耶夫斯基委婉地找了个托辞，说：“因为没有合适的歌词。”

不几日，叶若夫就送来了一份署名伊纽什庚（М.Инюшкин）写的歌词，并要求杜纳耶夫斯基亲自谱曲，讲明是要呈献给斯大林的。作曲家不敢怠慢，他以庄严肃穆的众赞歌风格（12/8拍子）引入正歌，接着副歌转为4/4拍子的合唱进行曲。这首题为《斯大林颂》（Кантата о Сталине）的合唱作品完稿后立即交由苏联国家合唱团演唱，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录成了唱片。

隔几天，在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和他身边的人一起审听这首新歌。他听完了唱片，沉默一会儿，慢悠悠地说：“杜纳耶夫斯基同志发挥了他全部的出色才华写成了这首歌唱斯大林同志的歌，可谁也唱不了。让他写歌，不是给斯大林同志的，而是要给所有的苏联人民的。”由此看来，斯大林是不满这位擅长于写群众歌曲的作曲家却写了一首不够“群众化”的颂歌，以至于无法让“所有的苏联人民”来唱。

杜纳耶夫斯基的这首《斯大林颂》是以第一时间进了录音棚，录成的唱片也是以第一时间进了音乐商店，很快，也以第一时间撤下了架。不过，伊纽什庚的歌词倒也没有“浪费”，第二年由阿·阿列克桑德罗夫（А.Александров）谱上了曲，并由他领导的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唱，也录了唱片。五十年代，歌曲还译成了中文，由我国的中央乐团演唱录制成唱片。

这是杜纳耶夫斯基第一首也是唯一的一首奉命写的斯大林颂歌。战后，他和苏联其他作曲家一样，也曾卖力地尝试写歌颂领袖的歌，写过两首，显然比第一次更糟，不仅没有出唱片，甚至都没有出版发表。

展示了歌曲创作的十八般武艺

1938年4月，标志着杜纳耶夫斯基另一创作新成就的影片《伏尔加-伏尔加》（Волга-Волга）上映了。这是杜纳耶夫斯基与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合作的第3部音乐故事片。这部影片再次显露了杜纳耶夫斯基娴熟地运用各种歌曲体裁的非凡才华。影片中的歌曲各种类型都有，可说是集歌曲所有体裁之大成了：有抒情宽广如江河奔流的《宽阔的河面上》（Дорогой широкой），有引航员滑稽小曲（Куплеты лоцмана），有运水员诙谐小调（Куплеты водовоза），有炊事员表演唱（Песня поваров），有一阵旋风似的《青年歌》，还有主题歌《伏尔加之歌》（Песня о Волге）贯串整部影片——时而是进行曲式的女声独唱，时而是管乐和颂歌风格的大合唱，还摇身一变成了爵士钢琴曲，最后由交响乐队奏响。在杜纳耶夫斯基的笔下，歌曲无论是诙谐、讽刺，或是抒情、豪放，都是那么得心应手。

《光明之路》是杜纳耶夫斯基在战争以前写的最后一部电影，于1940年10月上映。影片中最成功的曲子就是《热情者进行曲》。歌曲的两位作者赋予“热情者”一词全新的含义，它是专指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自觉地积极地投身于崇高事业的群体。这首赞美创造性劳动的歌曲，体现了青年人的远大志向、宽阔胸怀和豪迈气魄，就是在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没有失去它原本的气息。有力的、富有弹性的节奏，流畅的、轻快的旋律，轻音乐性质的题材，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音乐内容——这就是杜纳耶夫斯基歌曲的特点。在苏联音乐界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

“这是杜纳耶夫斯基的风格”。

应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下半叶是杜纳耶夫斯基在乐坛上最叱咤风云的时期，他经常举行音乐会，指挥自己的作品演出。1937年，他当选为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主席，和肖斯塔科维奇（Д.Шостакович）、格涅辛（М.Гнесин）、楚拉基（М.Чулаки）一起主持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的创作部门，常和同行们切磋音乐，列宁格勒作曲家很佩服他的组织才能、他的口才和他对音乐生活所有细节的深入理解。

1941年，杜纳耶夫斯基由于写了《大马戏团》和《伏尔加-伏尔加》这两部影片音乐而获得了斯大林文艺一等奖，并且还荣获了俄罗斯功勋艺术工作者的称号。(https://www.daowen.com)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纳耶夫斯基在战前写的这些作品对苏联歌曲艺术的发展起着不小的作用。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毫无疑问是苏联歌曲的瑰宝。

战争抑制了他的创作灵感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杜纳耶夫斯基的歌曲一下子被人晾在一边了。因为他那些欢天喜地、无忧无虑的歌曲已经不适合当时人们的心境，但是他的《祖国进行曲》在那些日子里则以新的能量响起，《祖国进行曲》成为了苏联爱国主义永不泯灭的象征。人们怀着更深沉、更虔诚的感情去唱它。前线的战士发起冲锋时唱，后方的游击队在营地篝火边唱，法西斯集中营的囚徒们也在低声哼唱，当苏联红军进入被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的城市，主宾们激动地一起高唱这首歌。

《祖国进行曲》的首句旋律成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呼号。每一天，当电台的音乐呼号响起，人们就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二战”战场上新的战报。

战争打断了杜纳耶夫斯基在电影和轻歌剧领域多年的工作，在这四年里，他带领苏联铁路员工歌舞团沿着干线巡演。作曲家和歌舞团里一些同志合作，也写过一些抗战歌曲，比如《冲向敌人，为了祖国！前进！》（На врага，за Родину! Вперёд!），并在工人和士兵面前演出。这些新歌曲看来都不太成功，以至于他的同行们把他的名字Исаак戏称为Иссяк。Исаак（伊萨克）和Иссяк（伊夏克）发音相近，但后者含“江郎才尽”的意思。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天性是快乐的、乐观的、喜剧性的，显然，严肃的战争题材不太适合杜纳耶夫斯基的创作个性。他的朋友和同行索洛维耶夫-谢多伊（В.Соловьёв-Седой）曾这样评论过他：“他是欢乐的歌手、阳光的抒情诗人，在他的调色板上找不到冷峻森严的色调。”

不过，在那段时期，倒是有一首歌曲流传了下来，那就是1942年在宣传列车的车厢里写成的《我的莫斯科》，当时他正带领着铁路歌舞团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各军分区巡回演出。

《我的莫斯科》在第二年通过莫斯科电台开始在首都大街小巷流传，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歌曲成功地把日常生活抒情曲精练的音调和进行曲的节奏结合起来，深沉而富有感情，它成了苏联人全民抗战的象征。幸亏有这首重量级的歌曲，否则，杜纳耶夫斯基在四年卫国战争期间的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五十三年以后，也就是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决议，《我的莫斯科》成为莫斯科市的正式市歌。

他又把全部热情投入电影音乐

在“车轮”上度过了两年多，杜纳耶夫斯基于1944年回到莫斯科定居直到去世。他一生最后十一年一直在不断地创作探索。他还是以全部热情投身于他心爱的体裁——轻歌剧和电影音乐。还像以往一样，他依旧是位具有戏剧天性的非凡艺术家。只有在舞台和电影场面中，那些具体的舞台现实，那些鲜活的人物性格才会激活他的创作灵感。而在戏剧和电影之外的歌曲，他少有成功。

1947年，格·阿列克桑德罗夫执导的影片《春》（Весна）在布拉格拍外景，为影片配乐的自然还是老搭档杜纳耶夫斯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环境动荡不定，杜纳耶夫斯基未向苏联驻捷克大使馆请示，擅自接受了当地某个右翼小报的采访，小报记者把她访谈内容经过一番加工，让读者觉得似乎杜纳耶夫斯基完全赞同她的政治见解。这件事，可能真的惹恼了斯大林。

回到莫斯科，杜纳耶夫斯基得知他的轻歌剧《自由之风》（Вольный ветер）已经列入本年度的“斯大林文艺奖候选名单”。当时几乎全国各地的音乐喜剧院都在竞相上演《自由之风》。不过很快又获悉斯大林亲手从获奖名单上划去了杜纳耶夫斯基。这个内部消息在音乐界、在其朋友和熟人中间不胫而走，这对于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于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通过大众媒体或者在作曲家协会的会议上对他进行肆无忌惮的攻讦。而另一些曾经和他紧密合作的朋友也尽量躲开他。首先就是那位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虽然他以前的几部音乐故事片广受欢迎，杜纳耶夫斯基功不可没。而在《春》之后，格·阿列克桑德罗夫着手摄制《易北河会师》（Встреча на Эльбе）时，他邀请为电影配乐的已不再是原搭档杜纳耶夫斯基，而是肖斯塔科维奇了。

创作更上一个台阶

这段时间并不长，来了一位在电影界以“特立独行”出名、曾5次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大导演贝利耶夫（И.Пырьев，1901~1968）。他对杜纳耶夫斯基的才华钦佩得五体投地，甚至赞之为“苏联莫扎特”。他们俩早在战前就已成功合作过音乐喜剧片《富裕的未婚妻》。现在，他力邀杜纳耶夫斯基为他的影片《快乐的集市》（Весёлая ярмарка）创作音乐。

《快乐的集市》后来正名为《库班哥萨克》（Кубанскиеказаки，在中国上映时更名为《幸福的生活》），于1950年2月27日在全国上映，电影院的上座率每天都在飙升。不几日，新片插曲《从前你这样》《红莓花儿开》等已经人人在唱。这部影片剧本好、导演好、音乐好、演员好、色彩好，更重要的，影片还具有特殊的思想意义——正在医治战争创伤，还挨着饿的国家里，号称“苏联粮仓”的库班地区的人们，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生活得就像在童话里。斯大林在战前一直希望苏联能拍出一部足以与美国影片《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相媲美的音乐故事片，而这部《幸福的生活》让斯大林多少有点心满意足了。这一年颁发斯大林文艺奖，《幸福的生活》的编剧、导演、摄影、6位演员和作曲家都获得了奖。杜纳耶夫斯基在那一年终于获得了“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的荣衔。

继《幸福的生活》之后，杜纳耶夫斯基又为影片《我们坚持和平》（Мызамир）配乐，这是一部记录1951年8月在柏林举行的第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盛况的文献纪录片。影片一开始的一首以保卫和平为题材的童声抒情合唱《飞翔吧，和平鸽》创造了光明和温暖的感觉意境，这首歌后来被公认为作曲家抒情合唱曲的典范作品。

1954年上映的贝利耶夫导演的《忠诚的考验》（Испытание верности）是杜纳耶夫斯基生前最后一部电影音乐。他除了承传在《光明之路》《伏尔加-伏尔加》《春》等影片中形成的创作路子，在《忠诚的考验》中还努力探索更严肃、更豁达开朗的音乐形式。影片中照例有许多插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3首圆舞曲：歌唱莫斯科春天的抒情合唱圆舞曲《多么好！》（Хорошо!）、诙谐风趣的《委托》（Поручение）和深情感人的《你不要忘》。尤其是第3首，它后来成为最受人欢迎的抒情歌曲之一。

《你不要忘》为他送行

1955年春，他又有新的创作计划，离群迁居在“作曲家创作之家”森林小屋里埋头创作歌剧《白色金合欢花》（Белая акация）。其实杜纳耶夫斯基从50岁以后，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心脏病加剧。但他依旧精力旺盛地从事创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55年7月，他尽管自我感觉不佳，但还是从森林小屋出来亲临拉脱维亚民族歌曲节，那里有他的两台作品音乐会。最后一天，里加的天气特别热，杜纳耶夫斯基觉得胸闷气急，有人劝他去看医生，他说：“没事儿。不用大惊小怪。”7月22日，作曲家要返回莫斯科，群众聚集在里加车站欢送他，列车将要启动时，歌唱家柳德米拉·伊凡诺娃（Людмила Иванова）带头唱起了“你不要忘……”，接着，在场所有人也随着唱了起来，杜纳耶夫斯基就站在车厢门口指挥。只过了三天，7月25日，才55岁的杜纳耶夫斯基就溘然长逝了。

《白色金合欢花》成了作曲家的“天鹅之歌”。这部轻歌剧最后是由他的朋友——作曲家莫尔恰诺夫（К.Молчанов）完成，1955年11月24日举行首场演出时，原作者本人已无缘看到了。

杜纳耶夫斯基后继有人

杜纳耶夫斯基兄弟姐妹共7人——6男1女，他排行第三。大哥博利斯（Борис）是指挥家；二姐琪娜伊达（Зинаида）是教师；老四幼年夭折；弟弟米海伊尔是（Михаил）世界闻名的指挥家；谢苗（Семён）是铁路儿童歌舞团的艺术指导，俄罗斯人民艺术家；最小的一位琪诺韦（Зиновий）是顿巴斯矿工歌舞团的艺术指导，乌克兰功勋艺术工作者。

杜纳耶夫斯基1925年和琪娜伊达·苏杰伊金娜结婚，生了个儿子叶甫根尼，后来是莫斯科的画家。四十年代中期，杜纳耶夫斯基和国家大剧院一位芭蕾舞演员卓娅·巴什柯娃非婚同居，1945年1月生了个儿子马克辛。马克辛10岁时，父亲去世，但马克辛异乎寻常的音乐天赋引起了关注，这才由各级部门特批，正式继承了“杜纳耶夫斯基”这个姓氏。马克辛·杜纳耶夫斯基（Максим Дунаевский）毕业于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是当今俄罗斯流行乐坛上名噪一时的作曲家，至今已写了四十多部电影音乐和歌曲，如：《达达尼昂和三剑客》（Д’Артаньян итри мушкетёра）和《玛丽·波宾斯，再见！》（Мэри Поппинс, до свидания!）等。2006年荣膺“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称号。不过，马克辛只继承了父亲的音乐细胞，而音乐风格则与其父大相径庭。

他又是苏联爵士乐大师

杜纳耶夫斯基一生写了100多首歌曲、轻歌剧11部、电影音乐25部、芭蕾舞剧4部、话剧配乐30部，还有许多爵士乐曲和轻音乐曲。

毫无疑问，电影音乐在杜纳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成就是最高的。二十年内，他为25部影片配乐，每部都少不了插曲。作曲家以主题歌为主心骨构建整个的音乐布局。歌曲不仅成为影片的主导动机，而且成为影片的思想基调。歌曲推动主题，参与影片主要形象的展现。影片一公映，杜纳耶夫斯基的电影歌曲很快就广泛流传开来。往往影片时过境迁早被人遗忘，而他的歌曲依旧传唱不衰。

杜纳耶夫斯基虽然没有专题交响乐作品，但从他的轻歌剧音乐和电影音乐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判断他也是写交响乐的高手。肖斯塔科维奇曾高度评价杜纳耶夫斯基的交响乐天赋，他举出影片《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序曲为例：“这首序曲就是一首豪迈兴奋、热情洋溢的交响乐作品，作曲家本人也认为这首序曲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之一。”

谈论杜纳耶夫斯基的创作成就，我们不能不提他的爵士乐。杜纳耶夫斯基和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乌焦索夫乐队）紧密合作，他为乐队创作爵士乐曲，他们俩在发展苏联爵士乐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人称“乌焦索夫-杜纳耶夫斯基爵士乐”。乌焦索夫宣告，他们的爵士乐不是美国爵士乐的模拟或翻版，也有别于国内或国外的其他爵士乐，它倚仗由现代苏联群众歌曲贯串着的苏联音乐传统。它首先凸显出两个令人瞩目的品质：活泼开朗的情趣和鲜明流畅的旋律性。

杜纳耶夫斯基在轻音乐、爵士乐方面的成就在当时几乎无人匹敌。

他又是苏联轻歌剧大师

杜纳耶夫斯基还是轻歌剧的大师，苏联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的歌曲作品影响太大、流传太广，以至于掩盖了他在轻歌剧方面的成就。早在战前，他在各家剧院工作时就一直对轻歌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938年推出了《金色山谷》（Золотая долина），1941年是《通向幸福之路》（Дороги к счастью），后来，战争中断了他在这方面的尝试。战后他又拿起了笔，把自己在歌曲创作、爵士乐和交响乐、电影音乐特别是戏剧舞台领域所积累的经验综合在一起，出色地运用于他的轻歌剧创作。1947年推出的《自由之风》显示了他巨大的天才和成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自由之风》和以前写的《小丑之子》（Сын Клоуна）、《金色山谷》于五十年代在全国许多剧院演出，盛况空前，引出许多仿作。他的那些轻歌剧是他本人独特的才华、创作构思、文化修养和专业技艺的结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还没有“音乐剧”这样的称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杜纳耶夫斯基的“轻歌剧”（operetta）其实就是现今的“音乐剧”（musical）。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那些“轻歌剧”的艺术水平与同时代的百老汇音乐剧相比，毫不逊色。苏联音乐家卡巴列夫斯基（Д.Кабалевский）曾这样评论他：“我毫不怀疑，如果杜纳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能碰到那样的合作者——如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电影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和爵士乐大师乌焦索夫那样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人，那么他在轻歌剧领域会做得格外出色。”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门当户对”的搭档，限制了他展翅飞翔。

他音乐生命力的“秘密”

“苏联群众歌曲”是二十世纪苏联作曲家对世界音乐文化的一个极有价值的贡献。杜纳耶夫斯基虽然不是最先运用这一歌曲体裁的作曲家，却是善于熟练地运用这一新兴的样式并把它发展到极致的作曲家。他和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合作，把严肃的政论力量、崇高的英雄激情以及个人的情感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凸显昂扬的精神和浪漫的气质。他们把群众歌曲提升到足可与艺术歌曲并肩的高度，他的创作为当时的音乐生活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杜纳耶夫斯基音乐中强烈生命力的“秘密”在于他那永不阴沉的乐观主义、对生活的挚爱和对光明的信仰。正由于这一特性，他的音乐反映了人们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时代感情，体现了人民一往无前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所以能广泛流传，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他的歌曲《卡霍夫卡之歌》（Песня о Каховке）、《快乐的人们》《快乐的风》《祖国进行曲》等成为苏联群众歌曲的样板，对后来的苏联作曲家和国外作曲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毁誉由谁人评说？

杜纳耶夫斯基去世七年后，即1962年，他在莫斯科居住过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利佩茨克都有“杜纳耶夫斯基大街”。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的儿童音乐学校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苏联人民热爱他、怀念他。

但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某些评论家（尤其是西方的评论家）给杜纳耶夫斯基加上了许多恶谥，称他是“斯大林的宫廷作曲家”“斯大林时代的音乐吹鼓手”“赤贫的斯大林苏维埃时代的脑残浪漫主义者”。真是“招谁惹谁”了？实在是因为杜纳耶夫斯基名气太大、对世界各国音乐生活的影响也极大，他是苏联歌曲的代表人物，于是就成了“出头椽子”。而实际上，所谓的“宫廷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他根本没有和自己的“主子”见过面，也没有获得过恩宠去斯大林面前演出。假设他有什么“意愿”需要上达天听的话，也得通过“宫廷”官员转呈。如果我们不存偏见，不妨想想：本文第一段提到的杜纳耶夫斯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究竟与所谓的“极权制度”、与“暴君”有什么关联？创作文学艺术的不是“制度”、不是“暴君”，而是文学艺术家，是那些植根于民间、和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文学艺术家。

杜纳耶夫斯基忠诚地服务于他的祖国，服务于人民，像千百位苏联作曲家和词作家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唱出自己的心声，永远不昧良心。回响在我们耳中的是纯净的、收买不了的声音：“活着并爱着！”他是讴歌生活和爱情的永远的“热情者”！

结语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些问题：时代在前进，杜纳耶夫斯基的歌曲过时了吗？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吗？

今天，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人文精神缺失，审美趣味低俗，泛滥着的娱乐歌曲有很多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自作多情的。一个社会要健康地发展，难道不是更需要像杜纳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洋溢着青春活力、豪迈激情，相信未来并亲手创造未来的“热情者”吗？难道不是更需要杜纳耶夫斯基的朝气蓬勃、促人奋进的歌曲吗？

我曾经写过一篇《苏联歌曲赞》。当我一一列举苏联歌曲的优良品格时，我脑海里最先想到的便是杜纳耶夫斯基的作品。换句话说，杜纳耶夫斯基的作品囊括了苏联歌曲所有的优良品格，也可以这么说，杜纳耶夫斯基是苏联群众歌曲最杰出、最典型的代表。

“热情者”杜纳耶夫斯基的歌曲永远年轻，它不仅属于现在，而且属于未来！

写于2014年4月

题注：“热情者”，俄语为Энтузиаст，相对应的英文应该是Enthusiast。按照词典的解释，是“热心人，积极分子，热衷于（某种信仰、事业等）的人”的意思。不过，本文所谓的“热情者”一词另有深层次的含义，它是专指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自觉地积极地投身于崇高事业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