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弹唱诗人维索茨基和他的“诗人歌曲”

苏联弹唱诗人维索茨基和他的“诗人歌曲”

1988年年初，有朋友将从苏联归国，问我要带些什么。我说：“最抢手的热门唱片。”结果捎回的是一套（两张）“维索茨基专辑”——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维索茨基”这个名字，据说这套唱片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现在只有在黑市市场用高价才能觅到。

一查资料，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公布的1987年度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名单中，就有弗拉吉米尔·维索茨基（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1938~1980）的大名。奖励的理由是：“鉴于电视影片《碰头地点不变》（Место встречи изменить нельзя）中热格洛夫形象的塑造以及歌曲的作者自唱”。国家文艺奖是一年一度颁发给那些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做出卓越贡献、并且目前还健在的杰出人物的，然而这一次竟追授给一位去世已七年半的艺术家——这在苏联似乎还未有先例。

维索茨基生前受到官方的冷遇，他自编、自弹、自唱的歌曲曾被舆论界鄙夷地斥之为“野路子歌曲”，死后却被承认为精品并因此荣获国家最高奖赏——如此落差分明的变化，正是这位艺术家传奇一生的写照。

维索茨基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父亲和叔叔都是文化人，参加过卫国战争，因战功获得过多枚勋章和奖章。母亲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学院，曾在外事部门担任德语翻译兼顾问，战时在内务部土地测量绘制总局附属的编译局工作，后来出任科学研究院化工研究所技术文档部首长。爷爷是法学家、经济学家兼化学家，奶奶是护士和美容师。她晚年和孙子沃洛佳（弗拉吉米尔·维索茨基的小名）住在一起，是他的歌曲最早的听众和充满激情的崇拜者。

沃洛佳在家庭的熏陶下，不到2岁就会念好多诗，常常站到高凳上有声有色地朗诵。3岁那年，卫国战争爆发，父亲上了前线，母亲带着他疏散到大后方去。挤在货车里艰辛的长途旅程，看到受伤的和挨饿的人们疲惫不堪的面孔、经历营养缺乏、轰炸、亲人的死亡——这一切都深深烙在他童年的记忆中。他后来创作的许多歌曲中有不少是关于战争的。

战后他们回到莫斯科，但是他的父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于1947年离了婚。维索茨基有时住在父亲那边，有时住在母亲这边。他说：“我的成长，当然，不是在我的父母而是在朋友们的影响下。我不常留在家里，总是在街上。我是地地道道无人照管的、街头的孩子。”维索茨基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学写诗，也几乎是在同时他跟大院里的男孩子们一起学会了弹吉他。

1955年，维索茨基从十年级毕业，他想报考戏剧学校。他分别去征求父母的意见，遭到一致的反对。父母请来爷爷——一位知识渊博的法学家——去说服孙儿打消“荒唐的念头”。维索茨基让步了，遵照父母之命考入了莫斯科库贝舍夫建筑工程学院。可他实在对戏剧痴迷到神魂颠倒的地步，不甘心伏在制图板上细致地描线，终于连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就中途辍学，1956年考入莫斯科艺术剧院涅米罗维奇-丹谦珂演员学校。1960年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头些年，维索茨基只在舞台上饰演次要角色，直到1968年他所在的莫斯科话剧与喜剧剧院（简称“塔甘卡剧院”）的台柱谷边柯脱离剧团后，他才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他一生演过30多部电影和电视片（在14部影片中担任主角），15部话剧。他在戏剧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进行的表演艺术创新。这出戏他演了十年之久，共217场。1976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有一百多个话剧团（其中有英国的）参赛，维索茨基是演哈姆雷特而获大奖的唯一演员，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哈姆雷特演员之一”。

但维索茨基之所以受到苏联全民的爱戴，主要还在于他的“诗人歌曲”。

什么是“诗人歌曲”？我们不妨来听听维索茨基在一次晚会上的开场白：“太好了，观众大厅里也灯光通明，好让我看得见你们的眼睛。这里，在你们面前，整个晚上将站着一个弹着吉他的人，眼睛对着眼睛……诗人歌曲的宗旨只有一个——谈谈使你们、同样也使我感到不安的话题，谈谈人的命运、共同的想法，谈谈使你我都感到撕心裂肺的不公正和痛苦……简单地说，一切以心为前提。对于诗人歌曲，需要的是你们的眼睛和耳朵。我的愿望是对你谈些什么，你们的愿望是倾听。诗人歌曲，显然特别生动活跃，它使你们立即和在座的别人融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什么样的脉搏，它就同样传递给我，一切有赖于我和你们。”*

“诗人歌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品种，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还无以为名，“诗人歌曲”这一名称后来是维索茨基给起的）。它的创始人，一般公认为是布拉特·奥库扎瓦（Булат Окуджава，1924~1997）。奥库扎瓦现在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兼文学家，但当时自弹自唱自己的诗时，很为一些正统诗人所不齿。他们认为诗人抱着吉他出现在舞台上，流于庸俗、卑贱，有失诗人身份。奥库扎瓦本没有想要去金碧辉煌的殿堂里争一席之地。因为他没有把他的诗歌当作表演节目，而是把它作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对话。他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流行歌手的音乐会永远是舞台表演。诗人的作品晚会，则首先是志趣相投的诗友们的精神交流”。维索茨基也不喜欢人家把他的演出称作“音乐会”，他说是用独白或对话进行交流的朋友聚会。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诗人歌曲”（一位戏剧家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口头创作”）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甚至连那些当初很不以为然的大诗人，如特瓦尔多夫斯基（А.Твардовский）和斯梅里亚柯夫（Я.Смеляков）等也刮目相看。

维索茨基就是在奥库扎瓦的影响下投入“诗人歌曲”创作的。他说：“我不是一下子就用上吉他的。起初我弹钢琴，后来是手风琴。当时我还没有听说可以在吉他伴奏下唱着诗歌，就用吉他打着歌曲的节拍，并按节拍唱着自己的和别人的诗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自己着手写歌。但有一回我听到奥库扎瓦的弹唱，当时就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他的诗对于听众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当他自弹自唱时，顿时好像让我睁开了眼、通了心窍。我想，也许我也试试？”

维索茨基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学写诗，但他的诗歌才华是被剧院鼓舞起来的。在戏剧学院，维索茨基经常在学生宿舍里、校园或晚会上自编自弹自唱，受到学院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但当时他的老师、同学、父母、亲友甚至他本人都把那些弹唱歌曲视为“游戏文章”，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踏上社会以后，他也没有把他的歌曲当作表演节目。他在工地上、田头、俱乐部里、晚会上、自己家的客厅里，为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哪怕有时只有一个人）弹唱，甚至有时就在自己家门外为过往的行人们弹唱。

维索茨基非常喜欢“诗人歌曲”这一艺术样式。在话剧舞台上，他表达的是剧本作者的意志，而在弹唱“诗人歌曲”的场合，他是唯一的主宰。他的嗓音有点沙哑，他演唱的内容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他弹拨着吉他，低吟浅唱着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赞美高尚的灵魂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关怀，歌唱正义事业，歌唱理智和爱情……他嬉笑怒骂，左右听众的感情，引导听众去思索、去探究当今的许多现实问题——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真谛、公民的责任、国家的命运，还有友谊和爱情；他尖锐辛辣地针砭时弊，揭示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打击明哲保身的庸人和以权谋私的官僚——“诗人歌曲”成了他的论坛。

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在人民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共鸣。当然，那些尖刻刺耳的词句也招惹了某些人的反感和当局的压制。但是他又是影剧界的一位技艺高超、塑造了不少丰满的艺术形象的著名演员，当局也不得不默认他的成就，以迁就和容忍作为一种高姿态。维索茨基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叙事诗《无可回避的日期和数字》中就开宗明义地唱道：“谁悲剧性地结束生命，他才是真正的诗人。”在结尾处又唱道：“诗人们用脚跟踩在刀刃上，血淋淋扒开自己赤裸的灵魂。”

下面我们从唱片中选出几首来看看维索茨基“诗人歌曲”的某些特色：

《麦克风前的歌手》（Певец у микрофона）似乎是诗人表明心迹的宣言。许多人一到麦克风前往往就文过饰非，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而他站在麦克风前，感受到千百双追根究底的目光，依然唱到：“仿佛面对着枪眼。”“如果我撒了谎，麦克风将把我的谎言无情地增强”；“如果我居心不正，麦克风也无论如何不会把弯曲说成平直”；“麦克风就像一条蛇的头，只要我一住口，它就要咬，我必须不停地唱，唱到昏厥、唱到死亡”；“如果我真诚的音调走入迷途，麦克风的影子就会立刻烙到我脸上”。维索茨基在千千万万信赖他的听众面前，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我没有一个字母在说谎。”(https://www.daowen.com)

维索茨基写过不少战争题材的作品，在这套唱片中就占了半数以上，如《他没有从战场上归来》（Он не вернулся из боя）、《我们转动地球》（Мы вращаем Землю）、《我是雅克歼击机》（Я— «Як», истребитель）、《战斗侦察》（Разведка боем）、《鹳群》（Аисты）、《8对2》（Их восемь, нас двое）等（大多是为影视片写的插曲）。在《他没有从战场上归来》中最奇巧的是诗词——战友昨天刚牺牲，而活着的人却在向他数落：“他沉默得不是时候，唱歌又不合节拍，他老是话不对题，他不让我睡觉……”通篇没有“英雄”“怀念”“悲伤”等词，但这些词的含意并没有削弱，哀思之情溢于言表，反而更强烈地打动了听众。在歌曲《8对2》中，两位飞行员的战斗情谊甚至死后都难解难分：“我们的灵魂在飞翔，犹如两架飞机，彼此都不能少了对方。”他们死后也仍在一起战斗，“让我的战友永远在后面掩护我，就像这最后的一次战斗”。

维索茨基这些有关战争的歌曲，基调明朗，别具一格。语言的准确性和形象化，“第一人称”的富于创造性的表演，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维索茨基在真诚地唱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当然不是回顾（二次大战结束时，他才7岁，没有亲历过战争），而是联想。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是在自己的歌曲里参加战争。维索茨基说：“歌曲虽然唱的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情况，但无论思想、无论题材内容都是我们的，是当代的。我所以面向那个时代，因为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处于极端状况中的人们：在危急关头，下一秒钟就有可能死亡，或者已站在叵测的命运的门槛上。简单地说，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人们。”

《猎狼》（Охота на волков）是维索茨基崇拜者一致推崇并赞不绝口的力作。维索茨基的母亲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猎狼》是她最喜欢的一首。当代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珂（Е.Евтушенко）当时正在北方海员处做客，他立即发来了电报：“他们一口气听了20遍。我拜倒在你脚下。”《猎狼》是以狼为第一人称，叙述冬天的一次围猎。枪声在响，受伤的狼在翻滚，雪地上漾开了殷红的鲜血。“猎人和狼不是平等的较量，他们的手决不会颤抖，沉稳地开着枪。狼不能破坏传统，我们这些幼狼，从刚一出生，母狼就告诫我们：‘不许越出圈外！’我们被追捕着奔向枪口，为什么不试一试冲破禁区？！我不能顺从，求生的欲望更强烈！我向圈外奔去！我高兴地听到背后传来猎人惊诧的喊叫。我拼命向前奔跑，今天不再像昨天那样，猎人什么也得不到！”

《逞性的马》（Кони привередливые）是这套唱片中唯一的一首附加电声乐器伴奏的歌曲。它似乎在叙述一个梦境。诗人乘着马拉雪橇在大地上飞驰。他一边拼命地抽着鞭，一边在喊叫：“稍微慢一点吧，稍微慢一点吧！”“然而我的烈马异常逞性，我的死期已到，我也不可能唱个够了。我还要再饮饮马，我还要唱上一段，我还要在悬崖边上再站上一站！”歌曲所描述的情况，正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生命存在着极限，时间很少对我们宽容（“去上帝处做客，没有误时迟到的”）。尘世的诗人到达天国也情不自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在那里，天使也用这种凶恶的声音歌唱吗？”

维索茨基一生写了两百多首诗，约六百首歌曲和儿童诗歌，总和已近七百首诗歌作品。他有不少歌曲是专为电影而写，但其中大部分，有的由于技术原因，但更多是因为审查没有通过。

他经常演唱且流传较广的作品有一二百首，许多散佚在民间，辗转传抄。他曾挑选一部分投寄杂志社或出版社，都遭到拒绝。他愤愤然说：“反正总有一天会出版我的诗集的，哪怕在我死后。一定会！”

我朋友带回来的这套唱片只收录了二十来首，远不足以说明全部。我只能就这20多首写下一些“听后感”：

1）歌曲的曲调基本上接近于吟诵（奥库扎瓦的歌曲旋律就比他的动听流畅）。不少音乐家对他的歌曲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在音乐方面是“零或者几乎是零”。维索茨基自己也说过，从作曲上看，奥库扎瓦远比他有才华。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意见。例如苏联当代的著名音乐家施尼特凯（Альфред Шнитке，1934~1998）就认为维索茨基的音乐高于奥库扎瓦：“虽然维索茨基的许多歌曲是不合作曲规范的，或者说是故意不合规范的，但他的歌曲更有意义、更多创造性。”施尼特凯还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们两人没有被列入专业音乐艺术的范畴，确实意味深长。这样，就存在着两个现象：一个——高度专业性技巧，另一个——非常贴近真实的表现力。这个看来高出于专业技巧的表现力，对于专业行家来说，是够刺激的。”

2）评论维索茨基的歌曲，如果只着眼于词和曲，忽略了他的演唱，那就无法领略他“诗人歌曲”的全部魅力。他的歌喉和演唱不是单纯传递内容的工具，而是组成内容本身最重要的部分。他的嗓音有些沙哑，由于受过话剧演员的正规发声训练，因此沙哑之中又透出金属的亮色。他的演唱充满激情和冲击力，抑扬顿挫、节奏强烈、极富个性。

3）维索茨基许多歌曲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后来被称为“独白歌曲”。维索茨基曾这样解释：“想要设身处地站在人物的视角上，就得多了解各方面的生活。我的基本专业——演员，必须常常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份，以他的名义表演。所以我在歌曲中也运用这个方法。歌曲中始终有大部分是作者的臆想。我想出许多事物，我进行许多构思，主要的，在我所有的歌曲中都有着我个人的见解以及对我所唱的人和事物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我有时把这些歌曲称作‘独白歌曲’。”维索茨基笔下的“我”有建设工人、士兵、拳击手、海员、登山运动员、司机、醉鬼、嫉妒者、精神病患者等等。有些歌曲可能有几个人物，维索茨基就改变着声音演不同的角色，例如《电视机前的对话》（Диалог перед телевизором）。这种别出心裁的“歌曲戏剧”是为一些“演员”的表演而写的。他是以话剧演员兼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细微观察力来体验各种人和事物的，同时以演员的天才真实而出色地再现出来。难怪许多听众来信常误以为歌曲中“我”的遭遇就是维索茨基本人的经历。尤为奇特的是，“我”竟延伸到无生命的“飞机”“大海”甚至动物——“马”“狼”上。

4）他的歌曲里占首位的是文本和内容，而不是形式（较之于流行乐坛）。如果单看词和曲，只是表达一定的意念和情绪。但他把每一首歌曲当作一出戏剧小品，通过他的演唱，揭示出歌曲深层的内涵，使歌曲具有丰富的层次，具有立体感。例如《我们转动地球》，歌词叙述卫国战争初期的撤退和战事失利，而歌声却是坚定有力和充满信心的；歌词叙述的是事实的真相，歌声唱出的是精神的实质——两者仿佛以对位的手法共同再创了历史的真实。又如《猎狼》一歌，它的副歌是这样的：“猎狼！围剿大大小小灰色的猛兽。围猎者们喊叫，猎狗狂吠，雪地上的血污和斑斑的小红旗！”从字面上看，无非是一般场面的描绘渲染。但维索茨基近乎喊叫的演唱不仅使我们身临其境，仿佛看到人喊、狗吠、狼嗥的惊心动魄场面，而且感受到嗜血的屠杀者们的疯狂。

维索茨基自称是奥库扎瓦的弟子，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位评论家在比较他们二人的“诗人歌曲”时说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布拉特·奥库扎瓦用自己文静而有魔力的笛子吹奏——突然，透过沥青路面，幼芽径自在石块上显绿……看来真正的风镐还是少不了，还需要挖开石头，否则什么也长不出来，什么也得不到。而维索茨基弹唱自己的歌，仿佛直接用风镐在进行工作，震撼了所有的人也震撼了自己。他不断在发掘心灵，特别是自己的心。”正是维索茨基，他把“诗人歌曲”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之成为今天苏联社会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

维索茨基所处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世称之为“停滞期间”（勃列日涅夫执政）。这二十年来的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一个话题他没有涉及过。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歌唱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的尊严，歌唱性格的力量和人类命运带来重负。他歌曲里的故事，绝大多数要么完全由作者虚构，要么是基于别人的故事。歌曲有励志的、有叙事的、有爱情抒情的、有幽默且富有寓言性的，当然还有针砭时弊的歌曲，也谈到一些禁忌的话题——经常是讽刺的，甚至是尖锐的（直接的或更多的是用隐晦的语言），尽管存在着局限性。

大量讽喻的作品，在这套1987年出版的唱片中一首也没有收录，其原因也不难猜测。他的作品在生前遭到官方的冷遇：诗，没有发表出版的机会；歌，也只有极少的几首（大都是有关卫国战争的影视歌曲）被录制成唱片。但他仍在各种场合为各个阶层的听众弹唱自己的诗歌，人们竞相翻录他的演唱录音，竞相传抄他的诗。人民爱戴维索茨基，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和张扬的个性，独特的表演技巧，准确的形象体现；他具有写诗的天赋，用诗的语言、诗的意象并借助音乐的翅膀道出了真理；他热爱自由、真挚坦诚，有强烈的、自觉的公民意识，理解自己对祖国所负的责任和使命；他比别人更早看出社会的弊病并加以无情揭露；他比别人更早意识到进行改革的必然并催唤它早日到来。有位评论家指出，所有热爱维索茨基的人“都感受到这位诗人的某种特殊的超前意识”，他的作品中“具有某种仅仅在今天——在重建和复苏社会道德气候的时期才得以理解的历史必要性”。

维索茨基于1980年7月25日清晨因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他母亲称他是一位“没有‘人民演员’称号的真正的人民歌手”。人们一批批，来到他的墓前。墓前是花的海洋，多年来从未有一日间断。人民热爱他，人民为他鸣不平，当今几位著名的“新潮派”诗人更是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必须给维索茨基以公正的、应有的评价，并呼吁成立维索茨基作品遗产委员会，向全国搜集他散佚在民间的诗歌。前年，他的一本诗歌集《神经》（Нерв）终于出版了，印数有限，一上市就被抢售一空；去年，旋律音像公司也挑选了几首他演唱的有关卫国战争的歌曲，录制成一张唱片发行，立即成为1987年苏联十大畅销唱片之一。基辅电影制片厂以他的生平拍摄了一部名叫《回忆》的传记艺术片，各家报刊更是竞相登载有关他生平、创作的文章，在他的墓地上竖起了青铜纪念像。维索茨基在死后被追授国家奖金，显然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名流在各种场合大声呼吁：必须给维索茨基以公正的、应有的评价。1986年3月，苏联作家协会一反以往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成立了维索茨基文学遗著委员会，向全国征集他散佚在民间的诗歌。各家报刊竞相登载各种回忆录和评介文章。他的墓地上竖起了以“逞性的马”为背景的诗人青铜像。上映有关于他的电影电视片。维索茨基去世七年后被破例追授国家奖。今年（1988年）年初，他的诗集、歌谱和唱片大量问世，社会上掀起一股“维索茨基热”。

诗人叶甫图申珂（Е.Евтушенко）赞他是“我们时代歌唱的神经”，称他的诗歌是“最高层次的民族文化现象”。

维索茨基在俄罗斯成了一个符号，成了民族良知的化身，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没有“人民演员”称号的人民歌手》，原载《音乐爱好者》双月刊1988年第3期
《城市知识阶层的口头创作》，原载《文艺报》1988年7月9日
《我们时代歌唱的神经》，原载《人民音乐》1988年第11期
2014年10月综合上述各文加以增补修改

*维索茨基的作品都是严谨的格律诗，这里的引文只翻译了一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