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苏联歌曲大师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记苏联歌曲大师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这位作者的另外几首作品，例如《海港之夜》（Вечер на рейде）、《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Пришла и к нам на фронт весна）、《共青团员之歌》（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ощальная）、《出发》（В путь）等，半个多世纪来也一直在我国广为流传。他就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索洛维约夫-谢多伊（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Соловьёв-Седой）。

土生土长的音乐环境

这不是一个音乐世家。小瓦西里的父亲早年是种田的农民，后在沙皇军队当过兵。退役后到圣彼得堡（后一度称“彼得格勒”，又改名“列宁格勒”，现已恢复旧称），在一幢五层住宅大楼的物业管理处找了一份收拾园子的活儿。他母亲很会唱歌，曾在著名的女歌唱家瓦尔采娃（А.Вяльцева）身边做女佣，女主人非常赏识她，还把她安顿在民歌合唱团。他们生了4个孩子，两男两女，小瓦西里是老四，他出生的那一天是1907年4月25日。

逢年过节，大楼拐角的物业管理处就挤满了人，小瓦西里的父亲拉着巴扬手风琴，他母亲一首又一首唱着民歌和乡村歌谣，博得众人的热烈喝彩。父母的音乐爱好对小瓦西里未来音乐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从小就学会了拉巴扬手风琴，弹奏巴拉莱卡琴等俄罗斯民间乐器。

小瓦西里天生一头灰白的头发，他父亲慈爱地摸着他的头，叫他“小白毛”，用俄语来说，就是“谢多伊”（седой）。院子里的孩子也都跟着叫他“谢多伊”。

7岁的时候，他和大楼里的另外两位小朋友组成一支小乐队：小瓦西里弹奏巴拉莱卡，另外两位分别弹奏曼陀林和七弦吉他。他们经常在楼梯拐角的平台上排练，住户们嫌吵，把他们撵得几乎无处安身。

住户中有一位马林斯基剧院（曾改名“基洛夫剧院”）乐队的大提琴手。有一次他带小瓦西里到剧院去，安排他坐在乐池的一角。那天正上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一部歌剧，这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第一次接触到歌剧，他后来回忆说：“我被所见所闻的一切镇住了……一种最美的、激动人心的、难以用言辞表达的感受慑住了我。这一最初的感受，当然，影响了我未来的整个命运。”

小瓦西里不光是爱好音乐，还对戏剧着迷，大楼的小朋友组织了一个剧团，小瓦西里不仅担任美工，绘制海报，这位才上一年级的小学生还雄心勃勃地编写过脚本。时尚滑稽剧在大楼里演出时，小瓦西里还为演出配乐伴奏。

大楼里有一家小电影院，小瓦西里经常跑去帮放映师搬动胶卷装到放映机上，还帮他收拾场地，放映师因此允许小瓦西里每天早上上学之前可以过来弹一会儿钢琴。

大楼还有一家住户，是位工程师，他家境富裕，但少有欢乐——他家唯一的儿子瘫痪在床。工程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看中了小瓦西里，特地找到他的父母，要雇用小瓦西里去陪伴儿子。就这样，小瓦西里来到了工程师的家，那里有一架钢琴，过了一段时间，小瓦西里无师自通，学会了弹奏简单的曲子和一些街头小调。他还把平时听到的一切都弹奏出来。当时的工人聚居区的音乐主要是乡村民歌、浪漫曲和街头艺人的俚俗小曲，这些形成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最初的音乐趣味。把良苗和莠草区分开来，把真正民族的和民间的歌曲与鄙俗的小市民歌谣区分开来，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

新的时代给了新的机遇

十月革命胜利，瓦西里虽然才10岁，也已经感受到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看到过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看到过布尔什维克散发传单和标语，听到了激昂慷慨的革命歌曲。新世纪开始了，索洛维约夫一家也搬进了新居。

1918年春，瓦西里转入第110统一劳动学校。那年他母亲去世，父亲又多病。课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影剧院为无声影片即兴弹奏钢琴配乐。前面提到的马林斯基剧院那位乐队大提琴手劝说他父亲发展孩子的音乐天赋，并给瓦西里介绍了一位钢琴老师。课程持续不久，瓦西里觉得照着乐谱练琴枯燥乏味，他宁肯随兴所至地即兴弹奏。他参加了年轻人的俱乐部。每逢周六，俱乐部上演话剧和歌舞，弹琴配乐都少不了他。

1923年，索洛维约夫从九年制学校毕业，报考综合技术学院落榜，只得又在列宁格勒一家俱乐部充当钢琴即兴伴奏。后来，开始积极参加“活报剧”的演出，他为演出写音乐、担任配乐弹奏和导演。渐渐地，他的即兴弹奏在圈子里小有名气，于是，艺术体操工作室和舞台艺术专科学校邀请他为体操课伴奏，再后来，电台也邀请他为广播体操节目伴奏。实践的机会多了，他也越来越感到自己不专业的缺憾。

有一天，电台来了位青年作曲家，听到索洛维约夫的即兴演奏，立刻明白他眼前这位不满20岁的年轻人有超群的作曲天赋，劝告他要认真学音乐。

瓦西里决定去报考列宁格勒中央音乐专科学校。他的手指受过伤，知道成不了钢琴家，就报考作曲系。报考作曲系需上交自己的作品，但他没有——他既不识谱也不会记谱。评审委员会主席就让他即兴弹奏一首进行曲并且指定是三段体曲式的，瓦西里信心十足地坐到钢琴前，一曲弹罢，他上了录取名单第2名，被安排在彼得·梁赞诺夫教授（П.Рязанов）的班级里，从此他开始了专业学习。

梁赞诺夫教授是瓦西里的第一位恩师。他是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生们身上。他教他们不仅爱古典音乐，而且爱民歌，教他们要创造性地独立思考。梁赞诺夫在教学中让学生们懂得了“音乐文化最好的代表作品必定是和人民的生活和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31年，梁赞诺夫教授的整个班级转到列宁格勒国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院，那里的学习气氛同样很浓，师生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苏联歌曲的发展道路。为了更正确地解决这一课题，大学生们带着实习音乐会去工厂、农庄和军营，调研听众的趣味和他们的艺术需求。

索洛维约夫在音乐学院努力学习掌握各种音乐体裁，写过交响音画、钢琴组曲、钢琴协奏曲、广播轻歌剧、大提琴曲，还把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Мать）改编成歌剧。1934年，他的第一批作品歌曲《粮》（Умолот）与声乐套曲《抒情曲》（Лирические песни）发表。作者署名用了笔名：“瓦西里·谢多伊（小白毛）”——那是他父母和他的小伙伴们当年给他起的外号。后来1941年在大剧院排演《塔拉斯·布尔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时，他才把笔名缀在姓氏的后面成了个复姓：瓦西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开始崭露头角

1936年，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参加了由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举办的群众歌曲创作大赛。参赛者虽有当时已相当出名的杜纳耶夫斯基（И.Дунаевский）、捷尔仁斯基（И.Дзержинский）等作曲家，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两首歌曲《歌唱列宁格勒》（Песня о Ленинграде）和《大游行》（Парад）却夺得了两个一等奖。

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拥有一批成熟的歌曲作家，如：杜纳耶夫斯基、波克拉斯兄弟（братья Покрассы）、布朗介尔（М.Блантер）、米留金（Ю.Милютин）、李斯托夫（К.Листов）、赫连尼柯夫（Т.Хренников）、博戈斯洛夫斯基（Н.Богословский）、莫克罗乌索夫（Б.Мокроусов）、诺维柯夫（А.Новиков）等等，而新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如一匹黑马，崭露头角，令人刮目相看。苏联爵士歌王乌焦索夫（Л.Утёсов）有一次和杜纳耶夫斯基聊天，说：“你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人们从音乐会散场出来，一路上就唱着你的新曲子回家。”杜纳耶夫斯基反驳说：“不，不见得。在列宁格勒的音乐天空中正冉冉升起一颗新星——年轻的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我不想做预言家，但我相信他必定前途无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叶，正值苏联群众歌曲创作的高潮。当时，苏联正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词作家和作曲家们踊跃创作新的、风格多样的歌曲来反映苏联人巨大的劳动热情、歌唱新人新事新气象，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决心。

那一时期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创作还不仅仅局限于歌曲。他还为话剧、电影配乐，把普希金的诗谱成浪漫曲，还写了轻歌剧《友谊》（Дружба，未完成）和舞剧《塔拉斯·布尔巴》。这部舞剧1940年底在列宁格勒首演，三个月后登上了莫斯科大剧院，可惜上演没多久，就被战争打断了。

个人生活的幸与不幸

还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期间，有一年暑假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去克里米亚旅游，结识了同校钢琴系的女学生塔姬雅娜·利亚博娃（Татьяна Рябова）。利亚博娃是位美人，火红色的秀发，匀称的身材，身边有很多追求者，而她偏偏垂青于拘谨的作曲系大学生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利亚博娃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钢琴家，在某种程度上她比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有名。但她敏锐地感觉到了并且由衷地崇拜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才华。他们结婚了，幸福地生活在仅能放置一台钢琴的小房间里。他们期待着生一个小女儿，准备做爸爸的他甚至为未来的小宝贝写了摇篮曲。

1937年2月，他们盼望的小女儿降生了。满11个月的时候，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偶然拿了一只闹钟去逗小女儿娜塔莎（Наташа）。闹铃突然响了起来，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吓了一跳，但小女儿居然一无反应，甚至连头都没有动一下。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后来三年里抱着孩子到处求医。最后一丝希望寄托于从德国来的一位医科专家。专家经过一番仔细检查，诊断结果：孩子的耳聋已不可逆转。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彻底绝望了，心情非常郁闷，几个月都没有坐到钢琴前。写那么多音乐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心爱的女儿永远听不到的话。

要不是卫国战争爆发，真不知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怎样迈过这道坎。祖国面临生死存亡，个人的悲剧就退到了第二位。

“别了，亲爱的海港”

1941年6月22日，德国侵略者向苏联西线发动了全面进攻，苏联国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承受战争考验的严竣日子里，创作出鼓舞人民奋起抗战的群众歌曲不仅是作曲家的爱国主义责任，也是作曲家自身的情感需求。战争初期，列宁格勒广播电台有一档“瞬间播报”节目，每天按时播出前线战况和后方劳动者的英勇业绩，中间还插播新诗和新歌。为这档节目轮流配乐的就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另一位作曲家。6月24日，也就是战争开始的第三天，轮到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值日”，他按照节目要求，写了几个曲子，其中有一首受到演播室工作人员们称赞。于是找来了女诗人达维多维奇（Л.Давидович）填上了词，当天，这首纯朴、真挚的、表达苏联人对家乡之爱的歌曲《唱吧，我的手风琴》（Играй，мой баян）就在电台播放了。

卫国战争的第二个月，德国侵略者已经逼近列宁格勒城下。希特勒扬言，最迟必须在8月9日攻下列宁格勒，并在市中心举行阅兵典礼，列宁格勒的工人、学者、大学生和文艺工作者纷纷组成了志愿队伍去参加构筑城防工事，要把城市变成不可摧毁的堡垒。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后来回忆道：“194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列宁格勒港装完圆木以后，我和丘尔庚（А.Чуркин）坐着休息，抽着烟，望着一条脏兮兮的驳船缓缓地驶离堤岸。在甲板上坐着一个水兵，拉着手风琴轻轻地奏着一个什么曲子。我不知道驳船为什么离港，驶向何方，我也不知道，船尾上的这位小伙子会遭遇什么，但是这一幅宁静的、抒情的、以某种东西激动着我的画面烙在我心灵里。我对丘尔庚说，把今天这个意想不到的宁静美好的夜晚写成歌曲该有多好。并且这首歌应当是抒情性的或真挚的……不知怎么地，我心里自然而然涌出了一句歌词：‘啊，别了，亲爱的海港！’……”

过两天，歌曲写成了。诗人丘尔庚很快填上了歌词。作曲家把歌曲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许多人认为这首歌不合时宜：在如此严峻的年月里，它未免过于宁静、抒情和忧伤了。

半年以后，1942年春，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率“鹞鹰”文工团（又名“海鹰剧院”）去加里宁战线。一天，他们在前沿阵地为战士们演出。全部节目演完之后，战士们还要求唱一些“动心”的歌曲，于是作曲家想起了那首《海港之夜》。

于是作曲家本人就亲自拉着手风琴唱起了“啊，别了，亲爱的海港……”。“窑洞里的战士不多，约三四十个，从第二段起，他们就开始跟我唱起来。我感觉到歌曲是受欢迎的，它扣动了人们的心弦，它有生存的权利。”

唱出军人的内心世界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说：“《海港之夜》的成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明白了，歌曲应该拥有某种特质，某种音调，不仅仅让人们想去歌唱，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其中有心灵的需要。”

卫国战争期间，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创作了许多歌曲，有队列歌曲，有战斗歌曲，也有抒情歌曲和诙谐歌曲。仅仅在1942年一个夏天他就写出了20首歌曲。1943年，他的作品获得高度评价，歌曲《海港之夜》《唱吧，我的手风琴》《复仇之歌》（Песня мщения）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

1944年举行最佳创作歌曲大赛，他的歌曲《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夺得了一等奖，《姑娘什么也没讲》获得三等奖。

歌曲《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又名《夜莺》Соловьи）写得很动情，这也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当时，卫国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平已经遥遥在望。刚下了战场的士兵们在树林里躺下歇息。平时听到的只有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而此时，久违的“夜莺”突然唱了起来。歌曲表达了军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家乡的亲友们等着他们胜利归来，他们明天就要去迎接新的战斗。他们无所畏惧，因为他们知道，回家的路必须通过对敌的胜利。

在战争的四年里，他创作了60余首内容和风格各异的歌曲，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几首，传唱的还有《瓦夏·克留契金》（Вася Крючкин）、《水兵同志你为什么忧伤》（О чём ты тоскуешь, товарищ моряк）、《在卡玛河彼岸》（Как за Камой, зарекой）、《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На солнечной поляночке）等。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全部创作，无论是激昂慷慨的、委婉抒情的、忧伤怀旧的，还是诙谐风趣的，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愿——作曲家对苏联人民力量的信念。那种信念就蕴藏在他那些歌唱战斗友谊，歌唱同志情，歌唱对祖国、对亲人的爱的作品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说：“我认为这种军旅主题对许多人来说都很亲切。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国家每一个男性公民（除极少数例外）都要服兵役。我如此关注战争题材是因为这些祖国的保卫者们有着自己的浪漫情怀：他们有着不平凡的命运，生活环境艰苦，时而又不得不全神戒备应对紧急状况。我们的军人值得尊重，值得歌颂。加之曾与战士们相处和交流的经验，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谈话的场景，或喜悦的，或悲伤的，或感人的。这一切都体现在我的作品中。”“我觉得，真挚，有时甚至是悲愁和忧伤，并非不鼓舞人心，也并非战士不需要。于是，我作曲的灵感就来了，饱含着人民灾难、人民真诚情感的动听音调来了，我的主题也来了。这是在战争中、在服役中的战士的主题，是号召无私地、真心地为人民服务的主题。”

“战友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1945年5月，战争终于结束了。不是军人的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也在那一年获得了军功章——红星勋章。苏联大地迎来了久盼的和平。在苏联人面前摆着的任务——保卫和巩固用千百万生命换来的和平。

医治战争的创伤，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国家每天都有新的成就。作曲家要歌唱新的生活、新的气象。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战后这一时期硕果累累。他依旧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歌曲体裁——进行曲、抒情曲、诙谐曲、舞蹈歌曲，但内容不一样了。有歌唱战后重逢的，如《夜色明朗》，有歌唱爱情幸福的，如《在小船上》（На лодке）、《听我说吧，好姑娘》（Услышь меня, хорошая），有歌唱劳动欢乐的，如《我的故乡》（Моя родная сторона）等。但是战争的经历依旧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他的词作者念念不忘的题材。套曲《士兵的故事》（Сказ о солдате，又名《士兵归来》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олдата）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第一部大型声乐作品，由6首不同体裁的歌曲组成：《士兵来自远方》（Шёл солдат из далёкогокрая）、《说吧，小伙子们》（Расскажите-ка, ребята）、《摇篮曲》（Колыбельная）、《手风琴在沃洛格达郊外歌唱》（Поёт гармонь за Вологдой）、《同团的战友，你们如今在何方》（Где же вы теперь, друзья-однополчане?）和《赞歌》（Величальная）。

作曲家在这部套曲中反映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转折，表达了苏联人在这一转折时期的思想和心绪。昨天还在浴血奋战的祖国保卫者，今天要以诚实的劳动为全体人民担当起建设光辉未来的重任。无论在过去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今天的和平日子里，歌曲的主人公始终对祖国、对人民怀着忠诚。但欠缺的是作曲家没有达到那类作品所必需的完整性。套曲的《士兵的故事》几乎从没有完整地上演过。倒是其中第4首《手风琴在沃洛格达郊外歌唱》和第5首《同团的战友，你们如今在何方》赢得了广大公众的欢迎。尤其是第5首，反响热烈。首先是歌曲的内容引人入胜——主人公是一位复员军人，他思念战友，邀请他们前来作客，想象和他们见面。歌曲充满了真挚、诚恳的思盼和温暖的深情。

有位听众写信给电台：“当你听着这首歌，整个心灵感受到战地友情是多么牢固、高尚和伟大。两个战友彼此没有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一生彼此不会忘记，唱唱这首歌吧。愿我那些远方最好的朋友们会听到它。”

一路顺风 海阔天空

战后十年，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开始转向电影和话剧的配乐：电影有《海阔天空》（Небесный тихоход）、《拳击大王》（Первая перчатка）、《一路顺风》（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лавания）、《迎向生活》（Навстречу жизни）。话剧有《莫斯科的曙光》（Рассвет над Москвой, 又译作《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在我国有好几个城市上演过中文版）、《云雀在歌唱》（Поют жаворонки）、《带妆奁的婚礼》（Свадьбас приданным）、《伊凡·芮巴柯夫》（Иван Рыбаков）。

1947年，因4首歌曲《起飞的时候到了》（Пора в путь-дорогу）、《夜色明朗》（Стали ночи светлыми）、《我们有好久不在家》（Давно мы дома не были）和《小伙子赶车》（Едет парень на телеге），他再次获得斯大林文艺奖。

这一时期，他也开始着手写歌剧《柳博芙·雅罗伐雅》（Любовь Яровая），并且完成了轻歌剧《忠实的朋友》（Верный друг）和反映苏联农村生活的《最为珍贵》（Всего дороже）。他花了七年功夫完成了舞剧《塔拉斯·布尔巴》，这部根据果戈理原著改编的舞剧音乐是他的第一部大型作品，1955年修改上演后佳评如潮。

但他在写轻歌剧、舞剧等大型作品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歌曲的创作。1956年，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准备写一首歌唱故乡之城的歌曲。列宁格勒人也盼着有这么一首歌曲。可是歌曲不是说有就有的。当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正和苏联艺术家小组在东德为苏联驻军指导音乐演出，从一个军部到另一个军部。一天在途中忽然来了灵感，可手边却没有笔和乐谱纸。凭记忆又没有把握，正好同行有一位同乡歌手柳德米拉·伊凡诺夫娜，她就跟着学会了曲调，一路上都在哼唱。《晚歌》（Вечерняя песня）就这样诞生了。这首宁静的抒情歌曲后来也成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代表作之一。(https://www.daowen.com)

那些年，他还写了《因为我们是飞行员》（Потому，что мы пилоты）、《在小船上》、《花园在哪里》（Где ж ты, мой сад）、《一里又一里》（Вёрсты）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中有几首虽是电影中的插曲，已脱离电影而具有独立的生命。例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是。

诞生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955年，莫斯科举行全俄运动大会，同时摄制了一部文献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В дни спартакиады）。电影厂邀请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影片配乐。总导演提出要求：不要体育进行曲，而需要抒情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歌曲完成以后，在审听时，作曲家受到了电影厂音乐部门领导的责难：“尊敬的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我们审听了歌曲，坦率地说，我们认不出您的才华了。您，是许多著名歌曲的作曲者，这回写了一首无精打采的、缺乏表现力的歌曲。我们无法确定，值不值得把它放在我们的影片中。”

歌曲不光在电影厂不被看好，准备录唱时，还遭到歌手们的冷遇，后来，艺术剧院的一位话剧演员弗拉吉米尔·特罗申（В.Трошин）自告奋勇，他就成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首唱者。歌曲在影片中只是作为背景音乐出现，所以在1956年影片上映后，反响并不大。后来特罗申的演唱录音在电台里播放，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喜爱，观众点播信纷至沓来。

第二年，1957年7月，莫斯科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有关方面推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去参加联欢节的创作歌曲国际大赛，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对此不置可否。因此，当曾经不被看好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获得一等奖及大金质奖章时，真是喜出望外。从此这首歌被各国青年带往世界各地，开始了全球旅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到处传唱。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词作者马都索夫斯基（Михаил Матусовский）后来回忆这段往事，不胜感慨：“我现在重提这件事，并不是要对陷入尴尬境地的电影厂领导幸灾乐祸，而是为了着重指出：不能简单地判断一首歌曲并预言它的未来。”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始终认为：歌曲复杂或是简单，并不重要，终究不是因为这点才受人喜爱。只有当人们在歌曲里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旅伴、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旅伴，这样的歌才会受欢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曲明朗、真挚、宁静、抒情，充满着内心的温暖，动人的旋律如流淌的河水。歌曲的内涵在传唱过程中被大大延伸了。它已不是单纯的爱情歌曲，也不仅仅是歌唱莫斯科近郊夜晚的景色，它已融入了人们对祖国、对亲友、对大自然、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爱。

由于在创作领域和社会活动方面的成就，苏联政府于1957年授予他列宁勋章以及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的荣衔。过了两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出发》《小海军进行曲》（原题《纳希莫夫军校学生进行曲》Марш нахимовцев）、《一里又一里》和《如果是全球年轻人》（Если бы парни всей земли）这5首歌曲荣获第3届列宁文艺奖。直到苏联解体为止，以歌曲作品而获此殊荣的，只有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一人。

1967年他荣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他三次荣获列宁勋章，1975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从1942年2月，前线掩蔽部里的将士们认可他的《海港之夜》那个难忘的日子起，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用这一标杆检验自己的作品。许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忠实于这一项守则。他经常带着自己的歌曲去苏联各地的城市乡村为工人、服务员、农民、战士们演出。

他说：“我们写音乐不是单纯地为写而写，而是为了它在无数心灵中找到回应。音乐——这是我们与人民交谈的语言。”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民，是丰富多彩旋律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宝库。我们大家从中汲取题材、灵感、力量和独特的表现方式。我们以此来检验自己所写的一切。正是为了创作出不负人民、人民易解易懂的作品，与人民打成一片是必需的。假如不和人民打成一片，或者仅有一点接触，那么，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自己的一生中力求走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

1950年起他连续三届当选最高苏维埃代表，受到自己选民的高度信任。他对待选民如同自己的朋友，给许多人提供具体的帮助，给许多人温暖的、体贴入微的忠告。他和自己选民的大量的往来信件都放在书架上。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说：“没有微不足道的请求，须知在每一封信的背后是个苏维埃人，是个珍贵无比的苏维埃人。我在自己的歌曲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完成我选民的请求的成就，对于我来说，其珍贵不亚于我歌曲的成就。”

逐渐淡出音乐圈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从1948年起接替肖斯塔科维奇（Д.Шостакович）成为列宁格勒作曲家分会无可替代的负责人十六年。1957年到1974年间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他十分珍视创作自由，在他任职期间，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没有一位会员受到过迫害。尽管他照常参加公共会议，尽管每逢选举他得票最高，但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早就对由一位非党人士来担任音协主席而大为不满。

20世纪70年代，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被划出了列宁格勒的音乐生活。从作曲家协会卸职，他觉得是一种解脱。于是，他去周游全国各地，访问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

作曲家与莫斯科哑剧院有特殊的关系。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那位聋哑的女儿娜塔莎是该剧院的演员。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他们写的轻歌剧《王后的吊饰》（Подвески королевы）取材于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作曲家为那些似乎无法感知音乐的人创造了音乐表演的可能，而经验是成功的。

这一期间，除了依旧应邀为影视片配乐之外，他转向写大型的声乐套曲，还采用普希金和叶赛宁的诗写了一部浪漫曲套曲。他的歌曲产量大大减少，仅有的几首也没有什么反响。他的唱片堆放在音像商店的货架上鲜有人问津。早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了，还有人说他的作品已经“过气”，更有人说，新的时代开始了，而他和时代脱了节，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了。昔日对这位歌曲大师毕恭毕敬的媒体，此时也“目中无他”。有位记者在采访时甚至无礼地说：“瓦西里·巴甫洛维奇，不是我们需要您，而是您需要我们。”

于是，他开始很少外出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去听音乐会。他隐居在列宁格勒郊外柯玛罗沃村（Комарово）的别墅里，一心埋头创作。在柯玛罗沃隐居的日子里，他格外体会到来自人民的爱：几乎每天都收到许多来信，有时崇拜者甚至找上门来。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最后四年他患病严重。他的最后一个作品是根据马尔沙克（С.Маршак）的童话改编的音乐剧《小楼》（Терем-теремок），但是没有来得及完成。

宁可把勋章奖章换取采蘑菇

1977年，他的亲朋好友聚在他的别墅里为他做七十大寿。两年后，1979年12月2日，这位杰出的苏联歌曲大师就溘然长逝了，下葬在列宁格勒的沃尔柯夫公墓文艺家桥园。1985年还在他的墓前建了一座造型别致的墓碑：黑色基座上矗立着一架镶嵌着作曲家头像的巨大的竖琴雕塑，仿佛依旧在弹响着他那些不朽的美妙旋律。

临终前，他对病床边的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萨尼亚，你知道我那些奖章放在哪儿吗？都在书桌的抽屉里。我多么想把所有这些金属换成一次去森林采蘑菇的机会。”

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德·波克拉斯在庆贺他七十寿辰的贺词中写道：“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是我们时代的苏联歌曲，是战争时期用一颗赤诚之心建立的功勋，是为争取和平进行的斗争，是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沉的爱，是经过伟大卫国战争烈火锻炼的一代苏联人饱含激情的编年史。”

苏联交响乐大师哈恰图良（А.Хачатурян）也曾这样写道：“能进入我们时代音乐史的，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其中就有你——我们时代的荷马。”一位大师如此评价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把他誉之为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可见音乐界对他的推崇。

朱可夫元帅封他为“歌曲元帅”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身材魁伟，他善良、慷慨、快乐、大方、练达、热情。他的人缘很好，凡是和他有过交往的人，无一不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

作曲家一生写了463首歌曲，3部舞剧，4部轻歌剧，7首管弦乐曲，24部戏剧（话剧和木偶剧）音乐，44部电影音乐。晚年还创作了几部歌曲套曲：《士兵叙事曲》（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北方诗篇》（Северная поэма，1967）、《光辉的歌》（Светлая песня，1972）和《我的同时代人》（Мо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1973~1975）。卫国战争期间，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就被接纳为“元帅俱乐部”的贵宾。俱乐部里都是些声名显赫的元帅，如朱可夫（Г.Жуков）、柯涅夫（И.Конев）、瓦西列夫斯基（А.Василевский）、马利诺夫斯基（Р.Малиновский）等。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军衔，但他通常爱说，他不是老百姓给军人写歌，甚至也不是老百姓在歌唱军人，他的歌曲就是军人歌曲。军人们也认可那是自己的歌，难怪朱可夫元帅开玩笑称他为“苏联歌曲的元帅”，实至名归，这对于他无疑是最高的荣耀了。

1982年，苏联邮政总局发行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纪念邮票。2007年俄罗斯银行发行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纪念银币。俄罗斯人民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和尊重可见一斑。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获得如此多的荣誉，有很高的名望和社会地位，但他不入党，甚至像伏罗希洛夫这样的大人物也未能说动他。他找了一个玩笑的托辞：“我是党的盟友，盟友是无须入党的。”查考他的全部作品曲目，居然没有歌颂斯大林的。有无数次机会请他去莫斯科发展，并且给出了优渥的条件，他都婉拒了。他说：“我在那儿呆不长。我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在莫斯科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他有时在作品上用唱名来署名：47671“法西拉西多”（瓦西里·谢多伊的谐音），朋友们有时把他姓名的头一个字母拼接起来称呼他：ВПСС（与“苏联全民党”的略称相同），他也开玩笑说：“我把名字改成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那么全国所有口号就都属于我了（КПСС与苏联共产党的略称相同）。”

唯一的“谢多伊”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1964年写道：“我主张广泛的人民创作，因为我相信：人民不仅在语言领域而且在音乐的领域都是最好的指导者。但我坚决反对音乐劣质产品，反对某些跳舞厅和流行音乐会上拿着话筒或有气无力的呻吟、或泪眼汪汪地声嘶力竭。我反对歌曲的低俗化，反对破坏歌曲中的诗歌形象、音乐形象、民间根源和民族独特性的统一……”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创作的根是和民间歌曲密切联系的，但作曲家从不直接采用民间曲调，而是在深刻研究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出贴近人民的、独特的、原创的旋律。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旋律语言明朗而有个性。对于每一首歌曲，他总在寻找最恰如其分的旋律展示，寻找永远新鲜的、独具一格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手法，让旋律真挚地、自然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无论是节奏或和声，速度或调式构成，作曲家以某种特定的视角来寻找和选取，以便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准确地传递给听众。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歌曲创作力求做到把音乐形象和歌词的文学形象水乳交融在一起，所以他通常和那些精神上和气质上与他相近的歌词作者合作。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最赏识三位词作者：伊萨柯夫斯基（М.Исаковский）、法梯扬诺夫（А.Фатьянов）和马都索夫斯基。其中，法梯扬诺夫是和他意趣最为相投的合作者，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战争期间的作品几乎都是和他共同创作的。他说：“在战争年代，我和诗人法梯扬诺夫结识，他对我当时的歌曲创作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共同完成了好多歌曲，并在每一首歌的创作中都试图寻找直达人们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音调。”“阿廖沙拿来的诗，我什么也不用做，他的歌词本身就已经有了音乐，我坐下来，两分钟就写出了谱子，因为诗歌本身已经在歌唱了。”可惜他英年早逝，40岁就告别人世。

这位杰出的苏联音乐家把一生的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歌曲创作。无论是快乐的、深沉的、宽广的、伤感的、纯真的、腼腆的，有内涵的歌曲总是在展现人们的美好心灵，展现人们在和平劳动中、在残酷战争中的人性光辉，展现人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挚爱。

是的，天下姓“索洛维约夫”的人多得很，但是叫“谢多伊”的就他一个！

是中国人热爱的苏联作曲家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歌曲作品，最早译介到中国来的可能是《共青团员之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的赵沨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参加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据赵沨后来回忆：途经苏联，“在欢迎我们的每一个车站上，喇叭里都放着《共青团员之歌》来欢迎我们。当时，精通俄文的孙维世同志和其他一些俄文较好的同志，很快把歌词记下来，翻译成中文，我把曲调记下来，把歌词配上去。……译配好以后，在火车上大家很快都学会了，后来每到欢迎我们的苏联火车站，我们也与苏联青年们一起，我们用中文，他们用俄文，同声高唱《共青团员之歌》。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兴奋热烈的气氛中到达莫斯科。”

这首歌曲不能算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代表作品，苏联歌曲的经典曲目也轮不上它，俄罗斯出版的各类歌曲选本也几乎不见它的踪影，但它在我国流传极广、影响极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许多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跨过鸭绿江的。直到现在，它还是中老年朋友最喜爱的苏联歌曲之一，还是我国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

1957年北京的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由曹永声编译的《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歌曲集》一书，内收入作曲家1948年以前创作的20首歌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曲集。曹永声原是上海和田中学的语文教师、教务主任。

1957年，我译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上海的《广播歌选》和北京的《歌曲》杂志同时发表，这是我把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歌曲作品翻译介绍过来的第一首。自此以后，我与这位歌曲大师便有书信往来。当然，经过一场“十年浩劫”，那些书信早已荡然无存，但他赠我的一本他个人的作品集却又失而复得，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于1979年去世，而这本扉页上有他亲笔题签的歌曲集就成了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很有意义的纪念品，看见它，总使我追忆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段美好的日子。

2006年8月4日，UC新浪网“莫斯科郊外”俄苏歌曲爱好者语音室为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50周年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为一首歌曲举行网络音乐会，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2007年4月25日，同一个“语音室”又为苏联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诞辰100周年举行了纪念音乐会。

同年6月20日至6月29日，我应俄中友好协会和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作为俄罗斯“中国年”的一项活动，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作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同行的有“莫斯科郊外”语音室代表团。我们在圣彼得堡参观期间，特地去拜谒了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故居，向这位已故的苏联歌曲大师表达我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