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苏联作曲家安德烈·贝特罗夫
安德烈·贝特罗夫（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1930~2006）是苏联当代著名作曲家，他为影片《办公室的故事》（Служебный роман，1977）、《两个人的车站》（Вокзал для двоих，1982）、《残酷的罗曼史》（Жестокий романс，1984，又名《没有陪嫁的新娘》获最佳电影音乐奖）、《白比姆黑耳朵》（Белый Бим Чёрное ухо，1977）创作的音乐、歌曲，早已为中国人民熟悉。几年前，苏联一家芭蕾舞剧院来北京演出《创世纪》，那舞剧音乐也出自他的手笔。
贝特罗夫小时候在音乐方面并没有显示出特殊的天赋，他走上音乐之路似乎纯属“偶然”。15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了一部美国影片《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1938，关于奥地利“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传记故事片），影片所表现的作曲家职业的罗曼蒂克迷住了他，于是决定献身音乐，当一个作曲家，虽然当时他对作曲法最基本的东西一无所知。
1954年贝特罗夫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童年时候对造型艺术和文学的爱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的音乐审美趣味。他特别偏爱柴科夫斯基、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和格什温，因为他们的许多作品能给人们以绘画和文学的联想。他后来的创作实践也无不与文学和造型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贝特罗夫最先创作的是几部大型乐曲，其中著名的有交响诗《拉达与洛伊珂》（Радда и Лойко，1954，取材于高尔基）、舞剧《驿站长》（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1956，取材于普希金）和《希望之岸》（Берег надежды，1959）。(https://www.daowen.com)
像很多人在少年时一样，贝特罗夫也是个电影迷。所以，当达涅利亚、梁赞诺夫这样几位名导演邀请他为影片配乐时，他欣然同意了。他后来说：“电影音乐是我始终不渝的眷恋，我和歌曲结了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三十年来贝特罗夫为30多部电影谱写了音乐。他的歌曲精巧别致，轻盈柔和，在苏联音乐界中别具一格。他创作的一些电影插曲，如一往情深的《友人之歌》（Песня о друге）、小巧玲珑的《初恋》（Песня о первой любви）、腾跃着春天朝气的《我漫步在莫斯科》（Я шагаю по Москве）、充满了青春浪漫气息的被誉为可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相媲美的《青蓝色的新城市》（Голубые города）等，都已成为苏联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歌曲。作曲家因而获得1967年度的苏联国家奖。自六十年代中期起，贝特罗夫又转向大型乐曲的创作。与祖国命运有关的重大题材深深吸引着他。1964年创作的交响套曲《我们时代的歌》（Песни наших дней）和1966年创作的交响诗《列宁格勒围城期间牺牲者的纪念诗》（Поэма. Памяти погибших в годы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就是这一时期的力作。1969和1970年为纪念列宁，他还创作了两部激动人心的、包含歌唱和朗诵的《悲怆交响诗》（Патет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和《列宁颂》（Гимн Ленину）。
舞剧《创世纪》（Сотворение мира，1971年）取材于法国著名漫画家让·艾飞（Jean Effel）的作品。艾飞笔下那位创造世界的上帝是个可爱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小老头儿，艾飞的漫画故事既有永恒崇高的一面，也有世俗平凡的一面。贝特罗夫运用他在严肃音乐和轻音乐两方面的经验，以各种不同的技法——无论古老的，或是极端现代派的——来表现这一故事，上演后引起很大反响。肖斯塔科维奇在观赏《创世纪》时说：“看到有《创世纪》这样一些作品问世，觉得活在世上格外愉快。”
关于彼得大帝的题材也吸引着贝特罗夫。最初他和剧作家企图按常规处理这个题材，但不久就发现，历史似乎很难塞进现成的口袋中，于是他们决定打破通常的歌剧模式，把电影手法引入歌剧舞台，从彼得一世登基一直写到他出海远航，在施品瑟尔城堡下击溃瑞典人，跨度达几十年。贝特罗夫为这部歌剧《彼得大帝》（Пётр Первый）谱写的音乐气势宏伟辉煌，感人至深，1975年公演后获得一致好评。他因而再次荣获1976年的苏联国家奖。1978年他又推出了一部别出心裁——包含合唱、独唱、朗诵的声乐芭蕾舞交响曲《普希金》（Пушкин.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поэте）。在这部作品里贝特罗夫尝试运用多种音乐表达形式和现代作曲技法来渲染普希金时代的音调和色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贝特罗夫目前任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主席，他在音乐领域的成就卓越，他的作品题材相当宽泛，尤其热衷于文学名著和历史人物，敢于把我们认为难以用音乐表现的内容写成音乐。他的作品体裁往往标新立异、别出心裁，敢于把各种不同的艺术样式用音乐巧妙地糅合成一体。他是一位多产作曲家，别的不说，光是电影音乐就写了97部。他的作品3次获得国家奖，1980年荣膺“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不久前，他应我的请求寄来有他亲笔签名的相片，并为中国人民写下了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原载《文艺报》198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