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双向的友谊使者左贞观

中俄双向的友谊使者左贞观

“左贞观”——很早就从音乐学院朋友那儿听说了这个名字，而且知道他是“中国人”，又是“俄国人”。这多少有点好奇。你说某某人是中国人，入了美国籍，或者日本籍，或者欧洲什么国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唯独有人加入俄国籍，实在是很少听说。

出于我从事的工作，我一直希望能结识他，可是找不到理由也找不到机会，因此许多年一直缘悭一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1989年，我在苏联的《音乐生活》半月刊上读到左贞观以《伟大邻邦的音乐》为题的署名文章，我就翻译了出来，改题为《苏联作曲家看中国》发表在我国《人民音乐》月刊1989年第11期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托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柯娃女士为我找几份苏联时期的歌谱资料。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一头自报家门说，他是左贞观，受库利柯娃之托捎来一些东西，他现在下榻在静安宾馆，因为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上海，没有时间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行动不便，问我家里有没有人去取一下。我答允他马上去取。

其实那一天我家里除了我没有别人。我就自己驾着我的“宝马”（残障人使用的三轮电动车）去了静安宾馆。当然，我的“宝马”是进不了宾馆的，那时候我还能拄着拐杖走几步路，我上了电梯到达房门口，他开门出来觉得有些意外。我同样也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见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面孔，哪有半点“洋面孔”，哪像个混血儿？

他说他也早就知道我，收藏了我编译出版的几本俄苏歌曲集，他也看到了我把他的文章翻译发表在《人民音乐》上。我托库利柯娃找歌谱，库利柯娃就是拜托了他。而他本人就是苏联（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会员，他就是在协会的资料室找出来复印的。

左贞观先生那天还送了我一大摞《苏联妇女》（中文版）的剪报材料。据我记得，苏联当时出版的期刊中只有两家杂志是出中文版的：一家是《苏联画报》，一家就是《苏联妇女》。

《苏联妇女》（Советская женщина）是苏联妇联创办的综合性文化月刊。我最早是在上海图书馆看到这本杂志的，我所以关注这本刊物，因为它不定期地刊出一些苏联新歌，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苏联妇女》开始出中文版，我也自费订阅过几年。不过好景不长，中苏交恶，凡苏联出版的报刊杂志都是“苏修”，从此再也见不到苏联出版物。直到1985年中苏关系开始回暖，上海图书馆才挑挑拣拣续订了一部分苏联报刊。我是1989年才重见到《苏联妇女》的，发现新的中文版月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一个标题为“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的、占两个页面的专栏，专门选了六十到八十年代苏联最流行的歌曲介绍给中国读者。专栏除了有歌谱、有原文歌词还有中文译配词，还有介绍歌曲作者、创作过程以及流传情况的文字说明，一应俱全。我在图书馆翻阅了一本又一本，真如久旱逢甘霖，大喜过望。于是我给《苏联妇女》编辑部去了一封信，想和他们建立联系，以求得歌曲资料的帮助。信中对我的工作经历也作了自我介绍，附了一张照片，还把我前不久刚出版的《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最新苏联抒情歌曲100首》和《苏联最新电影歌曲100首》3本新书寄赠给他们。

寄出这个邮包是1990年上半年，快到年底收到了来自苏联的邮件——《苏联妇女》1990年第10期。这一期的“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专栏成了“薛范”专栏。编辑部写道：

（下文对我作了简略的介绍，略）

占两个页面的专栏的中央，刊登了我的大照片。右侧是我译配的一首八十年代电视剧插曲《最美好的前途》（Прекрасное далёко），并且就以这个曲名作为文章的大标题。我觉得编辑部百里挑一选中这首歌曲并以此为题是有意而为之。

上面说的是我和《苏联妇女》杂志的一段遥不可及的缘分。没想到左贞观先生这次送我的正是从近十年《苏联妇女》剪裁下来的“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资料。

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些资料展开。我这才了解到，这一专栏就是左先生和他的夫人策划并编写的。他夫人娜塔莉亚·帕纳修克是位音乐学家，歌曲文字说明就是她撰写的，整个栏目就由她署名发表的。左先生笑着告诉我，他的岳父是位汉学家，可汉学家的女儿却不善中文，所以发表出来的文字还是左先生翻译的。（撰写此文时我特意查了一下，他的岳父弗拉吉米尔·帕纳修克〔B.A.Панасюк〕还不是一般的汉学家，而是翻译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说岳全传》和《史记选译》等中国经典的、成就卓著的汉学大家。）

左先生告诉我，《苏联妇女》有各种语言的版本，但内容都和母版（俄语版）不尽相同。而“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这个专栏只有中文版的《苏联妇女》才有。编辑部知道中国人喜爱苏联歌曲，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资料来源，爱好只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歌曲。其实五十年代以后还有很多好歌，所以他们开辟了这么一个栏目。左先生他们陆陆续续向中国读者推荐了三四十首新歌（由一位在莫斯科电台工作的陈国平先生译配歌词）。

我们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只有图书馆（当时还没有网络），而图书馆自中苏交恶以后就中断了订阅“苏修”社会科学类书刊。即使在1987年中苏关系解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曾被中断的书报杂志都没有续订。连我这个专门从事歌曲译介和研究的人都对五十年代以后的苏联歌曲状况一无所知，何谈其他普通读者呢。所以见到左先生送我的这些剪报资料，真有“如获至宝”之感。

俗话说：“宝刀赠英雄，红粉赠佳人。”左先生这些资料——这一“厚重的礼物”真是送对人了。

有了这个话题，我们一下子就去掉了陌生感。

他说，他买的我编译的一本歌曲集中，有一处鸟名我翻译错了。我认为малиновка的字根源自малина，是一种悬钩子浆果，我们通常音译作“马林果”。它在俄罗斯民歌中经常和калина（荚蒾花、雪球花、红莓花）并放在一起歌唱。用马林果酿制的甜酒就叫作малиновка。所以我不假思索地、想当然地译成了植物名。现在经左先生指出，我回去查了词典，малиновка果然还有一个解释，它是指一种毛色美丽的小鸟“欧鸲”。左先生和我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纠正错译，他是我的“一字之师”啊！

有了第一次接触，就有了以后一次次的联系。不过我和他从没有因私谊而相约见面。他领导的俄罗斯爱乐交响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他请我去观摩；2006年年底，他邀请我去上海大剧院观摩他创作的芭蕾舞剧《小河淌水》，散场以后，我们就在场子里聊了一会儿；2008年，他们乐团作为维塔斯的伴奏乐团在上海万体馆大舞台演出，也邀我去凑趣，领略一下维塔斯粉丝的疯狂；2009年10月，我出席在哈尔滨举办的第一届中俄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台上宣读论文时提到“俄苏歌曲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已翻译成中文”，我就即兴发挥说：“据我所知，俄罗斯音乐界对于中国歌曲几乎一无所知”，我当场招呼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左贞观先生，请他问一问坐在他两边的、来自俄罗斯的各音乐学院领导们和教授们，希望他们今后也多多关注中国的歌曲。左先生当即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也立刻收到了风趣的反馈：“因为俄罗斯没有薛范。”2017年8月，哈尔滨举办第二届中俄文化艺术交流周，我和他都是特邀嘉宾，第2次在哈尔滨见了面，我还出席了他的著作《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的新书首发式。

当然，最最难忘、最最感激不尽的是2007年我访俄时他为我们安排了和巴赫慕托娃夫妇的会面。巴赫慕托娃比我年长5岁，是当今还健在的苏联歌曲大师，我翻译介绍过她许多作品，我们也在音乐会上和网络上唱过她的许多歌曲，她是我们俄苏歌曲乐友们高度崇敬的音乐家。我知道她非常忙，很不容易约到，而左贞观先生圆了我的梦。

是命是运逢其时

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左先生奇特的身世。

左贞观1945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他姥姥是定居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姥爷是中国人；他母亲是混血儿，嫁了个丈夫还是中国人。所以轮到第三代，只能说血统上是1/4混血儿，其实论相貌，我看不出左贞观有什么“洋味儿”。

左贞观的父亲原是常州人，常州遭日寇侵占以后他跑到重庆去参加抗日，被分派去新疆伊犁服务。伊犁临近中苏边境，因此有不少俄罗斯移民和混血儿。他就是在那儿和一位混血儿女子结了婚。1945年在乌鲁木齐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只过了两个月，欧战结束了，再过了三个多月，中国抗日战争也迎来了胜利。那一年真是喜上加喜啊。祖父给孙子取了个中国名字“左贞观”，父亲给儿子添了个“洋名”Victor，也就是“胜利”的意思。多亏了这个洋名，左贞观后来去了苏联，他的俄文名字就叫“维克多（Bnktop）”。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们全家移居上海。左贞观的父母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们并不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但是喜欢欣赏古典音乐。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俄罗斯音乐和苏联歌曲情有独钟，自然也影响了幼小的左贞观。父亲还请了一位俄籍钢琴教师教他弹钢琴。

13岁时，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念初中的左贞观考进了上海市少年宫的管弦乐队。少年宫是1953年由宋庆龄倡导创建的，开设有科技组、美术组、舞蹈组、戏剧组和弦乐队等各种兴趣小组。学员是从全市各小学和初中选拔优秀且有某方面特长的学生，并通过严格的考试，才得以录取。少年宫还聘用了优秀的专业人士来担任各项活动小组的指导老师。左贞观考进管弦乐队后主动要求学拉大提琴，因为这是他父亲喜爱的并一再提起的乐器。他第一次参加排练时的曲目是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曲，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即使到现在，一提起这个话题，左贞观就动情地说：“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排练之后，就好像遭到电击一样，晕过去醒过来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从那时候起，开始疯狂地喜欢音乐，对我以后的专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音乐成了我的生命，像呼吸空气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他在乐队里勤奋地学习读总谱、学习作曲、学习乐队配器。那时候他就显得与众不同，乐队缺乏总谱，初出茅庐的他就敢把一些少先队歌曲改编成乐队谱，而大家也乐于接受。

少年宫的乐队当时还是在草创阶段，乐手不够，乐队声部也不齐全，也没有专职的指导老师（有一阵子是小伙伴艺术团的合唱指挥吴克辛先生担任指导）。左贞观和他的小伙伴们到处打听，哪个学校哪个同学会哪种乐器，便鼓动他们去报考少年宫。当然，考试和录取还是左贞观他们说了算。就这样，乐队慢慢发展到40人。他们到处求师，勤奋排练，经常演出，在社会上已颇有影响。终于有一次，他们争取到去上海交响乐团演出，交响乐团的叔叔阿姨们也被面前那一群少年的爱乐精神打动了，答应给他们每一个声部提供一位指导老师。一位名叫温谭的小提琴家答应担任他们乐队的指挥，从此少年宫乐队有了质的飞跃。左贞观直到现在还以感恩的心情提起这位默默无闻的音乐家。

左贞观陶醉在音乐里。他还有什么愿望吗？他的愿望很单纯：有一次，他和小伙伴们聊天，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乐队发展到100人，好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他全身心和音乐融合在一起，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记忆。

左贞观爱读苏联的文学作品，尤其迷上了苏联电影。每次看了电影以后，电影里的情节，人物和音乐，就会在他脑海里盘旋好多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看着苏联电影成长的，他觉得苏联的生活，每天就像过节一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嘛！至于苏联的音乐片，那更是钟爱有加，例如歌剧影片《叶甫根尼·奥涅金》，只要哪家电影院在放映，他就赶过去。他前前后后看了15遍。俄罗斯文化的唯美在他少年时期赋予了他一个新的灵魂。

那时候也有国外的乐团来演出，他印象最深的，是捷克爱乐乐团的一次演出。他和少年宫的小伙伴们，连夜去排队买票。那场音乐会上演奏的是斯美塔纳《我的祖国》中的《沃尔塔瓦河》，回来后，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他母亲还以为他得了什么病了。他后来回忆道：“当时中国的生活比较枯燥，我在音乐中找到一片幸福的天地。”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他父亲被冤屈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刑十年，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当时的情势往往是“一人获咎，全家遭殃”。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4个孩子都成了“反革命子女”。左贞观当时在上海名校南洋模范中学读书，学业倒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1961年他16岁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反革命家属”日子就不好过了。为了避免4个子女的前途受到影响，母亲以投奔西伯利亚的姥姥家为名，申请携带子女去苏联。那一年成了左贞观人生的分水岭。

左贞观少年时从父母和钢琴教师那儿多少接触过一些简单的俄语，这当然是不管用的。到了苏联，尤其进了伊尔库茨克音乐中学，课本、乐谱、作业、授课都是俄语，周围的老师和同学说的也都是俄语。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看不懂课本，听不懂老师教课，也无法和同学们交流。他几乎每天早上6点第一个到校，晚上11点才回家，每天光练琴就十多个小时。不过换一个角度说，那也是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用左贞观的比喻来说，他是“泡在大水里学会游泳的”。年少聪慧的他很快就通过了语言关，适应了新的生活。

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国立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大提琴系。为了帮助家庭减轻生活负担，他还抽时间在饭店、在婚礼和晚会上演奏，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在全西伯利亚音乐比赛中，他在独奏、三重奏和四重奏项目得过奖。197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专业交响乐团任大提琴首席。

1973年他又进入莫斯科国立格涅辛娜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师从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李金斯基教授（Генрих Летинский）。1978年毕业，完成了从单一乐器演奏家到全方位作曲家的飞跃。在读期间，他就不断有作品问世，比如，1974年的《弦乐四重奏组曲》，1975年的《〈诗经〉3首》，同年他创作的《节日序曲》获得全苏青年作曲家比赛一等奖。从格涅辛娜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吸收加入莫斯科作曲家协会，他本人的生活与工作也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转移到首都莫斯科。

那些年，他在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在对华广播电台做文字编辑等。他已经完全融入俄罗斯的生活，但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苏联报刊和广播中暗暗关注着有关中国的一鳞半爪的信息——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依然令他牵肠挂肚。

有时候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看见一些苏联小朋友携着乐器去学琴，就想起自己的少年宫生活。当年的小伙伴们在动荡的年代还能安稳地练琴演奏吗？一想到这些就禁不住泪流满面。

有一次他弟弟在商店里买到一个中国产的食品罐头，他们把有着中文字的商标纸贴在墙上。(https://www.daowen.com)

还在新西伯利亚读书期间，他有一次送朋友上火车，站台上没多少过客。有一列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停靠在月台上。左贞观猛一看到鲜红的中国国徽，一下子血脉贲张，心儿狂跳起来，仿佛要撞出胸口。正好有个列车员从车上下来，左贞观按捺住激动，凑上去想搭讪几句听听乡音，他随口问了句：“北京天气怎么样？”中国列车员根本没有搭理。左贞观很理解：谁知道车站有没有“克格勃”？这一次送行给了左贞观的心灵两次猛烈的撞击。他16岁离开中国，走时还未成年，现在融入俄罗斯社会也有十多年了，但一见中国国徽，竟然心脏狂跳不已，故国情已成为心中的“结”，再也去不掉了。同时，他也从中国列车员冷冰冰的态度感受到两国关系的冰冷——过去称兄道弟，现在不仅形同陌路，而且水火不容。他觉得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去中国了。

尽管他是在中苏交恶初期来到苏联的，但他在苏联并没有因为有中国血统和中国人的相貌而受到歧视。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回顾这一段经历，他说：“我住在这里这些年，从未遇到过歧视，大家一直待我很好。也许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艺术环境里，接触的、交往的都是有艺术素养的群体。他们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常常问起我关于中国的事，我从未碰到有谁对我不尊重。”

他说：“影响并形成我的世界观的未必是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我认为，首先，是艺术影响了世界观。比如音乐，我是特别喜爱和崇拜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比如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我在少年时代就读了很多。有一本书，《梵高书信集》，这是一本影响我艺术观的书。而且，我很幸运，在我的生活中，我遇到了很多影响我的知名人士，许多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我该特别提一提我的恩师亨利希·李金斯基。这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他培养出了很多有成就的作曲家。而对于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一名教师、教授还是生活的指路人，遇到生活中许多事情，我向他咨询；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他给我建议。他不仅教我如何写音乐，还教我做人。我认为在这方面，他就像我父亲一样。他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吃穿，关心我如何谋生。他是我真正的恩师！”

在左贞观生活的圈子里，没有人对他侧目而视，他是幸运的。但是处在中苏交恶的大环境下，某些场合就未必那么单纯了。官方把每个中国人都视为潜在的间谍。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因为那一时期我们也把外国人和有海外关系的中国人视为警惕的对象。1980年莫斯科筹办奥运会，苏联作曲家协会把左贞观的一部作品推荐给奥运会的文化项目，但在审批时被刷下了，理由是：不能采用有中文名字的作曲家的作品。后来还有过一次，有一台音乐会的节目单上有左贞观的一首作品，审查者指着作者的名字问道：“这名字怪怪的，是哪个国家的？”送审人含含糊糊回答了一句：“好像是越南的吧。”于是节目单就蒙混过关了。

就这样，在中苏关系没有解冻之前，左贞观的作品既无法正式发表也无法公开演出。所幸的是，至少官方还从没有直接找过他“喝咖啡”。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87年，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人——著名作曲家赫连尼柯夫特地找左贞观表示歉意，并于当年9月1日在莫斯科著名的圆柱大厅为左贞观隆重地举办了一台集他创作的诗歌、散文、音乐于一炉的专场晚会。左贞观的作品有机地把中国古老的音乐精华同西方现代的作曲技巧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韵律，是苏联观众以往很少接触到的，令人耳目一新。全场气氛非常热烈，“巨大的幸福感在一瞬间将我包围”。音乐会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响彻整个大厅，左贞观一次次上台谢幕。最后，他同女高音歌手一起唱了一首他本人作曲的歌《故乡》以答谢听众。“我的祖国在美丽的南方，清清的河水流过她的身旁。祖国，你的美丽形象，永远萦绕在我心房……”与故国隔阂已久的境外华人后来一听到这首歌曲就热泪盈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不是刻意设计却是动人心魄的插曲。

他父亲1958年被冤屈判刑之后，左贞观和弟妹随着母亲于1961年离开了中国，从此双方就断了音讯。父亲刑满以后回不了上海就留在青海打工。“文革”以后，冤狱平反，恢复了名誉，他父亲才想方设法打听到妻子儿女在新西伯利亚的住址。1987年，中苏两国关系虽说已经解冻，但很少有实质上的往来。几经周折，多方审查，他父亲才被批准出国探亲。当左贞观接到他妹妹来电，说父亲已经来到新西伯利亚，他只能很遗憾地相告：音乐会就在这两天举行，他脱不开身。待音乐会一结束，他会立马去新西伯利亚。

那天作品晚会的成功自不消说，左贞观惊喜地发现他年迈的父亲和全家竟然都出现在音乐会上。原来，作曲家协会得知这一情况，成人之美，专门派人悄悄地把他们全家从新西伯利亚接到莫斯科来听音乐会。这真是一场永世难忘的晚会，作品之美和人情之美交相辉映。在场的有许多是左贞观的朋友、师生和同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为左贞观一家祝福。

我在一篇专访中读到这一段情节时真是拍案惊奇：时隔二十九年，父子竟然在这样的场合欣喜重逢。若不是后来向左先生当面核实，我还以为是写稿人的妙笔生花呢。我对左先生说“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太戏剧性了！”他也连连附和说：“是呀，是呀，真是很有戏剧性。”

我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您16岁那年如果没有出国的话，您想过没有，后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他顿了一下，然后答非所问：“其实，我现在也不觉得我有多大成就。当年少年宫那些小伙伴，他们天赋都比我高。如果他们也有我这样的学习条件和工作环境，他们一定比我更有成就。”

魂萦梦牵故国情

1987年对于左贞观来说，是最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父子相隔二十九年后的团聚，再有，就是阔别二十六年后第一次回到中国。

直到1987年才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一年中国正举办“中国风”音乐作品国际比赛，他得知消息就邀另一位俄罗斯作曲家一起去参赛。

他在俄语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六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中文报纸、中文书籍，“中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亲切的名称和陌生的国度。但上海的老家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曾以为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去中国了，想不到竟然来了机会。在动身之前的那些日子，一想起中国就禁不住一阵心跳：“踏上故国土地那一刹那，千万不要心脏病发作，千万要挺住。”

他踏上故国土地的时候，没有犯心脏病，而周围的气息、周围的声响、周围的面孔却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当然，魂萦梦牵的上海是非去不可的。他去了东湖路新乐路一带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小时候觉得那些老房子很大，屋前的马路很宽，现在看到的楼房显得那么矮小、马路那么狭窄。少小离家老大回，二十六年没有说过中文，现在和人们交流，有时就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

他的参赛作品这一次虽然没有获奖，却为来到中国开了先例。左贞观后来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好几次，结交了音乐界乃至文化界许多朋友。他隐隐感觉到，两国隔阂疏远了那么多年，而现在两国的民间都亟盼着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交流是需要有人牵线搭桥的，可谁来做呢？左贞观觉得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了。用他的话来说：“我和俄罗斯人在一起，我绝对是俄国人；我和中国人在一起，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把这段话换另一种句式来表达：“他在俄国，绝对是中国通；他在中国，绝对是俄国通。”他有艺术专长，他精通两国的语言文字，熟悉两国的文化，在两边都有广泛的人脉——身有彩凤双飞翼，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他是不是自觉的或是顺势而行，他已经把“牵线搭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了。

正巧，也就是在那一年，“天降大任于斯人”，一项“大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左贞观身上。中国外交部致函苏联外交部询问有关冼星海的十来个问题：冼星海四十年代曾在苏联住过，在莫斯科去世，五年多的岁月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他还有没有什么作品和遗物？

1987年中苏关系刚开始回暖。隔阂了二十多年，双方都想做出些重修旧好的姿态。苏联外交部收到函件不敢怠慢，当即转给了苏联作曲家协会。协会收到函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左贞观：本会的那位作曲家不就是华裔，还需要另找人吗？而对于左贞观来说，他少年时代在上海就听过“星海之夜音乐会”，知道冼星海去世的那一年，他刚降生。冼星海是他崇敬的音乐家，寻找先辈的足迹，这项任务他是当仁不让。左贞观说：“仿佛我与冼星海有一种缘分。”他仔细研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提供的大量资料，知道冼星海在苏联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于是他立即动身去了哈萨克斯坦，几乎访遍所有曾接触过冼星海的人，并将冼星海曾经到过的地方都拍了照。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找回了缺失的冼星海第19号作品《哈萨克歌曲集》。在阿拉木图市，他还在冼星海诞辰日那天举办了一场纪念音乐会，中国有关文化代表团和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也出席了音乐会。之后，在莫斯科他也举办了一场同样内容的音乐会。这些经过，他写了《冼星海在苏联》一文发表在《人民音乐》1989年第5期上。我拜读后在想，如果不是左贞观，谁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呢？我们就得组织一个专家小组，配备一位精通俄语也熟悉音乐的译员再加上辅助人员。出国的时间和费用都有局限，专家小组要想在人地两生疏、沟通有障碍的国度里去查访一无头绪的目标，恐怕短时间内未必能顺利完成。所以我后来见到左贞观先生时，对他说：“您当初接下这个任务时，您自己恐怕也未必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您为中国现代音乐史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为中俄文化交流，先从身边做起。他在莫斯科经常组织一些有关中国音乐艺术的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国庆时，他为自己女儿的学校挑选了很多中国乐谱，女儿的同学们高兴地聚集在“友谊之家”举行中国作品音乐会，不仅电视台前往录像，中国驻苏大使馆也派员出席。1995年，徐悲鸿诞辰一百周年时，左贞观也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他还经常举办自己十分喜爱的唐诗宋词配乐朗诵会。他说：“其实，俄国人特别喜欢李白、杜甫，对他们的诗词也很熟悉，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书店里很少有中国的书籍，但唐诗宋词（俄语版）始终有卖。”

1992年，香港著名的雨果唱片公司打电话给左贞观，请他帮忙物色莫斯科优秀的管弦乐团为香港流行歌后齐豫录制她的第5张英语专辑唱片《藏爱的女人》（Love of My Life）。左贞观挑选了莫斯科最优秀的乐手凑在一起录制了这张唱片。唱片发行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获几个国际金唱片奖。左贞观在为雨果挑选乐团的过程中，发现有的水平不够理想，有的又要价太高，于是萌生了自己组建乐团录音的念头，“俄罗斯爱乐乐团”自此正式成立。当时的乐团水平极高，乐手都是莫斯科7个国家级交响乐团里的优秀音乐家。这个拥有80位优秀乐手的乐团，其中有8位“功勋艺术家”和6位国际和全俄音乐比赛获奖者。

俄罗斯爱乐乐团经常在首都莫斯科及俄罗斯各大城市举行音乐会，并定期为莫斯科国家爱乐协会举办专题系列音乐会（左贞观的夫人音乐学家娜塔莉亚·帕纳修克担任音乐会的导赏）。乐团去过不少国家演出，1993年首访日本，获得极高评价；1994年应邀前往欧洲进行巡回演出。至于来中国演出，乐团更是常客了。左贞观还把其他的艺术团体也引荐来中国演出，同时也把中国的顶级乐团和知名艺术家介绍到俄罗斯去演出。他引导乐团排演和录制了《梁祝》及朱践耳、丁善德、王西麟、陈钢、陈培勋、陈永华、黄安伦等许多大陆和港台作曲家的作品。

俄罗斯是音乐家的摇篮，有一大批中国学生在此深造。从1999年至2010年，左贞观每年四五月份都会自己出资租一个音乐厅，为他们举行“莫斯科之春”中国留学生专场音乐会。他让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聚到一起，既演奏中国作品，也演奏西洋作品。这既能让俄罗斯人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也可以展示这些中国学生的专业技巧，一举两得。

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他应邀荣幸地率领俄罗斯爱乐乐团赴港参加了回归典礼演出，两年后，乐团再一次受邀参加澳门回归演出。

1999年，俄罗斯爱乐乐团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举办隆重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国文化部部长等人出席了晚会。当天晚上俄罗斯爱乐乐团同中国音乐家演奏了中国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都是由俄罗斯爱乐乐团在俄国首演的。因此他创建的俄罗斯爱乐乐团在莫斯科有“中国乐团”之称，莫斯科的同行戏称他是“很俄的中国人（оченъ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ц）”。就是在那一年，左贞观因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领域所做的贡献而荣获叶利钦总统授予的“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音乐家。

2005年，普京总统给他颁发了一枚国家级荣誉的“友谊勋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俄中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左贞观获此荣誉真是实至名归——能够在两边都如鱼得水，得心应手，除了这位“很俄的中国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位了。

隔山隔海有知音

左贞观先生写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他虽然16岁就离开故国，故国成了他心底遥不可及的梦，但中国文化已融入在他的心脉中，不可剥离。他把对中国的情感倾注到自己的音乐中。由于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作品既蕴含着浓厚的中国元素，又融入俄罗斯文化的精髓，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极大兴趣。我看到有一份专访挺有意思：一位名叫伊尔玛·拉品士的指挥家说：“有一个事实，左贞观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情况下，总是作曲家追着指挥说：请演奏我的作品吧。我们有一次和左贞观签约，要他为我写一部作品。信不信由你，是我追了他。我说：这是怎么啦？哪有指挥催着作曲家的？你瞧瞧，偏偏对你就这样了。你这是一首精彩的作品《国画》，可说是室内乐的中国画。”左贞观回答说：“我补充一句，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奉您伊尔玛·拉品士之命而写的。谢天谢地，这些作品还都在，如果不是伊尔玛，我就不会写这些作品了。”

左贞观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学期间写的一些之外，还有《大提琴奏鸣曲》（1983）、《李白诗歌3首》（1987）、《中国古诗浪漫曲3首》（1989）、《钢琴小品》（1989）。

他离开中国时年纪还小，居然后来还深入研究过国乐。他在俄罗斯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写过不少介绍中国音乐和音乐生活的文章。有一篇《中国的音乐理论体系“律”》发表在苏联《亚非民族音乐》1987年第5辑上，文中还提到了我国17世纪明代的著名律学家朱载堉，他提出的十二平均律比巴赫还早一个世纪。那些知识是苏联同行们闻所未闻的。

他1990年创作的《汉宫秋月》，在西洋弦乐中加入了中国的传统打击乐器铙、钹、锣、鼓、木鱼，营造出强烈的音响对比。1993年写的一首《五行》更是让中国的打击乐器唱了主角。

1999年，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他还写了一本关于普希金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名叫《普希金的爱情世界》，在中国台湾出版的叫《诗人与爱情》。

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吸收和提炼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写了一首同名小提琴协奏曲，业界人士称这一创作将成为继《梁祝》之后中国民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的又一经典力作。2006年，他又把《小河淌水》改编成一出二幕芭蕾舞剧。剧情大致是这样的：龙宫王子爱上了在高原湖泊边独舞的少女阿薇，而自小与山林为伴的阿泰也想娶阿薇做新娘。少女与王子的相爱让阿泰绝望地点燃山林。族人决定用引来灾难的王子祭奠滇池龙王以祈雨。最后王子化为水，少女也随王子融入滇池成为“睡美人”。有意思的是：舞剧的编导以及出演的50多位舞蹈演员都是俄国人。他们穿上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服装，在俄罗斯爱乐乐团的现场伴奏下，以芭蕾舞的形式演绎了一段中国的民族神话。2006年12月5日，舞剧《小河淌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继而在上海、浙江、云南等地巡演，得到了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响和好评。2009年8月在莫斯科公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中俄建交六十周年的献礼。

2014年，左贞观查阅了许多资料，采访过不少当事人，花了许多年功夫写成的《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一书由圣彼得堡作曲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二十世纪早期到五十年代，流亡到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的俄罗斯侨民音乐家，如齐尔品、阿甫夏洛莫夫、舍甫磋夫、查哈罗夫、阿诺索夫、苏石林等人在从事创作、演出及教学活动时，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了许多贡献。左贞观的这部学术著作正是对这些俄罗斯侨民音乐家在中国开展丰富多彩音乐活动的记录。《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的中文译本2017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并在哈尔滨举行了首发式。

俄罗斯作曲家协会理论刊物《音乐论坛》（Музык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я）有评论说：“作为一位艺术家，左贞观在其创作的思维方式上明显带有东方传统，如其特殊的音色以及对动静的感觉；并且，他很善于模仿中国传统乐器的音响。他的音乐富有魅力，引人入胜，显示了他对和谐与完美的不懈追求。”《莫斯科晚报》（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认为：“左贞观的作品是现代音乐节最佳作品之一，足以为任何一个国际乐坛增光添彩。”苏联作曲家协会理论刊物《苏联音乐》（Советская музыка）评论：“他是找到自己独特创作道路的作曲家，是莫斯科作曲家的成功代表。”

叶绿花红亮硕果

数十年来，他的音乐作品屡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其中，包括1993年他的单乐章管弦乐作品在上海获得国际比赛奖；1996年，他的作品在意大利国际作曲比赛获得第一名等。他参加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现代音乐节，还于1991年与莫斯科的15位作曲家共同建立了“现代音乐协会”。次年，他创建了俄罗斯爱乐乐团。1993年，他和另9位作曲家被邀请加入“俄罗斯音乐与21世纪”俱乐部。

2005年3月11日，在俄罗斯中央艺术宫举行的左贞观作品晚会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谢金莹（译音）称左贞观为“在俄罗斯具有中国传统音乐和创作才华的最权威的专家”，是“居住在国外的最杰出的华人之一”。

我们中央电视台有一档高规格的电视节目：《中华之光》，是国务院新闻办和侨务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文联共同主办，专为表彰全球华人文化精英的。2017年受到表彰的就有我们这位曾荣获“友谊勋章”的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左贞观。他在领奖时表态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向海外传播做得还不够，所以我有责任今后让中国的团体、中国的音乐能在俄罗斯传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和平基金会在2015年授予左贞观先生“和平大使”荣誉称号。获此殊荣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颁发证书上庄重地写着：

没错，左贞观先生当之无愧！

琴瑟和谐传心音

末了，我还想费些笔墨介绍一下左贞观先生的那位贤内助。她是他的大学同学，专业是音乐学。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著名汉学家的女儿——娜塔莉亚·帕纳修克，1999年获得“俄罗斯功勋演员”的称号。目前在莫斯科爱乐协会工作，主要是为少年儿童在音乐会上做音乐导赏，每个月有将近30场的演出。不同年龄的儿童有不同的题目，比如幼年儿童的题目会是《音乐与童话故事》，少年的题目会是《文学与音乐》等等，都是乐队演奏。每周末的上午，她都要去工作，有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有时在柴科夫斯基音乐厅。听众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年前就买好系列票，5场音乐会的票价是120卢布（合人民币32元）。在讲解时，随时与小观众们互动，气氛非常好。左贞观说，很多常年的听众非常喜欢她，经常买鲜花献给她。像这样的音乐讲座在俄罗斯历史悠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平时，俄国的孩子经常从小就由家长、老师带着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看芭蕾（听他说到这里，我心里羡慕得要死）。

左贞观有两个女儿，好像都不住在一起。大女儿叶甫根尼雅（昵称：任尼雅）是在列宁格勒上的大学。她现在是位很有名气的话剧、电影、电视剧和配音演员，也做过电视台主持人和采访记者。2006年获“俄罗斯功勋演员”称号。小女儿玛雅，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理论，同时在国际学院学艺术管理，毕业获得双学位。美国的大学从12名硕士生里相中了她，给了她全额奖学金赴美国深造。学成回国后，在苏联著名电影导演尼基塔·米哈尔柯夫（影片《烈日灼人》《十二怒汉》《西伯利亚理发师》等）身边担任导演助理。

“这是令人羡慕的一家。每个人都醉心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都在努力营造着一个美的世界。衷心祝福我们这位亲密的朋友——这位“很‘俄’的中国人”。

完稿于2018年12月24日
刊于《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国际文化版