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苏联人民歌手维索茨基

记苏联人民歌手维索茨基

晚会在封锁圈里举行

莫斯科楚谢夫大街的一幢古老的楼房，入暮时就被严密地封锁了。只有有特许证的汽车方可径直驶到门前停下，其余的车辆一律不准驶近，统统停放在隔壁的马路上。

楼房大门口布置了由警察和便衣组成的一道道纠察线，仔细核对每个人的入场券和证件。

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绝密的高级会晤？不会吧！高级会晤也不会选在这幢文化宫俱乐部类型的“中央建筑者之家”举行。那么，是围捕国际恐怖分子？或者是发生了刑事案件？有些好奇的过路行人凑上去探听，得到的是一声严厉的呵斥：“走开！”

离晚会开始还有15分钟就禁止入场了，即使持有入场券的也不例外。好多名演员、名作家和名记者都被挡在了场外，纠察告诉他们说：“场上已经人满为患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大声抗辩：“让我进去！你没有权利这样做！我是他母亲请来参加晚会的！”

稀奇的事情还有：凡携带吉他的人，上头命令一律不准入内。一位演员原定要在晚会上唱几首维索茨基的歌，也接到命令不准唱。晚会主持人梅德维杰夫到门口去接应一位被挡驾的来宾，结果他自己也被挡在了门外，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人把梅德维杰夫拽到楼上，用警告的口吻说：“您是这一集会的组织者，就是您，要为一切后果负责！”

晚会延迟了半个小时才开始。场上依旧有许多空位。受到邀请、持有票子的无法进场，而占着座位的却有不少是“不请自来”的陌生客。

此事发生在1981年12月9日。那仅仅是一个由群众社团“书友俱乐部”出面举办的普普通通的“新书发布会”——书名：诗歌集《神经》（Нерв），作者：弗拉吉米尔·维索茨基（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1938~1980），此人早在一年半以前去世。

为什么一本诗集的“新书发布会”竟会引得官方如临大敌？这位维索茨基究竟是何等人物？

他是位话剧演员，也是位影视演员。他演活了许多角色，尤其是“哈姆雷特”，还在国际上获得殊荣，但当时苏联媒体却对此装聋作哑，未予报道。

他是位诗人。但他的诗，生前只在综合性诗选《诗歌日》（День поэзии, 1975）里被选用过几首，其他的只能在崇拜者的手抄本上看到、从录音磁带上听到，它从没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机会。

他是位歌手。苏联文化部曾授予他乐坛歌手最高级别（1978年2月13日第103号命令），也就是说，正式承认维索茨基是专业水平的歌手。他弹唱的自创歌曲在苏联老百姓中间几乎家喻户晓，却一直遭到官方的白眼。

他活着的时候，苏联的中央电视台从没有播出过他的演唱会和采访。

他生前没有任何荣誉称号和奖章。如果以此衡量一个人名望的话，那么他不能算是名人。但他的知名度，他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程度，远远超过某些社会名流。

在苏联，提起“维索茨基”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1974年8月，苏联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编号为2374的新星，就以维索茨基命名。

他的母亲后来说：“他没有‘人民演员’的称号，但他是真正的人民歌手！”

你会得意地说：“喏，这是我儿子”

沃洛佳（弗拉吉米尔的昵称）从小好动，很早就开始牙牙学语。不到2岁就会背诵好多诗歌，时常爬到高凳上有声有色地朗诵。

1941年7月，德国人开始轰炸莫斯科。母亲带着3岁半的小沃洛佳躲进防空洞。高射炮的集射震得大地颤抖。防空洞里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小沃洛佳却站到高处，大声朗诵着：“伏罗希洛夫同志，今年我的兄弟参加了红军……”有一次，在这样的“演出”之后，一个老人走到沃洛佳的母亲跟前，哽咽着说：“谢谢您的儿子！”俯身吻了她的手。

不久，他父亲上了前线，母亲带着他疏散到大后方去。挤在货车里艰辛而漫长的旅程，看到伤病员和饥饿者疲惫的面容，经历营养缺乏、轰炸、亲人的死亡——这一切都深深烙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后来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有时母亲下班回家带给他一碗牛奶，他就把牛奶分给其他孩子。他说：“他们在这里没有妈妈，没有人带牛奶给他们。”这种善良的天性在他身上始终存在。即使后来成了著名的大演员，朋友们有困难来找他，他常常爬进大柜里翻找出高领毛衣和皮夹克等送给他们。

战后，他们返回莫斯科，但是他父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离了婚。沃洛佳有时住父亲那儿，有时住母亲那儿。他说：“我的成长，当然，不是在我父母而是在我朋友们的影响下。我不常待在家里，总是在街上。我是地地道道无人照管的街头孩子。”难怪他后来创作的诗和歌能把街头的鄙言俚语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

沃洛佳在学校里担任墙报编辑，又参加了戏剧小组。对于一个富于幻想的年轻人，往往一个偶然的因素，便能决定他一生的道路。有一次，他上剧院看了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灰阑记》），激动不已，“明白了这是我的事业”，从此对戏剧着了迷。

十年级毕业后，沃洛佳想报考戏剧学院，但父母都不赞成。他爷爷——一位知识渊博的法学家——施展辩才，说服孙儿打消了“荒唐的念头”。沃洛佳让步了，遵照父母之命考入了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但读了不满一年，他就腻烦了那些课程，腻烦了伏在制图板上细致地描线。

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母亲突然听见她儿子在房里吼叫起来：“够了！我再也不去这个大学念书了！”母亲走进沃洛佳的房间，看见他正把一瓶墨汁泼到图纸上。

第二天一早，她就去向公公“告状”，公公建议她去找系主任。系主任当着他母亲的面把沃洛佳叫来，说：“维索茨基，别作出这轻率的一步。你在数学方面很有才能。”

“完全可能，”沃洛佳自信地回答，“但我现在不想，将来也不想当工程师。那不是我的志趣，您能理解吗？”

傍晚回到家里，沃洛佳对母亲说：“妈妈你别激动。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在台上，而您坐在观众席里。你会得意地和邻座不相识的人低声说：‘喏，这是我的儿子。’我会成为一个演员，一个好演员。你不会因我羞愧的。”

沃洛佳终于转入国立模范艺术剧院的涅米罗维奇-丹谦珂演员学校。他简直着了魔似地迷上了戏剧，每天泡到深夜回家，眉飞色舞地告诉母亲：他们怎样排戏、怎样制作布景、怎样缝制服装。有时一头扎进书本里，半天不吭一声；有时又像醉酒似的用各种声调背着台词。

沃洛佳在中学时代已经跟大院里的小伙伴们学弹吉他。他在17岁生日的前一天对母亲说：“你反正要给我生日礼物的，就买一把吉他吧！”从此吉他也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进了演员学校以后，他常在“大白菜晚会”（苏联大学生周末自娱活动的谑称）上弹唱自己编的歌曲。他是大学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他最拿手的节目，就是很准确地抓住别人的性格特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他夸张地模仿自己的几位导师，导师们看了也都忍俊不禁。戏剧学院院长有一次笑着对他说：“你呀，真是个不可救药的讽刺家！”

徜徉在人物角色的生活中

维索茨基在艺术剧院学习的时候，有一回他母亲到排演场去找他。他正在参加一个小品，扮演一个农民去火车站。票已经售完，他就千方百计要搞到火车票。他母亲从未看到过自己的儿子在台上表演，大出意外。排演结束以后，她问他的指导老师：“沃洛佳能不能把一生献给舞台？”

“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您的儿子是个天才！”

这位老师并未言过其实。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他的预见。

1960年毕业后，维索茨基被分配到普希金话剧院，随后是莫斯科小剧院。1964年起直到他去世，一直在莫斯科话剧喜剧剧院（坐落在塔甘卡区，莫斯科人惯常称之为“塔甘卡剧院”）。在塔甘卡剧院，作为台柱子的维索茨基共演了15出戏，将近30个角色。维索茨基的表演显然具有古典的气质，获得观众和评论界一致好评的几乎都是古典人物，例如：布莱希特的话剧《伽利略一生》（Leben des Galilei）中的伽利略，契诃夫的话剧《樱桃园》（Вишнёвый сад）中的洛帕亨，叶赛宁的诗剧《布伽乔夫》（Бугачёв）中的赫洛布沙，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中的斯维德利盖洛夫……维索茨基1967年因演赫洛布沙一角在十月革命50周年全苏会演中获得“最佳男演员”称号。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国家级的荣誉，也是他在世的时候在国内唯一的一次荣誉。

自然，最杰出的是他演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位性格复杂、气质独特、内心冲突激烈的丹麦王子，一向是世界各国话剧演员不敢“高攀”却又渴望着“高攀”的顶峰。饰演这位王子，成为衡量一位演员水平的试金石。

维索茨基早就想演哈姆雷特。凡是当时所有的演出，他从不错过观摩。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要扮演一个不是仿效别人演过的哈姆雷特，而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的哈姆雷特——当然，每位演员都是如此认为的。

1971年他终于向剧院提出了申请。剧院方面并不感到意外，也许是因为他在五年前演过伽利略之故。

维索茨基是这样认识这一角色的：“我们的哈姆雷特，首先是个男子汉、是严酷时代造就的男子汉。他比他所有的同龄人聪明。人们准备把他推举上王座，应当由他治理国家，而弑王者占有了王位。哈姆雷特谋虑的只是复仇，却又反对杀人——这个矛盾可怕地折磨着他……大家曾经见过的哈姆雷特们总是在寻找克劳第罪行的证据。为了杀死他并为自己的复仇有所依据。而我却在寻找国王无罪的证据。我设下捕鼠笼，希望证实他是无罪的：他没有杀死我的父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流血。当人们告诉哈姆雷特说他父亲的幽灵到处在游荡，我点点头，我确实在任何时候都能见到他。一声呼唤，他就出现。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哈姆雷特的幻想中。这是很明确的、清晰的解释，在我看来，这是莎士比亚的。”

维索茨基对哈姆雷特独到的演绎，令人耳目一新。1976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一百多个国家（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的剧团参赛。维索茨基是因演哈姆雷特而获得大奖的唯一演员。随后，在法国（1977）和波兰（1979）又作为“年度最佳演出”而获得剧评界一等奖。

苏联国内的媒体却用沉默（“评论需按上头的眼色行事”）来对待这位演员的国际声誉。明眼人当然心里清楚：上头恼恨的并不是话剧演员维索茨基，而是下文将要提到的作为弹唱诗人的维索茨基。直到若干年后的今天，维索茨基成了苏联各阶层人民的“热点”，大家才痛惜地想到：在电子技术发达的当代，这位伟大演员的话剧表演艺术居然没有留下任何录像资料可供后人鉴赏。人们（包括维索茨基的亲属）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这仅仅是无意的疏漏？”

维索茨基还参加过30多部影视片的拍摄，其中有14部担任主演，如《小小的悲剧》（Маленькие трагедии）、《武装干涉》（Интервенция）、《原始森林的主人》（Хозяин тайги）、《垂直线》（Вертикаль）、《彼得沙皇娶了个骗子》（Сказ про то, как царь Пётр арапа женил）、《短暂的会见》（Короткие встречи）、《坏的好人》（Плохой хороший человек）等，最为人赞不绝口的就数他去世前一年拍的5集电视连续剧《碰头地点不变》（Место встречи изменить нельзя）。维索茨基在剧中饰演刑侦局的一名便衣警察热格洛夫。他的行为并不永远是正确的。他工作的目标是“肃清刑事犯罪分子”，他认为有权采取强硬的甚至严酷的方式。维索茨基塑造了来自旧世界，并与之决裂、要狂暴地粉碎它的这样一个人物，他比别人更了解也比别人更仇恨这个旧世界。维索茨基演活了这个有独特个性的角色，使观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热格洛夫，承认他所作所为都出自他高度的责任感和善良的愿望。维索茨基炉火纯青的演技以及塑造的艺术形象，让他在去世七年半之后被追授国家奖。

遥隔银河的罗曼史

维索茨基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涅米罗维奇-丹谦珂演员学校的同学伊萨·茹柯娃，他们在1960年春天结的婚。

1961年，在拍摄电影《713航班请求着陆》（713-й просит посадку）时认识了柳德米拉·阿布拉莫娃，她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1965年正式登记），1968年夫妻分居。

维索茨基的第三任妻子玛丽娜·弗拉迪是位法籍俄裔演员。她和前夫离异之后，把三个儿子带在自己身边。她和维索茨基从相识到结合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那是在1968年的夏天。苏联名导演谢尔盖·尤特凯维奇（Сергей Юткевич，1904~1985）正在执导一部苏法合作的影片，法籍演员玛丽娜也正在应邀之列。她把最小的儿子留在巴黎的姥姥家，带着伊戈尔和贝佳来到莫斯科，把他们安排到莫斯科近郊的少先队夏令营度假。

有一天，玛丽娜去夏令营探望两个儿子。他们一见到妈妈就激动地嚷道：“妈妈，妈妈，这里的小朋友们唱的一首歌，是唱你的！”

那是在动物园里举行的假面舞会。伊戈尔和贝佳非常高兴：在这远离家乡的异国，有个人写了一首歌在歌唱他们的妈妈，而且在小朋友们中间这样流行，他们觉得非常自豪。

就这样，玛丽娜在没有认识维索茨基之前，就听说了维索茨基的名字，听到了他的歌曲。

大概应着“有缘分”这句话吧，说也凑巧，当时，《人道报》（L'Humanité）驻莫斯科的记者马克斯·雷昂是玛丽娜的老朋友。有一回趁拍片空歇时间，他邀请玛丽娜去塔甘卡剧院观看话剧。那天晚上演出《布伽乔夫》，维索茨基扮演赫洛布沙一角。出色的演技使玛丽娜大为折服。演出结束后，雷昂邀请玛丽娜以及剧组演员们到附近一家小餐馆聚餐，然后又邀请大家去他家做客、喝茶、聊天。维索茨基自告奋勇为大家唱自创的歌。他弹着吉他唱了一曲又一曲。维索茨基成了那天晚上磁场的中心。他有左右别人的魅力，在场的所有人的眼睛和耳朵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

当然，玛丽娜到后来才知道，维索茨基那天异常兴奋、异常活跃，都是因为她在场的缘故。他是为她一人唱的。

自那天以后，玛丽娜和维索茨基有了个人交往。凡有维索茨基参加演出的话剧，玛丽娜总到场。两人的感情直线上升。这期间，还发生过一桩严重的事件，资料上对此只是几行“语焉不详”的记载，说是：“在1968年6月，维索茨基由于他早期的歌曲遭到《苏维埃俄罗斯》《秋明真理报》等全国性报纸的尖锐批评而致信苏共中央。1969年夏天，维索茨基受到沉重打击，而他活下来多亏了玛丽娜，她当时正在莫斯科。她路过卫生间时，听到了呻吟，看到了维索茨基流血的喉咙……”(https://www.daowen.com)

维索茨基已经说不了话，半睁着眼睛求救。玛丽娜·弗拉迪赶紧叫急救车。医生和护士赶到时已经摸不到脉搏，连连说：太晚了，已无法抢救了。玛丽娜·弗拉迪拦住了急救车，不让他们走，大喊大叫：“如果不马上送病人到医院，我会发布一条国际丑闻……”急救人员终于弄明白了：那个快死的人是维索茨基，而蓬乱着头发尖声喊叫的女人是法国的女演员。于是他们骂咧咧地把维索茨基抬到担架床上……

两年后，他们正式登记结婚，那是1970年12月1日。

他们婚后为了各自的事业仍经常天各一方，两人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活。谁有空歇，就立刻飞往对方的国家。玛丽娜喜欢随着丈夫在俄罗斯度假旅游——对于维索茨基，祖国山河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感到珍贵和亲切，并且反映在他的许多诗歌中，同时他也喜欢和各层次的人们交往；对于玛丽娜，她要认识自己的俄罗斯的根，了解自己父母的祖国。

第一次分开了六年，两地相思，彼此几乎天天写信，还三天两头通长途电话。维索茨基每有得意之作，就把电话挂到巴黎唱给玛丽娜听。电话账单已经达到三位数，他还满不在乎地对母亲说：“赚了钱就是为了花掉嘛！”后来连国际长途台的女接线员都熟悉了他的声音，成了他那不寻常的“电话演唱会”的老听众。玛丽娜说：“我可以和他交流一切想法，而他跟我谈自己的计划，我是他新诗和新歌的第一个听众。傍晚时分，我们喜欢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散步。最使我惊讶的是，几乎每一家的窗口都传来维索茨基的歌声。有时他刚刚创作出一首歌，没过几天就流传开了。奇怪的是这首歌并没有在广播和电视中播放过。”

玛丽娜的几个孩子崇拜他们的继父，特别是贝佳。维索茨基送了他一把吉他，教他弹奏。后来他进了巴黎音乐学院吉他班，参加过大赛和音乐演出。

1980年，维索茨基到巴黎度假。假期将结束，玛丽娜却无法随丈夫一起回莫斯科，因为她的一个姐姐患了癌症，已在弥留之际，需要玛丽娜陪伴，同时她又正在拍一部新片。

维索茨基在动身前夕收拾行李时，看到桌上有一张广告卡片，他拿在手里转动了几下，开始在卡片的空白处飞速地写起诗来。写完后念了一遍。玛丽娜很喜欢，要他把诗留下。“不，”他回答，“还得稍作修改。我从莫斯科发电文给你。”

相交十二年，这样的聚散匆匆不可胜数。玛丽娜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永诀。那首小诗竟成诀别诗。在为维索茨基举行葬礼之后，玛丽娜翻遍了他们在莫斯科的寓所，找到了这张涂满字句的广告卡片——她心爱的丈夫留给她的最后的永恒纪念。

心和心架起了桥梁

“太好了，观众大厅里也灯火通明，好让我看得见你们的眼睛。这里，在你们面前，整个晚上将站着一个弹着吉他的人，眼睛对着眼睛……诗人歌曲的宗旨只有一个——谈谈使你们、同样也使我感到不安的话题，谈谈人的命运、共同的想法，谈谈使你我都感到撕心裂肺的不公正和痛苦……简单地说，一切以心作为前提。对于诗人歌曲，需要的是你们的眼睛和耳朵。我的愿望是和你们谈些什么，你们的愿望是倾听。诗人歌曲，显然特别生动活跃，它使你们立即和在座的别人融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什么样的脉搏，它就同样传递给我，一切有赖于我和你们。”

台上没有钢琴或乐队，只有维索茨基一人抱着吉他，以话剧演员特有的抑扬顿挫的语调和他面前的观众谈着话。这是他弹唱“诗人歌曲”的一个场面。维索茨基非常喜欢“诗人歌曲”这一艺术样式。他认为自己的创作生活，话剧只占一半，另一半是歌曲，“而且歌曲的分量更重一些，因为它所有的时间都和你在一起”。在话剧舞台上他表达的是剧本作者和导演的意志，而在弹唱“诗人歌曲”的场合，他是唯一的主宰。他嘻笑怒骂，左右着听众的感情，引导听众去思索、去探究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真谛、公民的责任、国家的命运，还有友谊和爱情；他尖锐辛辣地针砭时弊，揭示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抨击明哲保身的庸人和以权谋私的官僚。——“诗人歌曲”成了他的论坛：“应当把家丑洗刷干净而不必去管邻居们说三道四。”他还曾应约为电影写插曲，用的也是“诗人歌曲”的样式，但几乎大部分插曲都没有用上，有些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而多半是因为审查没有通过，最后从已完成的样片上剪掉了。例如，电影《桑尼柯夫的土地》（Земля Санникова）、《维克多·克罗亨的第二次尝试》（Вторая попытка Виктора Крохина）、《少数派报告》（Особое мнение）等。

维索茨基所处的六七十年代，后来被称之为“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这二十年的苏联社会，几乎没有一个话题他没有涉及过。

《麦克风前的歌手》（Певец умикрофона）似乎是维索茨基表明心迹的宣言。许多人一到麦克风前往往就文过饰非，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而他站在麦克风前，感受到千百双追根究底的目光：“仿佛面对着枪眼。”“如果我撒了谎，麦克风将把我的谎言无情地增强。”“如果我居心不正，麦克风也无论如何不会把弯曲说成平直。”“如果我真诚的音调走入迷途，麦克风的影子就会立刻烙到我脸上。”维索茨基在千千万万依赖他的听众面前，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我没有一个字母在说谎。”

在歌曲《别人的车道》里，他唱道：“我落在别人选定的车道，如今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我竭力说服我自己：不止我一人陷在这里。我随着大流向前行驶。”“但有人按捺不住，竟和车道去抗争，结果车毁人亡。”“我自己也参与了拓深这条车道，毁灭了后面人们的希望。”诗人最后唱道：“喂，后面的你们，不必跟着我跑！这条辙迹只属于我的，请你们选择自己的车道！”

曾有记者问维索茨基：“人的哪些弱点，您可以宽容？”回答：“肉体的羸弱。”又问：“什么是您不可原谅的缺点？”回答：“贪婪，丧失立场，它导致很多其他恶行。如果一个人只会重复别人教他的，那他就不能独立思考。”

为许多人推崇并赞不绝口的《猎狼》（Охота на волков）一歌，更以狼为第一人称，叙述冬天的一次围猎：枪声在响，受伤的狼在翻滚，雪地上漾开了殷红的鲜血。猎人和狼不是平等的较量。他们的手决不会颤抖，沉稳地开着枪。狼不能破坏传统。我们这些幼狼，从刚一出生，母狼就告诫我们：“不许越出圈外！”我们被追捕着奔向枪口，为什么不就试一试冲破禁区？！我不能顺从，求生的欲望更强烈！我向圈外奔去！我高兴地听到背后传来猎人惊诧的喊叫。我拼命地向前飞跑，今天决不再像昨天那样，猎人什么也得不到！！！

这首震撼了所有人的歌很快传遍全国。当代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珂（Е.Евтушенко）当时正在北方海员处做客，他立即给维索茨基发了电报：“他们（指海员们）一口气听了20遍。我拜倒在你脚下！”

维索茨基没有把自己的歌曲当作表演节目，而是把它作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对话。他在工地上、在田头、在俱乐部、在晚会上、在剧场的休息室、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为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哪怕有时只有一个人）弹唱，甚至有时深夜就在自己家门外为迟归的行人弹唱。

有一回，维索茨基访问博代博原始密林，留宿在一个被人遗忘的小村子里。人们从密林的各个遥远的角落赶来听他弹唱。有人迟到，他就再唱；又有人赶来，他又再唱，就这样一口气唱了4个小时。博代博的飞行员甘冒受纪律处分的后果，推迟了客机航班，为了听自己心爱的歌手弹唱。表演场地在食堂，容不下太多的人，于是他们把窗子卸下，好让所有来的乡亲们都能听到。

凡有人请求他唱，他从不拒绝，但也有例外。

上头打电话给他：“星期六或星期日，他们想在我这儿看到您，听您唱。”

“我没有时间。”维索茨基矜持地回答。

“什么？！”对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就这样回答他们？”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时间。就请这样转告。”

他后来私底下对朋友说：“我怕会发作起来。在那种地方，他们在精神方面和我格格不入。我不能为他们唱。”

维索茨基的诗和歌“理所当然”不可能被接受出版。他生前只有一首《选自旅途日记》（Из дорожного дневника）的诗歌侥幸被入选在一本苏联文学艺术集《1975年诗歌日》里，这是他生前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发表的诗歌。但是他可以演出，甚至在与塔甘卡剧院演员们一起去国外巡演时，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法国、德国和波兰，他都找机会举行演唱会。他还多次访问美国（包括1979年演唱会）、加拿大、大溪地等。

从1958年第一次演唱算起，到1980年去世这二十二年中，维索茨基在苏联和国外共举行了1169场演唱会。人们竞相翻录他的演唱录音，竞相抄写他的诗和歌（手抄本或打字本）。人民爱戴维索茨基，因为他唱出人民的心声，揭露时代的阴暗面，唤醒人们的良知，催生健全的社会。

“玩命儿地干”耗尽了他的精力

维索茨基最爱讲的俚语是：“玩命儿地干！”他的生活节奏确实称得上“玩命儿”：排练、演出、写诗、谱曲、独唱晚会——每天要花去18小时以上。甚至休假时也很少坐下来，总是忙碌着什么，和人谈话，了解和记录着什么。常常半夜里从床上跳起来，着了魔似的连续写上几小时。他平时总要到凌晨4点才上床，他母亲早上去叫醒他，他问几点了，母亲回答：“9点缺5分。”“哦”，他说，“我还能睡5分钟。”一翻身又睡着了。

据称，维索茨基抽香烟每天一包以上，而且嗜酒多年，肾功能和心脏（维索茨基从小心脏有病：二尖瓣缺损）因此严重受损，1975年末，医生开始使用吗啡和安非他明等麻醉药物解除他酒精中毒的痛苦，随着剂量逐步上升，到1977年末，维索茨基已经摆脱不了对麻醉药物的依赖了。

1979年7月，维索茨基已在乌兹别克的布哈拉旅游期间经历了临床死亡。

1980年7月3日，维索茨基在莫斯科州的柳别瑞茨克市文化宫演出。据目击者称，他看上去不太健康，但一到台上就神采飞扬，原定一个半小时，结果足足演唱了两个小时。7月18日，维索茨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他在塔甘卡剧院演出哈姆雷特。

1980年7月20日，维索斯基写下了最后两行字：“在至尊面前我有话要唱，在至尊面前我要有所证明。”

过度的劳累耗尽了他的精力，加剧了他的病情。7月24日晚上，他在房间里团团转，呻吟着，抓着他的左胸，无法躺下也无法安坐。他对一直陪伴着他的母亲说：“妈妈，我今天要死了……”医生给他服用了安眠药。他还是折腾了一夜。最后安静了，在大房间的一张沙发床上睡着了。7月25日凌晨3点到5点半之间，心脏停止了跳动。临床判断，是急性心肌梗死。

死神夺去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生命，是年他才42岁。当时第22届夏季奥运会正在莫斯科举行（1980年7月20日至8月3日）。人们或聚集在各体育场，或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着奥运会上精彩的体育比赛。苏联当局希望悄悄地、迅速地下葬维索茨基，报刊对他的逝世保持沉默，既不发消息，也不发讣告，免得影响奥运会的赛事报道。在《莫斯科晚报》上发了他死亡和葬礼的日期，以及在《苏维埃文化报》（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上发了一篇悼文（可能已是在葬礼后）。在他工作过的塔甘卡剧院售票处窗口上方挂着他的肖像和通告：“演员弗拉吉米尔·维索茨基逝世。”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剧院门口几天来聚集了庞大的人群（葬礼当天，在塔甘卡广场周围的建筑物屋顶下面也站满了人）。在这里，没有买票，以前是不让进的。

曾经组织批评维索茨基的俄罗斯文化部也献了花圈。献花圈的还有苏联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电影家协会和首都其他剧院，以及业余歌曲（“诗人歌曲”的别称）作者俱乐部和其他文化组织等。

7月28日维索茨基下葬那一天，许多人都放弃了观看奥运会比赛，甚至有从其他城市远道赶来的人，塔甘卡剧院广场从凌晨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的手持鲜花，有的拿着录音机，放送着维索茨基生前的弹唱录音，一路护送灵柩到瓦甘柯沃公墓。那天酷热，送殡的人群排了5公里之长。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

似乎整个莫斯科在安葬维索茨基。玛丽娜·弗拉迪已经在公共汽车上，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见过王子、国王的葬礼，但我没见过像这样的！”

去世后的哀荣

正式承认维索茨基，是在他去世之后。最初这还是个个人行为：著名诗人罗杰斯特文斯基（Р.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1932~1994）为他编选的第一本薄薄的诗集《神经》（Нерв），在他去世一年半后才冲破重重障碍悄悄问世。为此而举行的“新书发布会”竟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那些遭遇。事后，提供会场的“中央建筑者之家”的主任受到警告处分，最终不得不离职。晚会的组织者梅德维杰夫也吃了不少苦头。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名流在各种场合大声呼吁：必须给维索茨基以公正的、应有的评价。1986年3月，苏联作家协会一反以往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成立了维索茨基文学遗产委员会，向全国征集他散佚在民间的诗歌。他的诗集、歌集和唱片陆续出版。各家报刊也开始竞相登载各种回忆录和评介文章。电影、电视拍摄有关于他的纪录片。社会上掀起一股“维索茨基热”。越是岁月更迭，他的作品的耐久价值就越是被他的同代人领悟。

1987年初，苏联电影家协会提名维索茨基在《碰头地点不变》中扮演热格洛夫一角候选苏联国家奖。许多人写信责问：为什么不提他的自创歌曲？年底，获奖名单正式公布时，终于写上：“鉴于影片《碰头地点不变》中热格洛夫形象的塑造以及歌曲的作者自唱。”不少评论家严正地指出：“歌曲的作者自唱”，着重点在“唱”，而不是指“歌曲”本身，远远没有昭示维索茨基的“诗人歌曲”的全部成就。但无论如何，从不被承认到获奖表示承认，总是时代的一个进步。苏联国家奖一向只授予健在的杰出人物，追授给一位去世已七年半的艺术家，这在苏联似乎还未曾有过先例。

当年“新书发布会”的组织者梅德维杰夫在报刊上激愤地写道：“谁能回答：为什么今天一本接一本出版他的诗和歌，发表关于他的回忆录，而在不久以前，1981年12月9日那个晚上竟发生过那样的事？为什么那些文化官员（他们的姓名谁也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有职有权扼杀诗歌？他们今天将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孩子、父母、朋友？今天，以党中央和政府的名义授予维索茨基以苏联国家奖获得者的称号，那些文化官僚不羞愧得无地自容吗？不忏悔，不向人们、不向历史解释为什么当初如此行事？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命运、是法律的主宰吗？谁能回答：当初诋毁不遗余力，今天抬举无以复加，这二者之间为什么看不到羞耻？难道我们都是盲目和麻木吗？……”

后来的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1980年1月22日，维索茨基生前唯一一次上了苏联中央电视台的“电影全景”栏目，因录像片审查了七年，一直躺在片库里，直到在1987年，才以《弗拉吉米尔·维索茨基·独白》（Владимир Высоцкий•Монолог）为题播放。

1988年1月，广泛庆祝维索茨基诞辰50周年。热销维索茨基的第一本诗歌集，举行纪念晚会，有关于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1999年，俄罗斯发行了一系列“俄罗斯流行乐坛热门歌手”邮票，维索茨基邮票的面值2卢布。

2011年11月25日，第一频道播出“共和国的财富”（Достояние Республики）系列专题片中的“维索茨基专辑”。

到2013年，俄罗斯各地有177条街道、约20处岩石和高峰、山隘和河滩、峡谷和冰川以维索茨基命名；还有不少剧院、舰船、飞机、咖啡厅以及若干体育赛事也以维索茨基命名；至少有6个维索茨基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1989年在莫斯科建成的国家文化中心维索茨基博物馆（“塔甘卡广场的维索茨基之家”），全面介绍他的生活和工作。

苏联境内有20多个维索茨基纪念碑，还有4个纪念碑在国外。

在莫斯科的维索茨基纪念碑被设置在彼得门广场林荫大道上，当年他有一首讽刺诗写道：“不要把我的纪念碑设在彼得门旁的街心公园。”然而生活给他开了个玩笑，偏偏把纪念碑设在他不乐意的地方。

为纪念维索茨基发行了两枚纪念奖章，2枚旅游纪念章，4枚硬币——其中两枚是在其他国家：2010年，南太平洋上的岛国纽埃国发行一套“俄罗斯伟大人物”系列银币——面值2元的维索茨基银币上有他的肖像和生卒年月以及他的一句歌词：“即使没能够活到头，也定要唱个够。”在马拉维非洲共和国，同年也发行了面值50夸契、镌有维索茨基肖像的纪念币。

1985年10月12日在瓦甘柯沃公墓，维索茨基青铜塑像揭幕：他那棱角分明的脸隐含着痛苦的神情；双眸中既有真挚坦诚，又有愤恨哀怨。他的全身被一块织物紧紧裹住，肩膀已经挣脱出来，但他的双手还在束缚之中。他倒背着一把吉他，身后是三匹马的马头——显然是跑到深渊的边缘，急忙煞住脚步，用后腿直立起来，惊恐地发出了绝望的嘶鸣……这座塑像取意于他本人的诗歌《逞性的马》（Кони привередливые），是他命运的写照。

维索茨基对虚伪和欺骗深恶痛绝。他不止一次说过：“我没有一个字母在说谎。”有人不喜欢真理，但真理的声音是封不住的，维索茨基墓前，即使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也是从不间断的“鲜花的海洋”。

根据民意调查显示，2010年调查的结果，在“20世纪偶像”排行榜上，维索茨基排在苏联第一位航天员尤利·加加林（Юрий Гагарин，1934~1968）之后占第二位。民意基金会在2011年7月中旬的调查显示，尽管对维索茨基的兴趣下降，俄罗斯人绝大多数（98％）知道“弗拉吉米尔·维索茨基”的名字，70％的受访者喜欢他的歌曲并认为他的创作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现象。

写于1990年2月
2014年10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